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人物悲剧与基督信仰
时间：2021-02-27 07:51: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塑造了很多的悲剧人物形象,他们由于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无法适应巨大的时代转换,导致人物悲剧的产生。本文认为,这些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仰的缺失。获救之道在于皈依基督教,信仰上帝,在上帝的荣光中感受基督的伟大,精神得到救赎。
关键词:白先勇 《台北人》 人物悲剧 基督信仰
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其深刻的人性内涵和杰出的小说技巧,出版伊始就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赞誉,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当然,对之研究的论著亦是众多,大多从人性、文化或小说技巧上进行解读,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大多数论者在分析小说集的悲剧意识时,都倾向于从文化乡愁或历史沧桑上探讨悲剧产生的根源。我认为,这些只是《台北人》人物悲剧产生的浅层次原因。那么,深层原因在那里呢?
一
小说集包含十四个短篇,并无一篇小说名叫《台北人》。作者之所以为小说集取这个名称,是因为全部作品都写了这样一群独特的“台北人”: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而是在大陆出生,成长,由于国共内战不得已随着撤退的国民党军队迁移到台湾。他们中很多人在大陆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甚至是中年时期,对那片生养他们的土地有很深的感情,特别是在背井离乡之后,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尤其浓厚。这部小说集写的就是这群来自大陆的形形色色的台北人,在异地所经历的人生坎坷浮沉,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血泪辛酸的悲剧史。小说中的人物涉及台北的各个社会阶层,全景式地展现了这群独特的台北人身世飘零的心路历程。
《台北人》中的人物形象,按照人物的心理性格特点,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虚无苟活型,有《永远的尹雪艳》之尹雪艳,《一把青》之朱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金大班,《冬夜》之余钦磊;第二类为虚空崩溃型,有《花桥荣记》之卢先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孤恋花》之娟娟;第三类为迟暮喟叹型,在小说集中占了一半的篇幅,有《梁父吟》之朴公,《国葬》之李浩然,《游园惊梦》之钱夫人,《秋思》之华夫人,《岁除》之赖鸣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之教主,《思旧赋》之顺恩嫂。下面我们先分析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一)虚无苟活型
《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第一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尹雪艳总也不老”与小说名一样,让我们对主人公充满了疑问:她怎么会永远不老呢?小说看完以后,我们才知道尹雪艳永远不老的秘密。十几年前的上海,她是百乐门红极一时的明星,风华绝代;十几年后流落台北,她依然是社交界鼎鼎有名的人物,光艳照人。岁月的风霜和战争的硝烟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小说中的吴经理与尹雪艳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吴经理在上海是一家银行的总经理,来到台北后却只能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小说这样写他历经沧桑后的外貌:“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1]吴经理的落拓凄惨更加衬托出尹雪艳的不老神话。小说中有一段对尹雪艳在台北经营尹公馆情形的叙述:
尹雪艳确实不必发愁。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老朋友自然把尹公馆当作世外桃园,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曾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2]
接下来,小说便用大段篇幅描写尹公馆豪华典雅的布置,尹雪艳优雅迷人的魅力以及待客的体贴与周到,这些都是尹公馆能吸引故旧与新知的重要原因。
小说最精彩之处,是写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成功人士徐壮图,因为流连于尹公馆而不能自拔,结果命丧黄泉。在徐壮图的葬礼上,尹雪艳意外地参加吊唁。小说结尾,尹雪艳继续她浮华奢侈的生活。可以说,尹雪艳是造成徐壮图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我们在谴责尹雪艳的同时,分明感受到了尹雪艳身上具有的可怕的神秘气质。她就像一面魔镜一样,通过她似乎照出纷纭变换的世间万象的原形。
尹雪艳的不老神话,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她的灵魂已经被掏空,如同一具行尸走肉,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岁月虚度而已,对她的人生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从另一方面来看,尹雪艳又如一位参透了红尘变换的出家人一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自然人世间的辛酸悲苦都与与她如浮云了。而吴经理和徐壮图们则依然徘徊于世事轮回之中,如同佛家所说的“妄执”,无法超脱,这便是痛苦和灾难之源。
《一把青》中的朱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冬夜》中余钦磊,以前都拥有正常的人性,即喜怒哀乐,能够品尝到酸甜苦辣咸的人生五味;后来历尽艰辛,灵魂便如尹雪艳一样虚无,成为一个内心冷漠孤独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能苟活下去。否则的话,只能虚无崩溃而死去。
(二)虚空崩溃型
《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是一所台湾国立小学的老师,平时勤俭节约,人品极好,甚至连他尖酸刻薄的女房东,对他也是赞赏有加。他每天在“花桥荣记”吃饭,与老板娘熟识起来。老板娘看到卢先生彬彬有礼,对他是格外照顾,还想把侄女配给她,谁知竟被卢先生一口回绝。原来他在大陆订过亲,虽然现在时过境迁,分隔异地,但他对未婚妻依然不能忘情。正是有这个信念支撑着,他才能对生活充满憧憬和希望,一点一滴地攒钱,以备结婚之用。当他被表哥骗走了来之不易的全部积蓄,与大陆的未婚妻相聚无望时,他整个人生的大厦便轰然倒塌,死神便开始向他挥手了。《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与卢先生颇为相似。他因为怀念大陆订下的未婚妻小妹仔而对雇主家几岁的小女孩丽儿百依百顺,千方百计地讨她欢心。一旦丽儿渐渐长大开始疏远他时,他整个心灵便无所寄托了,最后只能自杀身亡。
(三)迟暮喟叹型
《游园惊梦》里,钱夫人年轻时在南京夫子庙得月台唱昆曲,技惊四座,被六十多岁的钱将军相中,做了填房夫人。其时她才二十岁左右,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来到台湾以后,钱将军故去,而她只能流落台南过清贫的生活。当年远不如她的姐妹窦夫人、蒋碧月等人,现在却过上了豪华的生活。在窦夫人家举行的晚宴上,钱夫人穿着过时的旗袍,看着那些穿金戴银的新贵们高谈阔论,回想起自己从前的富贵奢华,那份深沉的凄凉感应该会不难想象。宴会结束后,其他的客人都乘坐豪华的私车离去,只有她要担心能不能打到的车,这又是怎样的尴尬与无奈。《梁父吟》之朴公,《国葬》之李浩然,以前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世事变迁,晚年只能在回忆中追寻那逝去的惊心动魄的戎马生涯,英雄迟暮,无限悲凉。
二
西方历史中有两个上帝形象。一个是哲学上的上帝,这是形而上学上的第一因,我们可以用理性来分析他。另一个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我们对他只能信仰,而不能追问。在经历了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以后,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潮,反叛神性而重视人的理性。毫无疑问,这股思潮促进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也导致了神学上帝的逐渐消亡,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即就此而言,这也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人被异化和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原因。人的理性固然重要,但是它本身不能解救自己的灵魂。这时,就需要宗教为人的灵魂注入神性的光辉。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有这样一段:
如果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上帝,人本身就会在其历史、社会和未来中受到威胁,人的价值就会被废除,最终被囚禁在其内在性和人的此世规划之中。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人的价值的颠倒。人的整个命运只是依赖于人的成就,人的幸福和欢乐的可能性就全凭其成功之机遇,与此同时,人也生活在他无法摆脱的失败和罪过的处境中,生活在自我毁灭和绝望之中,相反,恩典的超越作为人的存在的终极之维,是人之存在意义的根本保障,这种超越性绝不允许人被其社会和历史耗尽其存在。在此超验的恩典中,连罪都不能损害人本身,更何况其他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3]
刘小枫特别强调在十字架上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正是通过这样的事件,上帝降身为人,体验人世的痛苦,从而把恩典施与人类;也只有在这个事件中,人才能感受到神恩的降临。而在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世俗性的,讲究理性,缺少神性关怀,佛教和道教虽然有神性因素,但是影响很有限。以此来关照《台北人》中的人物悲剧,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线索:他们由于背井离乡而倍感乡愁和沧桑之时,便得不到世俗的幸福。又由于缺乏宗教信仰,只能深陷尘世痛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于是就导致灵魂的虚无,要么苟活,要么自杀,要么自怨自艾,灵魂得不到解脱,这便是《台北人》人物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们想到俄罗斯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贫穷的法律系大学生,因为要减轻母亲和妹妹的生活负担(她们定期给他寄生活费)而杀害了当铺的老太婆,想取走老太婆的财产,结果他还被逼杀害了无辜的老太婆的妹妹。杀人从道德和法律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自己没有罪恶,那个当铺的老太婆在她看来该杀,原因有三点:第一,老太婆的人品不好;第二,老太婆的钱财是剥削来的;第三,老太婆年纪大了,钱财对她也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理性分析下,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人之后,是否就心安理得了呢?没有。杀人之后他的内心痛苦难挨,几乎近于神经错乱。有一点需要提到,拉斯科尔尼科夫不信仰基督。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善良的索菲娅——为生活所迫卖身养活一家人。索菲娅虽然地位低下为一般人所瞧不起,生活悲苦,但是她的心灵却完美崇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信仰上帝。正是在索菲娅的影响下,他翻开了福音书,聆听上帝的教诲,灵魂逐渐得到了解脱,最终向当局认罪自首。我们从索菲娅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解救世人的形象。对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索菲娅就是他的上帝。
小说《国葬》中的一位将军败北台湾后一袭袈裟常伴青灯古佛,或许是作者为这些迷途的羔羊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皈依宗教。当然,并不是让他们都出家为僧尼。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对他们来说,信仰基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在基督信仰中存在,诚心感受上帝之爱,他们才能在神性的光辉中战胜人世中的种种不幸,摆脱虚无的纠缠,走向灵魂的崇高。
注释:
[1]白先勇:《台北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白先勇:《台北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3]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1页。
(张传福 合肥 安徽大学中文系 23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