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综述
时间：2021-02-24 07:53: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中国儿童文学翻译从清朝开始出现，已经历经了百年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它在文学翻译体系中的位置无足轻重，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综合叙述不同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发展的状况及成就，以期引起学者和翻译人员的关注、思考和探究，从而在今后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品，满足国内儿童的需求。
关键词：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翻译 翻译理论 翻译策略
引言
儿童文学是指切合儿童年龄特点、适合儿童阅读欣赏、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陈子典，2003：43）它是文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儿童文学翻译就是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对作品的翻译。由于它的发展晚于成人文学翻译而且读者是3-17岁的孩子，所以我国学者一直忽略对它的研究。其实，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早在清朝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它经历过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每个时期作品都受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后形成各自的特色。
一 晚清儿童文学翻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时期，外国列强入侵，政府无力对抗，国土被不断瓜分。有识之士为了强国、救国，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力向民众尤其是儿童宣扬平等、民主的政治观念，于是第一次儿童文学翻译在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掀起高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翻译作品的选材以爱国、教育、科学、历史和政治为主题，种类仅局限于童话、寓言、冒险小说和科幻小说。据统计，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翻译的数量只有120部作品（不含再版）。儿童文学翻译学者只有59人，其中以林纾、孙毓修、包天笑、周桂笙、周作人和鲁迅为杰出代表。他们的经典之作有：林纾1903年翻译的《伊索寓言》，1906年的《鲁滨逊漂流续记》；孙毓修1909年主编的《童话》丛书，包含有《大拇指》、《无猫国》等译作；周桂笙1900年的《天方夜谭》和1902年的15篇《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包天笑1911年的《埋石弃石记》，1912年的《苦儿流浪记》和1919年的《馨儿就学记》；周作人1904年的《侠女奴》（取材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1919年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鲁迅1903年翻译凡尔纳的《月世界旅行》，以及1908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和《皇帝的新衣》。
在晚清时期，“家本位”、“亲本位”的观念影响使得儿童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是缩小版的成人，所以学者对翻译作品的语言没有考虑儿童的心理需求，仍然以古体语言——文言文为主，译文里标点符号使用很少甚至不使用，有些还采用章回体形式翻译。当时学者们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与策略，在有些作品里开始采用译述、意译、直译的手法，但更多的是采用改译、改编方法。这些方法是依据译者本身成人化的思维与观念对原作任意增添和删减内容，它极大地削弱了原作的特色和表现力，也影响其传播。
二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既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次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在提倡个性解放的基础上，革命者们发现了儿童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他们的认知、思维和审美观都有别于成人。随着这种发现和认识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兼顾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不同需求，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引进儿童文学并进行翻译，以丰富儿童的生活。选材以符合儿童心理实际和成长需要为标准，题材范围扩大，除了童谣、寓言、童话、小说以外，还增添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体，包括插图、儿童诗、儿童剧、音乐故事等，主题多为宣扬科学、爱和美，关注了人生与民族历史，鼓励了快乐与想象。（夏丹，2007：93）
由于文化先驱的积极参与和倡导，报刊和出版界也成为儿童文学翻译重要的支持者。当时颇有声望的报刊、杂志，如《晨报副镌》、《小说月报》、《儿童世界》等大量刊登儿童文学译作，出版界也积极响应，上海的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世界儿童文学“选集”或“丛刊”以及名家译著。此时世界各民族的众多作品被高质量地翻译或是重译出来，影响面甚广。儿童文学翻译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同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及儿童杂志主编，主要代表人物有鲁迅、郑振铎、周作人、赵元任、赵景深、茅盾、冰心、夏丏尊等。在自己的译作里，他们摒弃了绕口的文言文转而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语言，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断句，大多采用忠实于原著的直译方法，把儿童的童趣、童真、童心和童性展现出来。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的阅读心理、阅读能力、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译者们还采用了一些拟声词、拟态词，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运用比意译还要通俗口语化的述译的方法，在不同题材的作品里应用意译、编译和重述等翻译策略，还注意插图搭配的精美性。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儿童本位”思想，在译著里确立了目标读者——儿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现代性。
三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翻译
抗战时期（1931年9月-1945年8月）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达到369篇，涉及译者（包括编译者、译述者、辑译者和选译者）约为195人，主要代表人物是鲁迅、许达年、徐培仁、赵余勋、杨镇华、赵景深、郑振铎、适夷、孙立源（文军、王晨爽，2008：11），其中，鲁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支持作用尤为突出，他翻译的宗旨是把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呈现给孩子的父母、师长、教育学家及儿童文学作家，以作学习参考，同时用简单的文字让孩子明白作品内容及其深刻内涵。正是指导思想奠定了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基础，也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译作数量从高到低排列为童话、儿童小说故事、寓言、童话剧和儿童诗歌，翻译作品来源的重心由欧美及亚洲儿童文学逐步偏向苏联儿童文学，多以宣扬无产阶级思想，爱国主义为主题，把教育性和政治性相结合。译者在作品中注重插图的搭配，语言的趣味性，尽可能贴近儿童心理，同时他们也重视装帧和印刷等问题。
此时的翻译手法以译述或者说重述为主，是译者在完全掌握原作的内容、风格而又不改变中心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调整性的翻译，它避开华丽的修饰辞藻而采用简单朴实的文字，使作品更加口语化、通俗化，更合乎我国儿童的逻辑思维。这种翻译方法实际上是把翻译与译者对原作的合乎情理的创作进行完美的结合。此外，为适应小读者的习惯，学者们还采用意译和转译，配有引言和后记以方便阅读，帮助理解。
四 新时期儿童文学翻译
新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1950-1965），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1966-1976），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1977-至今）（魏雪梅，2013：422-423）。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受到前苏联的巨大影响，而且兴起“一切向苏联学习看齐”的浪潮。所以这一时期的译作以俄罗斯作品居多，以革命教育为目的，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强调其责任和使命。1958年陈伯吹提出的观点即后来的“童心论”遭到批驳，原因是它否定无产阶级的教育观，背离共产主义方向。这种政治思想使儿童翻译理论和策略受到影响。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工作者在这一阶段并不多，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叶君健、任溶溶、叶圣陶、陈伯吹等。叶君健翻译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在《安徒生童话》现有的80多种文字的译本中被评为水平最高的译本。任溶溶除了翻译普希金童话诗，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的儿童诗之外，还整理了该国的民间童话，并编辑了《苏联儿童文学丛刊》。他的译作既保留了原作的内容、结构、意境，又力求符合中国儿童的特点和理解水平，尽量使用口语化文字，突出童趣性。
1966-1976年，国内以政治生活为中心，强调阶级斗争，极左的思想强调：社会主义的任何东西都好，而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腐朽堕落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导致译者无法自主选择译本或翻译策略，一切翻译成果都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极大地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作品的数量。据统计，在这一时期，内部发行的外国译作有45部，公开出版的极少，儿童文学译作更是一片空白。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内的出版机构不断增加，与世界的交流逐步加大，大量的外国儿童文学被引入并翻译成文。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也被国内学者研究和运用在实践中，新一轮的儿童文学翻译高潮再次出现。此时的儿童文学译作无论从数量、种类还是出版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内地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单行本（包括全集的分册，不含卡通读物）数量达2466种，作品来源于世界各地，涉及的译者上千人，出版机构160多家。此外，还有250多部专为少年儿童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陈晓丽，2011：93-94）这一阶段，世界经典童话不断被复译，当代的童话幻想译介作品也丰富多彩，儿童小说的类别更加细化，文学名著的“少儿化”翻译成为流行趋势。随着众多西方翻译理论的传入和研究，翻译策略的选择和方法的运用呈现多元化形式，信息技术进步使传播形式由原来的传统纸质媒体向现代的高科技媒体发展。这些都使得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具有明显的现代特色：先进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经过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目前我们较国外同一研究领域相对落后，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翻译研究及儿童文学研究对其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没有知名的翻译学者参与儿童文学的研究，所以现阶段没有突出的儿童文学翻译代表人物；其次，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深度不够，虽然对宏观方面及微观方面都有所涉及，但翻译研究学者借助各种翻译理论主要着手研究具体的翻译技巧及策略；第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广度不够，学者们只关注英译汉，而忽视汉译英及其他语种的汉译和研究，而且翻译的题材比较单一，主要的类型是小说，其它类型的作品翻译研究几乎为零。针对以上不足，我们需不断改进、加强。可以说，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上，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陈晓丽：《20世纪90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
[2] 陈子典：《新编儿童文学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桂念：《萌芽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之翻译——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 魏雪梅：《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与反思（1919-2012）》，《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5] 文军、王晨爽：《抗战时期（1931-1945）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及其影响》，《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6] 伍荣华：《晚清翻译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萌发》，《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7] 夏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简论》，《长江论坛》，2007年第1期。
[8] 肖美凤：《特殊时期特殊翻译》，《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9] 章景风：《清末明初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安庆师范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0] 张群星：《对2005-2010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反思》，《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武皓，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