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 写的“早年经历”
时间：2021-02-19 07:58: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父亲说：
我是云南省文山县人(文山县在云南省东南角，与越南、广西交界处，距云南省会昆明较远)。189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祖父是私塾先生，死得很早。父亲由祖母抚养长大后，与祖父一朋友的女儿结婚。因母亲年龄大于父亲，因此两人感情很不好。母亲生我兄妹两人后，父亲即离家去云南省会昆明。六岁时，我母亲死去，兄妹两人无人抚养。我妹妹即送给一苗族人家作养女，我即由四伯母(称四大妈)抚养。四伯母家也是一贫困的家庭，四伯父早逝，留下二子，加上我，数人生活很难维持。四伯母勤劳朴实，每年为人缝缝补补，织布养猪，并为人舂米维持生活。当时舂米的惯例是领人家一斗谷子，舂成米后，缴还七升，余下的碎米即我们数人的主食，其余糠渣等还可留下饲养一个小猪。所以我小时即帮四伯母浆纱、喂猪，还从城外挑水进城来卖。
文山山多，天气暖和，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野菜，因此我小时，采摘过各种各样的野菜，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
父亲这里专写摘野菜、吃野菜一小段的背景是：
当时军代表组织的吃“忆苦饭”活动，年巳七十并患胃溃疡的父亲被某“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造反派头目勒令吃下两大碗野菜，并被训斥：“让你们这些当官做老爷的尝尝你们一辈子没吃过的东西!”据父亲后来回忆，吃野菜不难，只是两大碗多了一些，好在后来也没有出毛病。只是被斥为“没吃过野菜”，而且是“一辈子没吃过”，颇为不服，因此在其自传中特别写了一句“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按父亲事后的回忆及我的理解，这句话的另一重意思是：“我吃野菜时你们(指某些造反派头目)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另外父亲认为当时不可一世的军代表，“忘了他们是吃什么长大的”。
父亲说：
我家附近有一私塾，有些小朋友去上学，我因无钱缴学费，只能偶尔跑去听那位老师讲课。那位老师看出我的心愿，也知道我是穷苦勤劳的孩子，被破例免费收取我做学生。因此我断断续续、“半工半读”地读了两年私塾。后来在文山的新式小学也听过几天课，但没有上过正式小学。
我十二三岁时，四伯母的生活更加艰难，已不能再继续抚养我了，于是打发我去昆明找我父亲。我即随着马帮步行经宜良到昆明，寻找我父(由文山到昆明，中隔大山，单人不敢行走，必须与马帮结伴同行)。
当时父亲在昆明教书，已娶后母(原文在此句后有“我饱受后母虐待”一句，后被删去——整理者记)，生活又很痛苦。经多方要求，考取联合中学。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即每学期、每学年考取前三名者，免收学费。我则争取每期、每年考在前三名。所以我是在这种情形下读完中学的。中学毕业后，不可能再继续升学，找职业也很困难。有人劝我去学经商，到店铺当学徒，我不愿意。恰在此时(时在1919年春夏之交——整理者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来昆明招公费生。我报名投考，经初试录取。但经初试录取后要到北京复试。由昆明到北京，那时内地不能通行，必须经安南(今越南)的河内、海防，再由海防由海路经香港到上海、天津到北京。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旅途费用很高，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难题。后经父亲向友人借贷援助凑了六十元，历尽艰苦到了北京。1919年秋经复试后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录取。在高师四年，因经济困难，又因北京与云南相距太远，每年寒暑假，其他同学都可回家，我则整整四年没有离校。我的寒暑假即在高师图书馆度过。我在图书馆读了一些旧书，受旧教育旧书籍影响，也中了一些旧东西的毒害。同时这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是“五四”运动后，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因此也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和刊物，也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和进步人士，并参加了工学会。
这里谈到阅读进步书刊云云，也是针对“军代表”的。当时，军代表曾“义正词严”地“批判”过父亲：“你们过去念的书，统统是封、资、修的大毒草!”因而父亲在自传中有上述语句。据父亲事后的回忆及我的理解，有一些没有知识或知识不多的人，往往对知识和有知识的人，表现出或为嫉妒、或为敌视的心态，可惜的是这些人往往有权在手。个别握有重权者甚至以整有知识者为业、为乐，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理应消除的这种现象不仅没有结束，有时反而变本加厉，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结束。应该说这是现代这一辈人不能忘记的教训!父亲在新时期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要有方法和措施，还应理顺干部的思想和情绪，这些提法，实际上早在“十年浩劫”中已在酝酿。另外，还要说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实有很大成分是属于“还账”性质。而且将知识分子视为异类的种种“理论”，如“翘尾巴”论等，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清算。
父亲最后回忆了他加入共产党的情况：1920年经许兴凯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传记中记为1922年加入SY，应理解为1920年即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整理者记)。1923年前后，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编辑并出版了《劳动文化》期刊(共出版过五期，为4开铅印小报，现已无存——整理者记)，撰稿者有施存统、蔡和森、向警予、许兴凯等人。1923年至1925年经李大钊同志嘱托，先后赴安徽阜阳省立第三师范、云南昆明昆华中学、成德中学、昆华女中等校教书并做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1925年底应北方党组织及李大钊同志召唤回到北京，被派往东北，到哈尔滨等地工作，经李大钊同志批准，由杜继曾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在东北各省，通过组织的安排，做青年学生的教育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中间一度到山东曲阜、泰安、济南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又回到哈尔滨，在第一女中教书。是年12月，因长春学潮，砸毁教育局，我被捕，解送吉林监狱。
父亲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1930年在东北被捕之后，一度与组织失掉联系（直到1978年中央组织部同意其党龄从1926年算起）。出狱后，他追随党的领导，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66年“文革”前，中共中央批准他公开党员身份后，他同时担任对外文委党组成员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文革”中父亲遭林彪、康生、江青迫害，想将那时最恶毒、也最“时髦”的恶名加在父亲身上，所以父亲才在这里写下他入党的经过，并写了他1930年底被捕的事。
关于在狱中的抗争及活动，父亲另有专门材料说明。
(责任编辑 洛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