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闽籍台侨书家研究
时间：2021-02-08 07:56: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台湾书法作为中国书法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大陆书法发展一脉相承，自明郑时期始，特别是近代以来至日据时期，台湾书法风格深受福建书风影响，典型带有“闽习”；日据时期闽台文化交流减少，台湾书法风格转变，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台风”逐步形成、定型与发展。本文运用书法学、文献学、美学等相关知识，以近代闽籍台侨书家的相关创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台湾书法师法风格的变化，进而深入分析闽籍台侨书家对台湾近代书坛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闽籍台侨书家；“闽习”；“台风”
作者简介：苏芳（1991.9-），女，现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在读书法硕士；杨晴云（1992.10-），女，现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在读书法硕士。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4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属于同一文化区，由于地理环境和明清以来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影响，闽台二地交往源远流长，有着“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密切关系。台湾书法作为中国书法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大陆书法发展一脉相承，自明郑时期始，特别是近代以来，闽籍书家东渡至台，使得台湾书法充分继承与发展着大陆书法传统，深受福建书风的影响，典型带有“闽习”。日据时期日本文化殖民政策、西方油画的引进促使台湾书法风格转变，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台风”逐步形成、定型与发展。
一、台湾书法概述
（一）概念厘析与范围界定
笔者参考学界关于台湾书法发展阶段分期的研究成果、考虑由于现有资料的不足，部分闽籍书家东渡台湾时间尚未能准确考证和台湾书法发展的历史背景等特殊性，本文界定“近代”，始自清朝后期（道光年间）至日据时期（1821—1945年），并以此断代为论文研究时间范围。“近代闽籍台侨书家”是指籍贯为福建（包含金门）、由大陆移民东渡至台湾讲学、寓居或游历的近代书法家。
（二）近代之前台湾书法发展概述
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并于台湾组建明郑政权（1661—1683年）作为反清复明的战略基地。渡台明末闽籍遗民宿儒如郑成功（南安）、陈永华（同安）、纪琮（厦门）等大多书画兼具，在台湾正式传入中原书法文化，成为台湾书法发展史上的拓荒者。其恢复大明王朝统治的遗民情绪强烈，在书法上讲求浑厚雄伟、跌宕风格。如纪琮作品运笔豪迈，结体古雅，颇有六朝碑刻风味。
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清廷为加强统治，在台湾各府县设立儒学并于1687年恢复对台开科取士，特别是乾嘉时期随着台湾开发的深入，中心由南向北转移，整体经济发展较快，文化逐渐繁荣，台湾学书风气渐盛。大陆书坛受康熙、乾隆二帝之好的影响，推崇董其昌圆润丰腴、赵孟頫纤细疏秀的书法之风，并逐渐流行以“乌、方、光”为主要特点的“馆阁体”。清朝前期（1683—1820年）崇尚帖学，此时渡台闽籍人士如谢曦（闽县）、柯辂（晋江）、蔡催庆（晋江）、杨浚（晋江）、黄搏扶（晋江）、擅长指头画虎的甘国宝（屏南）、指墨画家叶文舟（海澄）、篆刻和山水人物画家陈邦选（同安）、郭尚先（莆田）、庄俊元（泉州）等大多为官宦、随宦或游宦人士，大抵专擅“馆阁体”，讲求匀称圆润的书法风格，深刻影响台湾书家临习宗法颜真卿、“二王”、柳公权和董赵。
随着乾嘉学派和金石考据学的兴盛，道光后大陆碑学之风逐渐盛行，审美趣味逐渐向朴拙雄厚的北碑靠拢。阮元、周亮工、梁章钜（长乐）等人碑派思想在福建的流行，促进了闽地碑派书法的发展。1823年，道光帝正式议定福建举人中特准录取台籍进士一名，极大地刺激了台绅对文学、书法艺术的重视。清朝后期（1821—1884年）闽籍仕宦官员、幕游人士如林觉（泉州）、蒲玉田（漳州）、朱芾、朱承父子（闽县）、许筠（晋江）、林树梅（同安金门）、曾遒（泉州）、吴鲁（晋江）、王仁堪（闽县），特别是叶化成、吕世宜、谢琯樵的渡台、台籍人士赴大陆参加科考、游历和闽台互通经商因素的影响，促使闽地碑派书风在台湾地区逐渐流行开来，篆隶古体习者渐增，吕世宜、刘墉、何绍基、杨守敬等人成为台湾书家师法对象，书法风格深受福建书风影响，典型带有“闽习”。[1]
甲午海戰中清政府大败，《马关条约》的签订迫使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书法发展进入日据时期（1885—1945年），政治原因导致了闽台交流减少，日本殖民政策和差别教育，使得台湾书法受西方文化（油画）和东洋文化影响，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通过家族教育和书房教育，通过洪毅（福州）、林子白（厦门）、蔡丽邨（泉州）、李霞（仙游）、苏镜潭（晋江）等人的努力，使得台湾碑派书法得以艰难发展，促使台湾书法风格转变，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台风”逐步形成、定型与发展。[2]
二、闽籍台侨书家论析
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近代闽籍台侨书家众多，本部分抽样选取最具有代表性、对台湾书法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有“板桥林家三先生”之称的吕世宜、叶化成和谢琯樵及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台湾书法师法风格的变化，进而深入分析近代闽籍台侨书家对台湾书坛的影响。
（一）“台湾金石学之父”吕世宜
吕世宜[3]早年学术上师承周礼，修学启蒙，学习八股文以走向科举之路。随后在厦门玉屏书院学习及交游，师承了周凯、郭尚先、高澍然、刘五山、梁章钜、杨庆琛等师长，结交了林树梅、叶化成、孙云鸿、陈庆镛等好友。道光二年 （1822 年） 中举人，但未出仕而东渡台湾，应林国华礼聘西席教导林家子弟。据所著文集《爱吾庐文钞》与《爱吾庐题跋》所录，其嗜好古迹，对吉金石碑有深入研究，博涉上至殷商吉金，下至秦汉以来石碑古拓。好读书，博学多闻，精考据、考经严谨，遇“古注有异同者，必明辨而缕分之”，博综历史，《爱吾庐文钞》中所论述的不少观点，不下唐宋诸贤，书法造诣颇深。[4]
于书法学习而言，清后期莆田帖学大家郭尚先（1785—1832，字兰石，又字元开）对于吕世宜影响颇大。郭尚先曾应倪竹泉的邀请，寓居厦门玉屏书院讲学，“自编修郭尚先主讲玉屏，楷法为之一变。篆隶推吕孝廉世宜，山水有叶上舍化成”，[5]吕世宜被郭尚先的学问所折服，以师事之。
吕世宜嗜古成癖，在书法上追求“骨”与“韵”，传世作品有多条屏、多言对联、斗方、横幅匾额、隽刻石碑等，形式丰富多样。个体书法兼长，在篆书上，主要取法来源为：一是上溯秦代李斯、唐代李阳冰，一是下涉王澍，崇尚小篆的源流祖法，追求規矩森严、笔画均匀对称的古法。传世的篆书墨迹大多线条细瘦、典雅流利，体态重心偏上，与“玉箸篆”、“铁线篆”的书风不谋而合。晚年作品《题林枢北、林石潭画像》（1846年，局部，图一）取《峄山碑》法，其中用笔方圆皆备，字形取长方形，往纵向取势，首部往上昂扬尾部自然收垂；结体显得变化之中又讲求统一之态，上收下放；其中又取法于李阳冰，增加直线与弧线的配合，垂线条中段变直线为弧状，左右匀称，寓圆于方之中，呈均衡对等的体态。另一种篆书风格结构相对方整，用笔以线质走向，又参以汉代缪印篆风格，笔画转折处趋于方折，笔画开头和收尾锋势圆润，结体重心居中平正。作品《临天发神谶碑》（1833年），起笔大胆重落，加入了隶书的笔意，收笔利用笔毫弹性轻轻提起护尾，不显尖锐，字字界格，法度寓于格子之中。
吕世宜应林国华礼聘西席教导林家子弟，往台湾带入了大量的金石碑拓。综其传世作品，以隶书成就最大，立足于成熟汉碑，又广泛师法秦汉金文、砖瓦陶文，汲取精华，推陈出新。日本大学者伊能嘉矩评价：“吕世宜善八分书，与伊秉绶齐名，闽中有伊、吕双绝之誉。”隶书作品临《汉绥和壶铭》（图二），用笔蚕头护尾，点画圆润饱满，章法上字距较大，行距较小，虽为临作，但却体现出临摹者再现古人的能力极强。作品在整体上体现着吕世宜对于成熟汉碑“骨韵、平硬”的审美取向，在转折处寓圆于方，在雁尾处理上起笔虽圆，但尾处重顿扬出，笔笔到位，虽规范但却富于变化，此风格也正显示出正统儒家的审美意趣，饱含的理性的色彩。
在真、行草方面，吕世宜主要汲取魏晋“二王”一路帖学精华。作品赠尚机二兄《鲁公家庙碑》，吕世宜以颜真卿体态的厚重大气象，点画圆厚有古意，横画平直紧结气宇浑穆，安静端详。作品《董思白先生评书六则》取法欧、褚二家的笔意，结构上更似欧阳询，内紧外松，左边收右边放，用笔上加入了褚遂良线质的灵动活泼，轻盈畅快，将欧体方整之意，改为左低右高的取势，显得平正之中见险绝，古朴之中有得之清润秀雅，字字界格，将秀逸规矩于法度之中。[6]小楷书宗二王，作品临《钟繇力命表》在以钟繇结字扁平古质的基础上，以更为新妍的二王笔法来临写，去质趋妍，弱化了钟书中所带的隶意，点画清劲，端妍古雅。整体章法错落有致，刚健之中却不失秀美丰润，精美之中透露者沉着质朴的格调。
吕世宜以行草应酬行世，书风流美，广泛取法于晋唐及宋名家。作品临《大令书》用笔加入颜真卿笔意，圆润朴茂，字态险峻，笔画丰满，结字宽厚。《临董其昌题识》取法董其昌，清健娟妍，萧散简远，坚实挺劲兼含雅丽，给人以一种超凡脱尘的文人气息。吕世宜对于台湾书法发展影响深远，被誉为“台湾金石学之父”。
（二）书画双绝叶化成
叶化成（生卒年不详），福建海澄县人，字东古，号尔翁。早年为科举功名学习八股文，与吕世宜同于厦门玉屏书院师从杨庆琛，古文修养深厚。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人，擅长水墨山水画，笔法温文秀润，书画双绝，与吕世宜在厦门名气相当。东渡台湾后游于兴泉永道周凯门下，后受聘于板桥林家西席。
叶化成作品流传较少，与吕世宜、谢琯樵相比，相对名气较小。其小楷作品《高雨农先生榻古录序》（图三）风格刚柔并济，坚劲秀雅兼具，作品整体取法于柳公权，又略带有董其昌书风之味。[7]流传书法作品以行草居多，书风自然洒脱、清秀飘逸，作品《行书节文心雕龙明诗第六》（图四）：“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通幅作品用笔可谓行云流水，浓墨中带有干笔飞白，气势雄壮浑厚而又带有圆融高贵之气，笔式跃动舒展，一气呵成。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叶化成山水画取法于黄公望和清初“四王”，以海洋为题材的《曾经沧海图》，画面描绘有船只航行于其中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效忠加大，尺幅千里，更显惊现，是十九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优秀作品之一。
（三）诗书画印四绝谢琯樵
谢琯樵（1811—1864年），福建漳州诏安人，原名颖苏，字采山；后改名管樵、琯樵，号懒云山人、懒翁等。幼承庭训，擅长书画，绘画师承诏安画派沈锦洲、方琴和郑崇礼；通音律，且长于拳击。年轻时期参加科举未中后放弃功名，于闽、粤、浙、苏、惊等地游历，与林则徐、杨庆琛、林树梅、杨浚俱有交情。曾东渡台湾，后佐幕提督林文察，于太平天国运动中殉难。著有《笋庄吟草》《谈画偶录》《笔记》《琯樵真篆》等。
在书法方面，谢琯樵以米芾、颜真卿为主要师法对象，流传作品以行草书为主，整体书风洒脱自然、清健秀逸。作品行书《徐渭书米南宫墨迹跋》（1844.9）内容源于徐渭《米南宫墨迹跋》（图五）：“观米海岳书，萧散雄迈，精神挥洒，莫过是卷，譬如朔漠万马群行，骅骝先，殊可宝也”，笔法得力于颜真卿《争座位帖》，又参以米芾笔意，功力深厚。整体书风流畅而又含蓄，韵味苍劲脱俗，颇有胸怀磊落之气。
楷书八条屏《祝石芝圃八十寿诞》（1858年，局部，图六）内容为祝贺台南石时荣（1779—1858年后）八十寿诞的赞颂类应酬文章，楷书字体端正，排列整齐有序，全篇行气流畅，舒张，文字与行距的变化又富有恭敬严谨气息。
综观，三者在台湾书画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深刻影响了当时及之后的台湾早期书法家。如日本学者人尾崎秀真所评价：“台湾流寓名士，於文首推周凯，诗推杨雪沧，书推吕西村，画推谢琯樵。”[8]吕世宜渡台后引进碑学书风，改变了台湾自明郑时期以来侧重于帖学之风，对台湾书法发展影响至大，郑鸿猷、郑贻林、吴廷芳、王席聘、王石鹏等深受其书法风格影响。而谢琯樵对于陈亦樵、施少雨、李学樵、叶汉卿等亦有深刻影响。
注释：
[1]郑工.文化的界限[M].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250.
[2]王守民.明郑—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地区碑派书法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3]吕世宜（1784-1855年），又名大，字可合，号西村，又号种花道人、不翁等，祖籍福建同安县翔凤里十八都西村 （今属金门县），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 中秀才，道光二年 （1822 年） 举人，但未出仕而东渡台湾，应林国华礼聘西席教导林家子弟，书法造诣颇深。曾任厦门玉屏书院山长并任周凯所著的 《厦门志》总校。游踪多在闽，最远至北京城，曾渡海至台湾。存留著作有：《爱吾庐题跋》《爱吾庐文钞》（上中下卷）《爱吾庐笔记》（上中下卷）《古今文字通释》（十四卷）。
[4]吕世宜.《爱吾庐汇刻》[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陈庆镛序：3.
[5]《台湾省通志》[M].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民国五十九年六月，第366页.
[6]郭承权.吕世宜书法研究兼论与台湾书坛发展之关系[D].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7]崔咏雪.翰墨春秋一1945年以前的台湾书法[M].国立台湾美术馆2004年版.
[8]庄伯和.台湾金石学导师—吕世宜//明清时代台湾书画作品[G]，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4：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