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学者吴秋辉

吴秋辉（1876—1927），名桂华，字秋辉，山东临清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一生命运多舛，郁郁不得意，故自号“侘傺生”，并以侘傺为轩名。

《临清县志》载，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宣统末年（1911）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校，毕业之际考获官费留日资格，但因眇一目，被以“有碍观瞻”为名而被取消，此后即回籍办教育事业。民国二年（1913）任山东齐民报馆主笔；十年（1921）转任京兆尹公署秘书，又任北京民主报馆主撰；十五年（1926）任山东齐鲁大学经学教员，其间还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并给冯玉祥将军讲授过诗歌。吴秋辉一生中举凡诸子百家之书，天文、地理、术数、理化之学，无不博览详究，有所创建。

先生初以诗赋词章知名于世，著有《侘傺轩诗词》。民国六年（1917）后，先生始治《楚辞》，发现其中多有错误讹谬，即著《楚辞正误》以正视听。后又考查古韵，纠谬辨伪，著《三百篇通义》。自此，吴先生逐渐放弃了词章生活而致力于经史。他以发扬古代文明为己任，矢志要“在古代文明史上开一新纪元，而在学术史上起一大革命”。民国十一年（1922），吴秋辉在济南赁一小楼自居，甘老牖下。他旅况萧条，身无长物，卧榻而外，惟典籍数卷，笔砚数件而已。他遍览群经，讨论古史，研精探微，心解神契，踌躇自乐，不与时人通往来。民国十三年（1924）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请吴秋辉讲经学。吴先生驳斥先儒，独标新义，义理考据皆高出前人之上，由是时论大哗，先生之学渐知于世。

狂傲学术界

吴秋辉先生很欣赏苏格拉底“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他自己也常自负地说：“孔子无常师，我则无师。”而且也不愿意为人师。他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是缓慢的，甚至有时处于“立正”状态，停滞不前，其原因皆缘于师承。他说，尧以是传给舜，舜以是传给禹……继而传给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被传的人谨遵先师遗言，不敢稍有异议。否则，便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更可悲的是，这些人还往往不思进取，妄自菲薄。因之，中国的学术界只能是漆黑一团，永远不能大放光明。他主张铲除奴性，恢复自我，不要怕别人说你怪诞和不合时宜甚至狂妄，并身体力行之。他认为那些甘心拜倒在古人权威脚下的人，是一群没有独立性格的奴才，他们生在世上都是多余的。他对任何人的著作都给予无情的批评，专打圣人先贤的耳光。王国维、罗振玉、康有为、胡适等皆挨过他的板子。清末民初，罗振玉和王国维是研究钟鼎甲骨的名流和权威，但吴秋辉却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只是做了第一步的收集工作，并不见得有多高明。日本学者高田忠周积四十年心血，写成一部有关《说文》的巨著——《古籀篇》。有人问吴秋辉对此书的评价。他评论说，高田忠周的著作和罗、王的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个人独见，不要被他的“大部头”唬住。

胡适号称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学。他说孔子以前，《易经》只是卜筮的书，孔子以后，它才成为哲学的书。吴秋辉认为，《易经》只是一部算卦的书。孔子说到《易经》，也并未承认它是哲学的书。孔子原不是一个哲学家，不要随便把哲学家的帽子硬戴在他的头上。《易经》成为现在的模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无数人的补充与修正。卦最初可能只有阴阳两种符号：一是阳画“—”，二是阴画“--”，是先人用来决疑的。就像现在人们对一件事情犹豫不决时，用一个铜元的两面来决定或“拈阄”一样。这在古代并无迷信的意味，只是借此来解决人事上的纠纷。《易经》中有“利涉大川”、“利伐鬼方”的文句，是先有“涉大川”、“伐鬼方”的提议，大家的意见一时不能决定，于是问之于“卜”，卜的结果，认为“可以涉”、“可以伐”，大家就下决心去做了。后人因为将经过“占卜”后的成败归于命运的穷通，因此，人们产生了许多“侥幸”和“自暴自弃”的心理，“占卜”也带上了迷信色彩。后来由于人们的思想由简单而复杂，便又衍生出了“两仪”、“四象”、“八卦”等等，一直到六十四卦不能再变。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又拿文字来解释这些符号，以致越来越复杂甚至滑稽。由卜筮的作用，进而为政治的作用，又进而为一切人事的作用。所谓“十翼”出来后，胡适先生便认为有哲学的意味了。

吴秋辉先生对孔子“赞易”、“作十翼”之说不屑一顾，他甚至说孔子对《易经》并无研究。孔子“韦编三绝”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论语》中记载孔子和《易经》发生关系的，只有两条：“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其一在古论上，是“五十以学”为句，“易”字作“亦”，属下读。如果以古论为是，那么这便和《易经》毫无关系。其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是《易经·恒卦》的爻词，孔子引此二句，仅仅加了一句“不占而已矣”的断语。从这“不占”的断语中，可以看出孔子是承认《易经》有占卜作用的。但必须有占卜价值的事情，才可占卜，否则“二三其德”的人，就容易受到羞辱。譬如行窃的人去占卜能不能偷到人家的财产，这样的事情，就不必去占卜了。

关于孔子“作十翼”，吴秋辉认为，“十翼”的文体，都是春秋以后的文体。因为《论语》的文体比起“十翼”的文体要简古得多。《论语》的成书，应在冉由、曾生之后，那么文体芜杂的“十翼”就必然更在《论语》成书之后了，孔子又何得而赞之呢？再者，春秋时代还没有个人的著述，《老子》大约是出于战国人的手笔。儒家的《孟子》，开口便称“孟子曰”，也不像孟轲自己的著作。儒家到了荀卿，才有个人的著述，怎能说春秋时代的孔子已开始作“十翼”了呢？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古文字、古器物学家王敦化先生，字熙如，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师从吴秋辉先生。他生前曾回忆说，1924年，著名学者胡适到济南讲《诗经》，礼遇甚隆。全城遍贴海报，发售门票。吴先生闻悉后，于前一晚到胡先生下榻的济南最大的“津浦大旅馆”造访，二人单独晤谈约两个小时。及吴先生辞出后，胡先生即嘱旅馆订票，于翌晨乘火车返京，断然取消了这次演讲。济南学界对吴、胡二人谈话内容虽不甚了了，然皆知吴秋辉对《诗经》的造诣非常，胡先生非其对手。故当时传闻，胡先生一夕闻道，自惭弄斧班门，遂偃旗息鼓，决然北还，此不失为胡先生保全面子的明智之举。而且胡适先生曾借阅吴秋辉手稿，至今尚有一部分没有归还。久居济南的著名学者冀蔚怀先生对吴秋辉先生的著作素有研究，对以上王敦化先生所言也予以首肯，时冀老正于济南读中学。

纠《说文》，治《楚辞》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体例较完备、收罗较完整的字典，其“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最重要的根据”。人能识古字，然后能读古书。吴秋辉治国学之始，也和其他学者一样，将《说文》作为工具，并通读了汉以后历代与《说文》有关的所有著述。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吴秋辉不是对古圣先贤毕恭毕敬，将其衣钵毫无保留地全盘继承，视为金科玉律，而是以挑剔、怀疑的目光去读这些书。可以说，《说文》已不再是他治学的工具，而成为他研究的对象，并因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学观点。

吴秋辉认为，中国文字虽是象形文字，但却“以抽象为原则”，“中国文字之精妙，全在乎此”。他指出，古文之于古人，并不是难识难懂，“初不必若后人之逐一研求，但熟悉六书之法，举无不若网在纲，触目可辨。古来妇孺胥解讴吟，虞舆亦知讽谏，非其才有独绝，其道得也”。古文之于今人，则难识难懂。难懂在于“上古字少，一字每兼数义”，难识在于“非后人失其音义，即懵然于其蜕变之迹”，但“绝无有但行于古，后世遂泯然绝迹之事”。

在吴秋辉看来，秦朝以前的书籍都是用古文写成的，这些古文应该和金文、甲骨文是同一种文字。众所周知，秦始皇将文字统一为“小篆”。可见，秦以前的文字是杂然并陈，写法不一，而且金文、甲骨文本身也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以及传播的原因，同一文字符号也会有不同的写法，加之甲骨文译钟鼎，各国文字互译，大篆译小篆，小篆译汉隶。这样侥幸逃过秦始皇焚书的大火而流传下来的，到了东汉时的许慎，毫无疑问便是传抄译本了。如此译来译去，出现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吴秋辉说：“古书之流传，胥赖手抄，得风原本甚难，故讹变特易。许氏之所本者，虽为壁中书，实则壁中书初亦不必然也。”许慎据此作《说文》其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吴秋辉认定《说文》并不完全可靠的原因之一。

吴秋辉推断，《说文》所收之古文，“最古者，亦不过极于中古时代而止，故其文已局于间架”。篆书“是秦人所行一种文字，初不必尽有当于古文。世多以为古文隶书之间，别有篆书之一阶段，实未经深考之谈也”。他认为，篆书至汉已基本为隶书所取代，“惟初试为吏时一讽诵之，故篆书之传讹特甚”，而且秦代篆书与《说文》所载汉代篆书在写法上也有所不同，汉人作篆，“故意屈曲，回旋作势”，逆文字日趋于简之演化进程而趋于繁，且多有臆造，许慎订正篆书的目的并未达到，而《说文》又是“根据篆文的字形说解”，此可谓一错再错，所以《说文》所存之古文，有的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有的则根本出于臆造。于古文不甚了然，而欲探其本义，这是《说文》谬误百出的原因之二。

原因之三，在于语音。语音和字形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吴秋辉认为：“语音乃代有转变者，不唯此古与彼古不同，即同一时代，而因地域上之关系故，彼此亦不能无稍异。此就《三百篇》考之即可得。”《说文》有不少字的古文不能照汉以后的字音去读，如“华”字，古音如“胡”，等等。

原因之四，在于《说文》“强以今文上合古文”，此考古之大弊。吴秋辉说：“时代几经转变，往往古文之甲，适同于今文之乙，使必固执乙之义意，以上合于甲，终将无望其能通矣。”如古文“中”字，适为今“仲”字，而古文实别有“中”字。

吴秋辉指出，古文创制之初，于“六书”只有象形、假借，至虞舜仓颉造字，又有指事、会意，“时至商周间……又形成有两大部分之新例……则转注、形声是也。二者之用本相反，而其结果则从同。故前人往往误合为一。即在今人言之，亦无从一一为之区画清楚。无惑乎许氏作《说文解字》不知转注之义例，而误以伦理学上之循环定义当之也（循环定义，乃伦理学上之大忌，如甲者乙也，乙者甲也。二字互相推诿，终于全无义意。许氏之所谓‘考者老也’、‘老者考也’，例正如此）”。此外，还有“踞者蹲也”、“蹲者踞也”，等等。不知“六书”之义旨，是《说文》致误原因之四。

关于《说文》致误原因还有不少。研究的结果，吴秋辉说，汉以后研究《说文》的学者都被许慎骗了，就连自认为是经学家、文学家的章太炎也被许慎骗了。

吴秋辉先生治《楚辞》，始于一次偶然。民国六年（1917）夏，他旅寓济南，无所事事，寂寥特甚。正好有一个朋友携新购《楚辞集注》来访，吴先生便将书留下来，借以打发时光。其实，书中有许多诗句吴先生都能背诵下来，但这一次的阅读，却使他发现不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东西。他发现《楚辞》有许多字讲不通，还有许多字音不能照汉以后的音法去读。前者如《离骚》中“九疑纷其并御”，“御”误为“迎”；“求矩雉之所周”，“周”误为“同”。后者如《天问》中“会朝清明”，误为“会晁请盟”；“妖夫曳率”，“率”误为“衒”；“黑水交趾”，“交”误为“玄”等等。吴秋辉认为，《楚辞》原系古文，汉景帝时淮南王刘安将其译为今文。汉行隶书，对小篆中的有些字不能正确辨识，而比附推测的结果是十有八九不能与古文相合。

《诗经》妙解

吴秋辉对《诗经》的研究是系统深入的。他废寝忘食，跑古董铺、跑旧书坊、跑世家大宅……越研究越不满意，怀疑也越大。研究的结果——他对所有注《诗》人的见解都不赞成。他发现《诗经》三百篇，几乎没有一篇无问题：原文的误谈，注释的错误，“转注”、“假借”的胡写乱写，各国方言的以讹传讹等甚多。人们都说孔子是删《诗》的，而吴秋辉却认为孔子是增《诗》的。《诗经》本来只有三百篇，而现在人们看到有三百零五篇。这多出来的五篇，便是孔子增加的。因为孔子是商的后人，为保持其宗庙之乐，故而增加了“商颂”五篇。

吴秋辉认为，《诗经》中有不少“帮闲”的字，不是整个字的帮闲，而是一个字的偏旁或部首的帮闲。《关雎》这首诗是《诗经》的首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谓是妇孺皆知。而“雎鸠”到底指的是什么鸟儿，多少年来都莫衷一是，或曰是鸳鸯，或曰是鸷鸟，或干脆说是不知名的水鸟。吴秋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数千年来的大儒学者没有一个真正弄明白“雎鸠”是什么鸟的。而弄不清“雎鸠”这一名实，就休想搞明白这首诗的奥妙所在，更谈不上真正理解这首诗。若说“雎鸠”是水鸟，吴先生认为水鸟有那么多种，到底是哪一种呢？若说“雎鸠”是鸳鸯，吴先生认为也不对，他说鸳鸯太狎昵了，怎么配比“君子”和“淑女”呢？若说“雎鸠”是鸷鸟，吴先生说这更不对，鸷鸟是鹰雕鹫鸢之类，这类鸟以凶悍残暴著称，和“君子”、“淑女”的德性差得更远了。吴先生为此查阅了许多资料，反复对比研究，最后断定“鸠”是一个普通名词，“雎”是一个形容词，且只是“雎”字的左旁“且”字是形容词。“且”是“祖”的古字，是“大”的意思。而“雎”字的右旁“隹”字就是帮闲的摆设。“雎鸠”只是形态上的复词，与“鸳鸯”、“鹭鸶”等形成形式上的相同。“雎鸠”就是大鸠，就是“鸠类”中最大的鸟，它就是鸿雁。因为雁的特性是雌雄不肯乱配，雁群中如发现有孤雁，那便是寡妇或鳏夫，可见它们的爱情非常真挚。所以，拿这种鸟来比“君子”和“淑女”，就恰如其分，非常贴切。

再如，“参差荇菜”的“荇菜”，其“荇”字也可依此类推。朱熹把“荇菜”分为两种东西看，说“荇”是“接与”，世上哪有这种草名呢？从下句“左右流之”来看，应是一种参差不齐、生于水中又被水冲得摇摆不定的草。所以“荇”应作“行”解，是“动”的意思，它头上的草帽，是作者故意给它戴上去的。

《诗经》中还有不少拼音字，它们或把一字分为两字写，或两字合为一字写。《芣苡》是《诗经》中的一篇，历代的学者都认为，“芣苡”是“车前子”，而吴先生却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车前子是一种药名，服之可利小便、治难产，难道古代的妇女都是小便不利吗？都生不出孩子来吗？果真如此，那这首诗也就诗意全无了。而且车前子颗粒很小，是不容易“薄言采之”、“薄言掇之”、“薄言袺之”的。吴先生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芣苡”进行研究后发现，“芣苡”就是“非”字的切音。“非”是一种草，俗名“三棱草”，根小易拔，其用途广泛，可编成“扉（门）”、编成“匪（筐）”，而且易于“采”。这样农家妇女到田间去拔“非”这种草来编织日常用的东西就容易让人接受了，而且可以让人们从诗中体会到她们在劳动时的欢快。至于为什么不直说“采采非”，而说“采采芣苡”，则是诗的要求所致，因诗讲求形式美；如果给它谱上曲唱起来，也会舒服得多。

“芣苡”是把一字分为两字写，而“薄澣我衣”的“薄”字，则是两字合为一字写。“薄”字是“不要”二字的切音，其意义就作“不要”二字讲，“薄澣我衣”就是“不要洗我的衣服”，是心口想念的一种口语。

更有趣的是，吴秋辉先生对《诗经》中“风”、“雅”、“颂”的解释也和前人不同。他认为，“风”就是刮风，借风来同情人，并不是什么德政教化的意思。风之为物很普遍，但受风的对象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用手和用席子遮风，感觉到的风力大小就不一样；而你若蹲在地窖里，就感觉不到风，风就与你无关。《关雎》刮的是恋爱风，害相思病的人读了就可能会飘摇欲倒；正常人看了后，也不过淡淡一笑；而不懂两性关系的人看了，就不明白说的是什么。“雅”就是“乌鸦”的“鸦”。“雅者正也”、“雅者夏也”系有关政事和大夏乐章的看法，则是过事夸张者所为。乌鸦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不禁哑哑哀啼，而老百姓流离失所、不得温饱的时候，也会呼号呐喊。“雅”诗和“风”诗的作用没有什么不同，都在于感人。“颂”是古代祭神时用的诗。为了便于舞蹈和有节奏，“颂”诗一般句法不整。“巫”是祭神的专家，他们都能歌善舞。

吴秋辉先生对《诗经》中“比”、“赋”、“兴”的见解也很别致，并将此理论推延到所有古体诗。他认为，“比”即是以他物比此物，一比到底，处处影射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事物），按写文章来说，就是从反面立言。“赋”就是直陈其事，不拐弯抹角，为了什么就说什么，和“比”相反，就是从正面立论。“兴”—“比”和“赋”相加（前比＋后赋＝兴）就是兴体。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兴”。“兴”最难懂，奥妙也最深。《诗经》中的诗，大多属于此类。遗憾的是，前人都把“兴”错解了，甚至朱熹也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认为“兴不取义”。孔子让人们从《诗经》中多识别草木鸟兽的名字，并不是让人们在读《诗经》时去研究“博物学”，而是要进一步去识别这些草木鸟兽所具有的属性和特质。

此外，吴秋辉先生对《诗经》中“南有乔木”、“桃之夭夭”等的解释也是语语惊人、令人回味的。

致函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著名学者。他不但学贯中西，而且虚怀若谷，在当时的学术界以宽容大度、与人友善而闻名。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高足，他从康氏口中对吴秋辉已早有耳闻。而且，在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兼国学研究院院长期间，曾有一学生赠他一册吴秋辉著的《学文溯源》，“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吴秋辉一生贫困，但著述却颇为宏富。除《学文溯源》（二卷）外，尚有《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古史钩沉》、《齐鲁方言存古》、《三百篇古物今名考》、《毛诗正误》、《楚辞正误》等数十种，但均未印行。吴秋辉晚年生计日困，在历下学者张默生、栾调甫的劝说和帮助下，他致函梁任公，述其治学经过，并呈上近著数篇，希望梁任公能为出版自己的著作助一臂之力。信发出后仅四天，即得到了梁任公的复函。复函对吴秋辉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认为“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谋全部分公之天下。若剞劂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不过遗憾的是，自己的信发出后，生性狂怪的吴秋辉又动摇了，竟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节，从而失去了出版自己著作的良机。但爱才心切的梁启超对此不以为意，又派员专请吴秋辉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1929年被撤销。四年中只有梁启超（兼院长）、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由此足可见梁启超对吴秋辉之器重。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研究院也礼聘吴秋辉任导师兼教授。吴秋辉因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世迥异，尽管生活极为困难，仍未成行。1927年，吴秋辉患病不起，环顾未竟之著作，捶床叹曰：“吾以数十年之精力研讨古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半而病入膏肓，岂非命也！天之生我，果为何者！”于5月28日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一岁。

1997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了由张乾一辑校、袁兆彬校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政烺教授等题签的吴秋辉先生的遗稿《侘傺轩文存》，这是吴秋辉先生多年对文字源流正变及对齐鲁方言的考证文集，书后还附有杂考十篇，对于中国钱币、石刻、姓氏、商代迁都始末等作了大量考述，可谓字字珠玑，闻所未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2000年，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吴先生的百万字巨著《说经》，为吴氏之学的保护和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