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卫《辽金钱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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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有幸得读李卫先生的专著《辽金钱币》(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颇有感受,今择其要者,记录于下。
一、关于辽钱
辽是北方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建国于907年,即唐末五代之初。辽钱和唐、宋钱币血脉相通,它和唐、宋钱币一样,亦分为正用品和非正用品两大类。正用品是正式以货币的名义铸造和发行的钱币,是辽钱的主体。非正用品是由辽代的货币文化衍生出来的各种钱币,它们不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有着各自不同的用途。
1.辽钱正用品
辽钱的正用品主要是年号钱,而且多是当一的平钱。我在1994年发表的拙文《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中,讨论的便是辽钱的正用品。在那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出,“辽统治者决定铸年号钱,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显示一种权力,出于一种与外部抗争的心理。”因此,辽铸钱的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大于实用价值。这种理念,不仅是辽早期统治者的思想,而是通辽之史,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思想,即使是重熙(1032—1055年)以后,辽钱的铸额大大增加,但市场交易所用的货币,主要的仍是宋钱。通辽之史,从来没有拒绝使用中原地区的货币,不仅没有“拒绝”,相反,是想方设法引进中原地区的货币。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赞同李卫在书中提出的观点:辽实行“改元即铸钱”的货币政策。
如果这样的认识成立,那么,在我国,“改元即铸钱”的货币政策,不是起于唐,也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辽。因为唐朝虽然已经铸有年号钱,但並未成为定制,整个唐朝主要的行用货币是“开元通宝”钱,而“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宋初承继唐制,铸行“宋元通宝”钱,是国号钱。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才始铸“太平通宝”年号钱,而北宋真正推行年号钱制度则是太宗淳化年(990—994)以后的事情,即公元十世纪末叶以后的事情。辽推行年号钱制度,则是早在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朝的年号钱制度,不仅是受唐的影响,或许更多的是受辽的影响。
那么,实行年号钱制度,是不是每改一次年号,就必定会改铸新的年号钱呢?倒也未必。因为在大政方案的前提之下,也会遇到事先没有考虑到的特殊情况,或者临时性的突发事件。譬如北宋在推行年号钱制度期间,就出现过变异:真宗乾兴(1022)的年号钱,至今未见,或许是因为真宗改元乾兴以后,不久便驾崩,故未及铸钱。仁宗宝元年间(1038—1039),铸的是“皇宋通宝”国号钱,也没有新铸年号钱,而且“皇宋通宝”钱在宝元以后继续铸行,一直延续到康定(1040)、庆历(1041—1048)、皇祐(1049—1053)年间,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康定年号钱只有一些地区性的铁钱,而未见铜钱;庆历年号钱只有当十大钱,亦未见当时主要流通使用的当一的小平钱;皇祐则至今未见年号钱。当然,辽的情况和北宋有所不同,北宋铸钱主要是为了实用,辽钱则更注重于政治目的,基于这样的情况,辽铸年号钱的制度,应该会实施得更加坚决。
十六年前,我在写《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时,尚未见到过神册、大同、乾亨等年号的辽钱。这些年适逢收藏盛世,其中自然也包括钱币的收藏。收藏热带动了两股热浪,一是推动了寻觅钱币、挖掘钱币的风气,其声势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在这里不想评议这样的举措是否妥当,但就钱币学研究、货币史研究而言,我们这一代的确是赶上了机遇,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品,时有出土,它们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资料,为我们对历史真实的了解和理解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李卫抓住了这个机遇,他借工作之便,经常深入辽金腹地,掌握了不少关于辽金钱币的信息和资料,在他的书里收录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新品,也因此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新的看法。
收藏热,同时也带来了伪造热。清乾、嘉时期是这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这样,当今更是这样。而且随着新的钱币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对钱币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钱币作伪的程度也在提高。凡是钱币中的名誉品、小名誉品,当今市场几乎都有仿制的伪品,甚至本来没有的所谓的“新品”,也会冒出来,还会编造出它们“出土”的活灵活现的故事情节。虽然它们中的多数是容易识破的,但也不乏有作伪程度很高的假钱,几乎可以乱真。辽金钱币也是这样,其中的确有新出土、新发现的珍品,但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这样的新品、珍品的实际品种、实际数量是极少的,而混杂其间的大量的是冒牌的假钱。这就为我们的征集和研究增加了困难,为去伪存真增加了难度。所以现在的形势,既是机遇,又是陷阱重重,机遇不可放过,陷阱必需严防,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其实,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真正作伪的高手,只是少数几个人,甚至就是一、两个人,他们作伪的手法也应该基本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高仿的伪品集中到一起,就会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制作的钱币,居然会是同一个面孔(一样的制作风格),穿着同样的服饰(一样的锈色),于是便可以不攻自破,露出它们的庐山真面目。我们只要认真解剖其中的一枚,或者几枚,便可以举一反三,提高我们的辨识能力。
辽钱和其它古钱相比而言,有其特有的制作风格。同时,辽钱的制作特征和钱文书法,又是逐步形成,发展,调整和成熟的,所以每个时期,每一种辽钱,在大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又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征。在辽早期的钱币中,“天赞通宝”(922—926年)钱的制作特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天赞通宝”钱的“赞”字,“贝”部上面是两个“夫”字,而不是两个“先”字;“天赞通宝”钱的“通”字,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古钱学家称之为虎尾通。所以会有这样的桂冠,是因为“天赞通宝”钱的“通”字的走之尾部有一个高高翘起的大尾巴。1985年,在辽宁博物馆,我曾见过李佐贤先生旧藏的“天赞通宝”钱,其“通”字走之的尾巴真的是高高翘起,而且是弯曲上升的,因为特别,所以印象极深。虎尾通的书法,应是源于唐“开元通宝”钱“通”字的写法,只是大大地夸张了。天赞以后的辽钱,“通”字的写法,走之的尾巴虽然还会有翘起的,但决无再有天赞钱那样的夸张的个性。天赞钱不仅钱文书法和它以后的辽钱不同,而且钱体制作,轮廓阔狭,文字布局等等,都和后来的辽钱有比较大的区别。天显(926—938年)以后,辽钱才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但“天显通宝”钱的“显”字,钱文书写非常别致,紧接着“会同通宝”钱(938—947年)的“会”字,“天禄通宝”钱(947—951年)的“禄”字,“应历通宝”钱(951—969年)的“历”字,钱文的书写又连续出现“借笔”现象,又形成了这一时期辽钱的个性特征(详见拙文《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总之,不同时期的辽钱,虽然它们的总体风格相似,但都会有它们各自的个性和特点,钱币学家既要掌握它们共同的制作风格,又要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在辽钱鉴定和研究上步入自由王国,不被假相所迷惑。
2.辽钱非正用品
辽钱的非正用品,多和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取材、形制、铸造工艺等多和正用品雷同,但它们不是货币,不能行使货币的职能。综观非正用品辽钱,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吉语钱。辽的吉语钱,多为大钱,诸如“天朝万顺”、“千秋万岁”、“神册万年”等等。吉语钱的钱文有汉文,也有契丹文;契丹钱文中,又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契丹文钱中还会有阴刻的契丹钱文。辽的吉语钱,除铜铸者外,也见有金、银制作的,但为数极少,遗存至今者更少。吉语大钱多数制作精良,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版式多变。这些上乘的吉语大钱,应是当时上层社会,甚至是皇室的用品,有的或许和祭祀等重大活动有关。
二是国号年号钱。如“大辽天庆”钱。此类钱数量不多,亦都是大钱,制作精良,也应是皇室专门的用品。
三是记年钱。如“清宁二年”、“大康六年”等。1972年9月,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屯的1号辽墓(此地今已归属内蒙古管辖),发掘并出土了一枚“大康六年”大钱,这枚钱当然不会是作为货币殉葬的,而是为了标明墓主人下葬时间的一枚瘗钱。这枚钱制作精整,没有使用痕跡,应属殉葬的专门用品。
四是陶质冥钱。李卫书中列有“保宁通宝”、“大安元宝”等陶质年号小钱。要为死者殉葬冥钱,是我国的传统民俗,只是每个时期、每个地区会有不同材质、不同制作风格的冥钱,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五是所谓的“巡贴”钱。如“百贴之宝”、“千贴巡宝”等。前辈古钱学家对此已有论及,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只能有待确凿的新资料,再做分析研究。
六是庙宇钱。多为铜质年号小钱,一般都小于正式发行的年号钱。庙宇钱盛行于元代,甚至可以在地方上行使某些货币的职能,成为元钱的一大特色。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可以知道,庙宇钱应是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以降,渐成风气,辽时的铜质年号庙宇小钱,或已具备元时庙宇钱的某些特性,但对此,还缺乏更多的资料依据,我在这里要专门提出来,希望引起辽钱收藏者和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以便取得更多的实物佐证和研究成果。
二、关于金钱
金是北方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建国于1115年,即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25年灭辽,1127年虏徽、钦二帝,同年赵构南逃,开启南宋政权,于是形成了金与南宋、西夏对峙的局面。
金的货币制度和钱币文化,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宋钱的制度和中原的文化。北宋发行使用纸币,金于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起,也开始发行纸币——交钞,並逐步成为主要通货。在纸币使用的实践中,还有所改革和发展,譬如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取消交钞七年为界的限期,从此交钞不再换界,成为永久通行的货币。
两宋用银已经相当普遍,白银的贮藏手段,大额支付手段,和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已经突显。金也采纳了这样的制度,不仅接纳宋铸的银锭,而且仿照宋锭的器形,铸造自己的银锭。开始,金地铸造的银锭,均为五十两大锭,民间使用时,可以截成小块。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铸行承安宝货银锭,史载: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白银货币分等铸造,大大便于流通使用,在我国白银货币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一个重大的进步。
金铸的方孔圆钱,也一样继承了宋钱的制度,而且把宋钱文化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是,金也铸年号钱,而且都是汉字钱文。金在正隆、大定年间(1156—1189)铸钱数量颇多,故遗存至今者亦多,但别的年号钱却铸得不多,遗存亦少,有的甚至未见实物遗存,也可能有的年号本来就没有铸钱,因为当时纸币已经成为主要通货,白银的使用也已非常普遍。二是,金钱讲究钱文的书法艺术,金钱的钱文应该都是出于书法大家之手,再加上铸造工艺的精湛,所以它完全可与宋钱比美。同时代的西夏钱也铸造得十分精良,它们形成了共同的时代特征。三是,金钱也有“对钱”,从刘豫的阜昌钱(1130—1137年)开始,金的年号钱往往用不同书体的钱文同时铸钱。与宋钱不同的是,宋的“对钱”制度一般是以篆书钱文者为主,再配置以楷书、行书或隶书等别的书体的钱文,而金的“对钱”则是以楷书钱文者为主,再配置以篆书书体的钱文。四是,金钱不仅有当一的小平钱,同时也铸当二以上的大钱,这或许是受北宋徽宗崇宁、大观(1102—1110年)钱制的影响,但每个时期,钱币的分等似乎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读李卫的《辽金钱币》,对金钱的认识有两点启迪,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关于“承安宝货”。我对“承安宝货”的认识,有过反复的过程。年青时自然是接受前辈的成果,对“承安宝货”方孔圆钱的铸造和存在,不存怀疑。1985年,黑龙江阿城地区出土承安宝货银锭並得到认可,我为之兴奋,在这样兴奋的冲击下,曾经对承安宝货方孔圆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在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我也曾表白过这样的看法。现在读李卫的书和书中所录的“承安宝货”方孔圆钱拓本,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于是又重读了丁福保先生的《古钱大词典》和《历代古钱图说》等钱谱所录钱拓,其中“承安宝货”方孔圆钱的制作,的确具有金朝铸钱的时代气息,所以不应该把金章宗承安年间(1196—1200年)铸“承安宝货”方孔圆钱,和承安二年(1197)发行承安宝货银锭对立起来,方孔圆钱和白银货币,本来就是两个系列,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据说“承安宝货”方孔圆钱,不仅铸有铜钱,也还铸有银钱。
二是关于“泰和通宝”、“泰和重宝”。李卫书中收录了一枚“泰和通宝”篆书小平钱,是钱和楷书小平钱可以配对,天衣无缝,和篆书“重宝”大钱也如出一辙,其精神气息,令人叹服。由此可见,金“泰和”年号钱(1201—1208年)的钱文,应该有楷书和篆书两种书体,是“对钱”制度的继续,只是除小平和当十大钱外,至今尚未得见泰和折二、折三、折五的篆书钱遗存。由此我还想到,在2002年,曾有幸得见黑龙江友人收藏的一枚篆书“泰和重宝”银质大钱,其制作和精神面貌亦和篆书重宝铜质大钱完全一致,真正可谓精美绝伦。所以泰和年间除铸有铜钱外,也还铸有银钱,只是铸额不多,故遗存更少。
(责任编辑 高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