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石刻书法艺术

摘要：碑志作为明代石刻主体，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包含着大量的古代书法文献内容，对于明代书法史的研究和书法文献的整理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对明代的石刻类型进行了梳理，然后调查了解甘肃麦积区石刻遗存的现状，最后以甘肃麦积区典型石刻书法为案例，着重研究了这些石刻书人的身份、书体风格及其书法的艺术价值，以对明代民间书法艺术的整体面貌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麦积区；碑碣石刻；艺术价值

明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一统最强的朝代之一，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生活等方面，均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以碑志为主体的明代石刻，作为“镂之金石，传之久远”的主要文献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常见的文体形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包含着大量的古代书法文献内容，对明代书法史的研究和书法文献的整理学术意义重大，对于了解明代书法艺术的整体面貌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明代的传世书法墨迹极其丰富，因此石刻这种书法墨迹传刻品，就相对不受到重视。同时就石刻而言，仍然有厚古薄今、远亲近疏的情况存在。然而，相对于前代石刻文献，明代石刻文献具有丰富而独特的书法文献信息。本文以甘肃天水麦积区现存典型明代石刻书法文献为研究对象，着重从明代石刻的类型与功用、明代石刻的书法艺术以及明代石刻的书法文献价值等方面加以论述，并从石刻书法的视角揭示了明代书法的社会状态和历史特征。

一、明代石刻概况

根据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其结合考古学器物划分标准，并基于以往石刻类型的划分，博采众长，兼顾外部形制与铭文内容，重新将石刻类型界定为十种类型，这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石刻类型划分方法。十种石刻类型具体如下：刻石（包括摩崖与碣）、碑、墓志、塔铭（附带舍利函等佛塔的附属石刻）、经幢、造像题记、画像石、经版、地券、建筑物附属零散刻铭。[1]

明代石刻类型也表现出不同于历代的一些新特点。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形制和内容两方面。就形制方面来说，根据其数量的多寡，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大宗：一是碑刻，二是墓志，三是摩崖题记，四是其他石刻。我们通常将碑碣和墓志统称为碑志。鉴于佛教衰落，在明代佛家专用的塔铭非常少见，也能划入碑志之列。摩崖题记的数量可观，其形制多样，将其可以分为摩崖题诗和摩崖字刻两大类。整体来看，碑刻为最大宗。

从内容方面来看，明代碑刻按用途分，主要可分以下几大部分：一是纪事碑，二是纪物碑，三是纪人碑。其中，纪事碑最为常见，约占明代石刻的三分之二以上。所谓纪事碑，是指为了纪念某一事件所立的石刻，大者为朝廷大事，如大约每三年一次的《进士题名记碑》，就是为了纪念每科录取进士情况，殿试后立于太学的石刻。《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上奉天殿策试举人试策。……时廷对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廷对第一，赐亨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建《题名碑》于太学。[2]“辛未（洪武二十四年）许观（科）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相继不绝。”[3]有时京畿乡试也不时立碑纪念，如万历二十五年《顺天府学贡士题名碑记》，格式内容与《进士题名记》相仿。或纪军事事件，如嘉靖十四年立的《大明平黎碑记》[4]，就是平定海南黎族叛乱之后所立的庆功碑。或纪建筑竣工，如万历十年所立的《太平县重修关王庙碑记》[5]，万历十九年所立的《明西华县新建通颖桥碑记》[6]，嘉靖三十四年所立的《永嘉县拨补学田记》[7]，等等。或纪学校事宜，可称之为学记碑，其内容包括朝廷对于学校的制度要求、朝廷直属学校的立碑等，要殿、阁官员书写，地方官办学校则可地方制作。如万历三十二年所立的《潜江县重修儒学碑记》[8]，弘治四年所立的《琼州府儒学记》[9]，等等。或纪祭祀事宜，如万历三年所立的《明神宗御祭冯汉文》。

纪物碑，是为了歌咏或纪念某一自然景物或人工建筑物而立的碑刻。纪自然景物者多为歌咏山水景物，如嘉靖年间所立的《新安第一关记》[10]，成化三年所立的《瑞麦记》[11]。人工建筑物包括庙宇、道观、碑褐、亭台、楼榭等等，这类石刻也很多，如宣德四年所立的《玉泉寺记》[12]，嘉靖二十四年所立的《小千佛寺碑》[13]，等等。

纪人碑包括神道碑、去思碑、人物赞等等。神道碑是指对一个人生平的歌颂，与墓志、行状各有侧重。明代朝廷官员，去世后朝廷负责部分后世，工部按照品级职别造墓立碑。“五品以上，许用碑，龟跌螭首；六品以下，许用碣，方跌圆碣。[14]三品以上的官员，多有皇帝的谕祭，大都将其刻碑以示高贵，额首篆书“谕祭”。神道碑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己成定制，比较常见，如景泰四年所立的《纪公神道碑铭》[15]。去思碑是对一个官员政绩的歌功颂德，在官员调动频繁的明代依然十分盛行，如正德十四年所立的《宁先生去思碑》[16]人物赞既包括多历史先贤的赞颂，也包括对在世人物的赞誉，生祠碑是明代极有特色的一种为活人建祠堂而立的碑刻，如嘉靖三十九年所立的《李先生生祠记》[17]。

同碑刻相比，墓志的内容十分单一，特指放在墓里的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墓志始于秦漢，到北朝时代形成定制，分上下两层，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二者称为“一合”。墓志底部刻有墓志铭，盖上刻有标题。墓志盖的篆书与碑额有异，篆额要和碑文正书表现在同一块刻石，是正文的题目；而墓志盖则是以单独的形式表现之，墓志正文另有首题，且首题不一定与篆盖内容一样。如《覃泰妻徐妙成墓志》，李东阳篆盖。盖篆书题“明故诰封覃夫人徐氏墓志铭，”而正文首题“覃夫人徐氏墓志铭”，比较可知，志盖所书带有朝廷诰封标志，其他内容大致相同。[18]

除了形制比较固定的碑刻和墓志之外，摩崖题记也算明代石刻的一个大宗。这些石刻依山为体，多为巨制，并多填朱色，以垂后世。从内容上来看，摩崖题记多为歌咏自然山水的文句，偶尔也见诗歌和文赋体裁。这类题记多出现在名胜古迹的山体摩崖上，其中既有名人的题刻，也有各种官员、僧人、道士等的题刻。如五岳、四大佛教和道教名山、黄山、庐山以及其他各地名山，都有大量明代摩崖题刻，其中不乏当时名流墨宝。这些题刻形式自由，书体丰富，多姿多彩。此外，还有纪游类和纪功类题刻。纪游类石刻是摩崖石刻中很具特色的一种，其中有大量的诗歌，可称为诗刻。纪功类题刻是为了纪念某一事件或某人的功劳而刻，它们和纪功碑在内容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以山体为载体。

二、甘肃麦积区碑碣石刻现状

据调查可知，目前区境内民国以前的碑碣石刻完整及残缺的共发现了136通（件），这些碑碣石刻以石碑居多，另有泰山石敢当碑、地界碑、石旗杆、摩崖石刻、拴马石桩、二百斤石锁等类文物[19]。其中明代二十八通（件），经考证年代约在永乐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跨越近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境内现存的石碑主要有以下分类：第一，历史事件德政碑。多为纪念地方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事情及人物而立，如崇祯十五年《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第二，圣谕律令示禁碑。所刻帝王圣旨、诏谕，官府为严明法纪，明确政令，制止违规行为而立。如仙人崖明永乐十四年《大明敕赐灵应寺记碑》等。 第三，宗教修建施银碑。多为记载重大宗教人物和事件，及庙宇修缮，募捐施银等事而立，由于人们对宗教信仰有关，现存此类碑石最多。如明嘉庆十年《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碑，凤凰山明万历三十九年《重修凤凰山廟宇记》碑等。第四，诗文辞赋铭序碑。刻录文人雅士所作经典诗词文章，以传后世。如麦积山石窟明嘉庆三十八年《甄敬诗碑》，明嘉庆四十三年《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碑，明隆庆元年《李莛诗碑》等。第五，造像墓志神道碑。为宗教造像制作的题记，记载地方贤达的生平事迹及荣获的名号、赞誉等。如明正德十三年《明故处士朱公（宗泰）墓志铭》，清宣统三年《武颂扬墓志铭》，马跑泉镇清康熙五十五年立等。天水麦积区明代石刻归纳如下。

三、明代麦积区石刻书法艺术案例分析

（一）明代麦积区石刻楷书书风

明代重视书法，尤其是朝廷多次选善书者入京，及科举考试和儒学教育对书法的重视，使得士人皆善书，楷书也展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除了中书体①和敕写石刻、皇族圹志可以展示这种群体书法水平之外，其他各种石刻，更是体现了丰富的书法面貌和扎实的书法技艺。下面，将对麦积区典型书法石刻举例加以分析。

1、颜体书风

颜体指的是颜真卿的书体，柳体指的是柳公权的书法。二者风格接近，均为大气磅礴，笔画雄强，结构开张有度。但是，二者尚有区别，一般认为“颜筋柳骨”，即颜体肥，柳体瘦。相比来说，明代石刻中颜体书风多于柳体，也有二者融为一体者。

例如，《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碑》（图一）。此碑属于造像墓志神道碑，碑高一百九十厘米，宽八十七厘米。青灰石质，保存完整。《天水县志·艺文》：“秦州画卦台重建伏羲庙碑，碑在北乡卦台山庙内。大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立石。”《陇右金石录》：“画卦台伏羲庙碑，在天水卦台山，今存。”，“按卦台在天水县北三十里三阳川。盖邱阜之小者，层峦起伏，望之如台。胡缵宗有卦台记，铺叙殊详。此碑则康海作也。”《陇右金石录》《天水县文物志·古碑碣》录有碑文。现存渭南镇卦台山。

碑文：

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

赐进士及第、儒林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修国史武功康海撰

赐进士出身、大中大夫、陕西布政司左参政、前监察御史中州任洛篆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陕西按察司佥事、前户部员外郎金台高夔书

秦州故有伏羲庙，而画卦台在庙西四十里，岿然中踞于冈峦之间。予昔有事过秦，盖尝北望而奇之。舆者曰：“此伏羲画卦台也，人文之秘，肇启于兹，今日不知几万千载。”而灵秀环卫，若修埴爱护焉，殆非偶然者也。巡按御史方君行部至秦，登台瞻望，慨然兴怀。于是进郡吏与士大夫、耆旧谋曰：“古圣之迹，散在天下，具有表章，而此又人文之始，顾徒寄闻于樵牧耕竖之口，宁无遗拊髀之恨于将来稽古之士哉！宜建祠于此，以祀伏羲，匪直追报其肇启人文之德，而且因以表章圣迹，惬千万世之后观矣。”遂鸠工抡材，择以今岁二月二十日始事，闰六月二十八日工用告成。财出公帑，民不知费。郡吏与士大夫、耆旧欢忻鼓舞，咸思悠长。于是，介其贡士刘如式氏，以状请予为记。纪其岁月，劖之贞石，爰符予志，永惟世嘉。

然予又以叹世之卑见之士，慎小费而乏大猷，原其心则实非以省民也，顾畏为谈祸耳。学校之颓坏，天下十九，而是行道用恻，而士大夫视为秦越，会不齿及，予深以为将来之忧。乃休休然为奇论怪说，以阏杜欲为者之志，无已至于澌尽，彼即欲挽而捄之，又乌可得也。鄙谚有曰：“食欲废，弃耒耜；邦欲敞，贵处士。”自宋以来，儒者以迂僻不经之论媚惑后世，

俗儒诵而不绎，具以为是，是则所以贻万世无穷之害者，未必非其人启之

由《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碑》可知，左上角为大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后六月吉日立石，右上角为《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 赐进士及第、儒林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修国史武功康海撰，赐进士出身、大中大夫、陕西布政司左参政、前监察御史中州任洛篆，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陕西按察司佥事、前户部员外郎金台高夔书。根据书人身份，即“撰者”“篆者”“书者”均为进士或进士及第出身，又担任地方官员，因此，他们的身份有交叉兼带的情况。可以推断，这个石刻书法虽然不是朝廷安排的书写任务，但鉴于书人身份，其书写任务无疑具有一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一次比较严肃的篆刻任务。观其书体，具有整巧端庄、肃穆庄严之特征，均为楷书。具体来说，其用笔提按顿挫分明，钩沉交待清楚，斩钉截铁，一笔不苟；其结体则主笔鲜明，中宫紧束，避让擒纵，开合有度。从书风来看，既有明初的赵孟頫体，也有唐楷颜柳欧褚面貌，不一而足。

2、柳体书风

柳体即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书体。与颜体相比，柳体更加瘦硬，结构更加紧密，一画不可移。从明代石刻的情况来看，柳体虽然不及颜体普及，但亦不少，仅居其次。不过，与颜体不同，明代后期柳体较为常见，集中出现于嘉靖、万历年间。

例如，《大明敕赐灵应寺记碑》（图二），此碑属于圣谕律令示禁碑，碑高一百五十八厘米，宽八十二厘米。墨黑色石，质地坚硬。圆额竖刻楷书“大明敕赐灵应寺记”，左右饰圆圈草叶图案。《天水县文物志·古碑碣》录有碑文。现存甘肃天水市麦积区仙人崖石窟西崖。

碑文：

皇帝敕谕，巩昌地面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朕惟佛氏之兴，其来已远。西土之人，久事崇信。其教以空寂为宗，以普度为心，化导善类，觉悟群迷，功德之著，无间幽显。有能尊崇其教，以导引夫一方之人，去其昏迷，向慕善道，强不至凌弱，大不至虐小，息争斗之风，无侵夺之患。上下各安其分，长幼各遂其生，同归于仁寿之中，同安于泰和之世。上足以阴翊皇度，下足以劝善化俗。兴隆佛法。一切之人咸臻净乐，功德所及，岂不远哉。

今以秦州仙人岩华严寺，赐寺名曰“灵应”，所在官员、军民、诸色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听从本寺僧人，尕立什加等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兴隆，法门弘振，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其教者，必罚无赦，故谕。

永乐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明代有很多敕谕石刻，没有明确注明书人情况，其书体多为楷书，书写非常郑重，风格亦很鲜明，可以说有过之无不及。欲了解明代石刻的楷书，这些敕写石刻不容忽视，它们对于了解明代石刻的楷书艺术及其书人的身份，具有重要的作用。所谓敕写石刻，即皇帝下令所书石刻，其中也包括皇帝篆额和撰文者。唐宋以来，将馆阁书手所写石刻的字体称为“书椽体”、“待诏体”、“抵候体”，为书法家所不取，就是因为其过于雷同，没有新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这种风格的趋同，才形成一种实用书体的趋势，也可以说这一书写阶层的书风是存在的。考察书法史，不容忽视这一特殊的书法现象。

明代书法鉴赏大家詹景凤在《詹氏性理小辨·书旨上》这样写道：

洪武初多法赵，洪武而下至永乐多法詹、宋，宣德而下乃入沈、姜，格寝卑矣，至嘉靖而文徵仲稍稍振起，是后四方多宗，然格不高，故其流亦不免椽史，至夫乱天下法书则张汝弼、马应图，次则祝希哲亦起猖狂纵诞之风，特其笔振秀而有端委，胜张、马尔。[20]

詹氏总结了从洪武到嘉靖几个时期典型的书风倾向，批评的意味较多，但颇为中肯，詹氏认为，洪武之初，取法元人赵孟頫书风是书坛主流，洪武下至永乐、洪熙则较多效法詹希原、宋克等人，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书风沦入沈度、沈粲兄弟、姜立纲之格，直至嘉靖年间，吴门文徵明振起，一时效法者众，如影相随，然格不高。上图为明永乐十四年《大明敕赐灵应寺记》，未署书人姓名，从石刻名称可知为敕谕石刻，其书风接近于前述中书体，中规中矩，规模唐楷，整伤有余，变化不足，并无太多艺术创新的成分，完全是以实用为主的一种官诰体。其书体风格近于柳体，但略显宽散纤细，已经失去了柳体的风神骨体，也正印证了詹氏的评价。

（二）明代麦积区石刻行书书风

总体来说，明代石刻的行书形式丰富多彩，水平或有高下，其中不乏精品。其书风流派，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以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代表的帖学书风。唐怀仁和尚所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是最常见的习书法帖，在明代面向科举的儒学教学中，就将“二王’法书列为临习范本之首。“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王献之少有行书传世，所以当时行書归拟“大王”者颇多。石刻中，典型者如成化四年《苏郡儒学兴修记》（北图拓片五二-六一）。

其二，文徵明书风。文徵明，生于明成化六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享年九十岁，其在书法史上以博采众长而闻名，特别擅长行书和小楷，其书法温涧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书写尽兴中，常常有温文的儒雅之气流露。作为吴中书派的领袖和明代著名书家，其书法对当时和后世影啊很大，在嘉靖以后的石刻中也有突出体现。

其三，黄庭坚书风。该书风在嘉靖年间之前的石刻不曾有过踪影，而出现在万历之后，或许与文徵明大字行书规模黄庭坚有关。

其四，苏轼书风。明代石刻学苏轼书法者不多。比较典型当推《读党人籍诗刻》（北图拓片57-44），《初祖庵面壁像诗刻》（北图拓片五七-九三）。

例如，《冯惟讷诗碑》（图三）。此碑属于圣谕律令示禁碑，碑高五十九厘米，宽八十七厘米。碑呈横长方形，灰岩石质，碑身四周饰草叶纹。《麦积山石窟志·碑碣》录有碑文。现存麦积山石窟东崖。

碑文：

游麦积山四首

山川雄且都，法界胜规模。陇蜀屯灵气，乾坤辟壮图。天垂云幄近，月照相轮孤。想象昙花现，西来启觉途。疏山开净土，镂玉写金仙。翠蔼连三积，空香隐四禅。莲宫长曜日，桂栋欲浮天。不入沉灰劫，灵光独皎然。鹫岭横西极，祗园复在兹。孤标拔地起，万象入云危。月殿金芝秀，霜林锦树披。经过未辞数，猿鹤久相期。千载庾开府，传闻此勒铭。金函沦宝气，玉字秘图经。日月回三殿，云霞卫百灵。空嗟浮世改，搔首别山庭。

时嘉靖庚申孟冬吉、北海少洲冯惟讷书

图三左一为时嘉靖庚申孟冬吉、北海少洲冯惟讷书②，当即书者；右上角为《游麦积山四首》。根据石刻内容可以判断如下信息：第一，书者为进士出身，又担任地方官员；第二，书者所处时代为明朝嘉靖年间；第三，此石刻书法亦非朝廷安排的书写任务。观其书体，该石刻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其书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综合以上信息，又结合此石刻书体，笔者认为《冯惟讷诗碑》石刻书法深受文征明的影响，其书法艺术酷似文征明书风。

注释：

①中书体：“中书”既是中书舍人的简称，又是“中书省”（指内阁）的简称，所谓“中书体”便泛指明代中书舍人、直殿房书办人员、翰株侍书等书写官员办事所用字体，当然也成为书法错选的参照系。“中书体”主要表现为两种载体.一是碑志刻石，二是纸素墨迹。

②冯惟讷（一五一三至一五七二），字汝言，号少洲，青州临朐（今山东潍坊市临朐县）人，明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戊戌科三甲进士。曾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陕西按察司佥事、分巡陇右道等职。《乾隆州志·官师》：“冯惟讷，临朐人，官生。”官生，即荫监，明清科举制度中，凭借父辈做官，不经考选取得监生资格者。临朐县旧属汉置北海郡，故“北海”为其地望之称。

参考文献：

[1]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至三页。

[2]《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八三页。

[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浙江华文图书馆抄本。

[4]（民国）《琼山县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四八七页。

[5]《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四八五页。

[6]（民国）《西华县续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二八五页。

[7]（光绪）《永嘉县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二六四页。

[8]（民国）《巴县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圖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九一页。

[9]（民国）《琼山县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四七一页。

[10]《歇县金石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八一页。

[11]《句容金石记·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六七页。

[12]《句容金石记·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五六页。

[13]（光绪）《太平续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七五页。

[14]（明）徐浦.《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二），四库刻本。

[15]《句容金石记·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六二页。

[16]（光绪）《诸暨县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二七页。

[17]（光绪）《余姚县志·明清石刻文献全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一〇〇七页。

[18]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〇页。

[19]汪明，《麦积区碑碣石刻现状调查》，陇上网，二〇一一年一〇月四日，http：///2011/1004/52346.shtml。

[20]（明）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四十）·书旨上》，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