文化安全的三个辩证关系
时间：2021-02-05 07:56: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不仅涉及文化主权和文化实力，而且涵盖文化沟通与社会整合。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时，需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基本的辩证关系：身份的自治与联系、身份的统一与多元以及身份的稳定与变化。国家若要有效保障文化安全，既要强调身份的自治权，又要关注地方与国际社会的意愿，在理性运用权力、努力积累共识的基础上，建构积极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安全共同体。国家在发展统一性之时，应为族群文化开辟生存空间，保障它们的文化权利与社会公正，缓解民族张力，促进社会融合。国家在维护身份的稳定性时，不仅要注重传统的延续，而且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增进民族自信及其国家认同的感召力。
关键词：文化安全；国家身份；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8-0038-08
作者简介：
戴晓东，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235）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维。目前，有四种观点：（1）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安全；（2）文化安全是指国家软实力的强大与否；（3）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创造力与竞争力的发展状况；（4）文化安全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①。文化主权论的焦点在于国家选择与主导文化价值的政治逻辑——文化权力。它在剖析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等现象时较为有力，但难以解释由于文化凝聚力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分裂所形成的文化安全困境，也没有触及国家与世界的沟通层面。从软实力来解读文化安全的视角，虽然比文化主权论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但其要旨仍然是文化权力，轻视国家文化安全中民族认同与文化交流因素。软实力是“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力量，它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实力等②。第三种视角侧重文化自身的力量，理性地审视文化兴衰的内在动因，但未能充分揭示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密切互动。相比之下，第四种视角更全面地抓住了文化安全的本质。文化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时，往往形成一种“认同结构”，从而实现自身的整合及其对“他性”的识别③。国家文化安全不仅涉及文化主权与文化实力，而且涵盖文化沟通与社会融合。本文拟从文化安全是身份与认同的安全这一假设出发，分析国家需要妥善处理的三个基本辩证关系。
一、国家身份的自治与联系
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自由、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然而，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同内部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国家产生关联。一方面国家认同涉及“主格我们”的群体感受；另一方面，它也只是“相似”单位在国际体系中的相互承认与互动［美］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重访“民族”：探讨新现实主义中的认同？》，载［美］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身份的自治与联系是国家维护文化安全时需要妥善处理的基本的辩证关系之一。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12页。
。其中，“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主要是指国家的独特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能是族群血缘或语言文化，也可能是社会与政治制度；当这种独特性被大多数国民所认同时，就成为国家身份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国家身份的自治意味着国家是独立的行为体，享有自我选择文化价值与行为模式的权利，按照自己的逻辑与意愿建构国家认同。汤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一个文化只代表一个集体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在现代思想史上极具重要性，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主旨：它默认各个文化均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利，即到底怎么生活才算合理，只能由生活于该文化之中的人自行判断，他人不得置喙［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唯有当国家身份建立在独立的意志之上，真实地体现它的文化特性时，社会的发展才会有意义。在现实中，任何国家如果不是有意识地、主动地参与自我身份的界定，就等于放弃了为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作辩护的机会；在国际社会中自我表述与自我定义的最佳形态不是文化，而是法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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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过程中始终要维护身份的自治权，因为它的自主性一直面临内部与外部力量的竞争与挑战，其生存与成功都有赖于创造和维护民族认同的合法性［美］J.安·蒂克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认同：女性视角》，［美］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第211-212页。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作为国际社会合法的成员，国家获得“对外独立”与“对内统治”的至高地位。在传统的国际政治中，国家是唯一合法的行为体，享有绝对主权。当今，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边界，国家主权的相对性逐渐显现。与此同时，次国家、超国家和其他一些非国家组织的力量正不断上升，挤压着国家的影响范围。然而，在较长时期内，各种跨国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还很难取代国家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与公民资格相联系的权利仍然在国家层面上行使，国家依然是各国公民维护其合法权益最有力、最可靠的保障；国际法中的国家也没有实质性变化［日］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戚渊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8页。
。文化安全涉及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国际体系的非对称性决定了文化问题的非中立性。主权让渡和全球治理等思想虽然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却有可能为强国干涉别国内政，推行文化霸权提供借口。全球化为许多外围国家创造了发展机遇，削弱了中心国家的优势，但并未彻底改变弱者受到压制的不利地位。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权力因素仍然至关重要，权力的分配决定文化交往的方式与后果。事实表明，中心国家一直都在刻意制定世界文化的标准、秩序与法则，对全球文化与世界主义理想的追求不断地被强权政治所破坏［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尽管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在自我调控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目前还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合作模式，能够根据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把跨国交往引上正常的轨道；各国在利益的协调与竞争中不能依靠世界政府或超国家等组织形式，而必须仰仗主权国家的自主性、自觉性与独特性［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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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坚持身份自治之时，需要关注国内社会群体，特别是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国家身份的建构始于内部成员的自我定义，主要通过官僚融合（bureaucratic incorporation）和本土动员（vernacular mobilization）的途径来实现。官僚融合是指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行政机构、司法体系、教育和通讯网络等手段进行文化同化和政治整合的过程；本土动员则主要指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古老的族裔传统，使它转化为民族文化，同时为国家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过程参见［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74-77、104-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