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创作中的“窗”意象群

【摘 要】概述余华小说中的“窗”意象，探索余华在小说中热衷写“窗”的原因，分析“窗”在余华小说中的具体作用。

【关键词】余华 小说 意象 窗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105-04

“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重要概念，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意象”一词，首见于先秦的《周易·系辞》，辞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汉代王充的《论衡》里则正式提出“意象”这个概念。尔后陆机《文赋》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意象论”，王昌龄的《诗格》，司空图的《诗品》，乃至王世贞、王夫之等人对意象各个方面的论著，使这一文学理论渐渐地得到发展、丰富、成熟。西方对“意象”的论述虽比中国晚，但也论著颇丰，康德认为，“想象力形成形象现显或具体意象，知解力综合许多具体意象成为抽象概念（逻辑的）或典型（艺术的集中化和概括化）”。萨特在《想象心理学》中提到意象，认为意象是一种只在意识中显现或存在的对象。作为“意象派”的中心人物，庞德等人在诗派纲领中提到“表现的是一刹那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海德格尔称“本真的意象使不可见者被看到并因此想象这不可见者存在于对它来说是陌生的某种东西之中”。

虽然中西方对于“意象”的解释及运用不尽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但是两者都相当重视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可见意象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本文试对余华小说创作中的“窗”意象群进行探讨。

一、余华小说中的“窗”意象

事实上，前人对于窗的意象的研究，不仅覆盖面广——囊括古今中外的作品，而且研究方法多样，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任立华《中国古典诗与英国浪漫诗中之窗意象》一文解析了“窗”意象在中西文化两者间的意涵，对中国古典诗歌与英国浪漫诗中的“窗”意象分别进行了探讨；王喆的《〈呼啸山庄〉中窗意象的文化解读》认为“窗在《呼啸山庄》成为了整体意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承载了女作家的丰富情感及人物命运和小说思想主题的众多内容，昭示着心灵的向往与追求，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给人以灵魂的净化和哲理的感悟”；王丹的《萧红：门外的世界与窗里的人生——解读萧红作品中的门窗意象》一文“从门意象和窗意象的隐喻出发去对分析、求解萧红作品中的门窗意象，从而探寻她的‘写作习惯和方法’，揭示其中蕴含的情感内涵和审美本质，进而把握作家借此营构的生命心象。”这些成果对我们研究余华小说里的“窗”意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的余华，其作品中存在着不少独特意象，他非常迷恋对于诸如“死亡”、“血”等意象的描写，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余华的小说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意象，即“窗”以及与“窗”有关的事物。

在余华的四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四本中篇小说集《鲜血梅花》《战栗》《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两本中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一共38篇作品中，除了收录在《黄昏里的男孩》里的两篇小说《阑尾》和《炎热的夏天》中没有写到“窗”以外，其他的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窗”意象。

围绕着“窗”，余华在其小说中描写了一大堆与之具有紧密关联的意象，在小说中，最常见的便是窗户；也有对窗子部位的描写，如窗棂、窗格、窗台、窗玻璃；最多的是关于窗的方位的描写——窗前、窗口、窗上、窗下、窗里、窗外、窗旁、靠窗；此外还有一个与窗子密不可分的意象——窗帘，在余华的小说里，窗帘不仅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且对于文本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余华小说中的“窗”这个意象群中，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窗”，那就是车窗，尤其在讲述“少年茫然的经历和内心的成长”（余华语）的作品里，司机、汽车和车窗是作品中常见到的三个要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窗”及与窗有关的意象确实是研究余华小说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意象。

（一）“窗”在小说中的分量。总的来说，在涉及“窗”的36篇作品中，“窗”约被提及756次。在余华的小说中，至少都会提及1次“窗”的意象，这样的作品共有6篇，而拥有最多“窗”意象的作品则是《在细雨中呼喊》，这是余华创作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也是先锋小说实验的力作），该小说里的“窗”意象多达90次。但我们不能那么笼统，将其所有情况一概而论，具体而言，虽然《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窗”意象最多，然而它毕竟是长篇小说，相比之下，余华的另一些中篇小说中的“窗”意象占作品的比重更大。《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有79处、《夏季台风》中有65处、《四月三日事件》有55处、《偶然事件》中也有44处。由此看出，从篇幅上看，在余华的长篇、中篇以及短篇三类小说中，实际上运用“窗”以及与“窗”有关的意象得最多的还是中篇小说。

（二）“窗”与先锋小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认为余华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83—1986年，是余华的创作初期，此时的作品以模仿他人为主，个人风格不明朗，呈现出一种清新淡雅的品味。1986—1990年，是他先锋实验的高峰期，这个时候的余华“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李陀语）；他的戏谑反讽、颠覆传统的创作技巧，使他站在先锋派的前列。1990年以后，则开始转向民间立场，向传统文学转型，侧重温情、人性的悲悯。从他的创作时期看，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上面提到的运用“窗”意象最多的四篇中篇小说正是写于先锋实验的高峰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写于1989年、《夏季台风》写于1991年、《四月三日事件》写于1987年、《偶然事件》写于1989年。可见，“窗”意象与余华的先锋小说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实：在《黄昏里的男孩》这本中短篇小说集里，收录了12篇作品，这是余华小说集里收录作品最多的一本，但其中的“窗”的意象却少得让人感到惊讶，总共12篇的中短篇小说居然只有23个，然而，当我们看到作者对该小说集的原意阐释时，会让我们有所启发。作者说，“这是我所有中短篇小说中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作品”，先锋小说是远离现实的，而这些“接近现实”的作品，则意味着它们也远离了先锋小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小说中“窗”的意象与其作品的先锋性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三）“窗”与“窗帘”。在“窗”这个意象群里，对窗子部位的描写固然值得我们关注；大手笔的窗的方位的描写也需要我们留心；但“窗帘”这个非比寻常的意象更不容我们忽视，在余华的作品里，“窗”是余华小说里的主导意象，而“窗帘”则是“窗”这个意象群里极为独特、作用极大的意象，而且对于表达小说的氛围有极大的作用。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我发现任何一个窗口都有窗帘”，并且这“使我对住宅区充满好感”。

“窗”与“窗帘”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窗”需要“窗帘”的保护，通过“紧闭的”（余华小说中窗帘的常见状态）窗帘来维系室内的阴暗（《一九八六年》怕光亮的母亲），以便待在屋子里的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偶然事件》中江飘勾引有夫之妇，使她们出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我”幻想的女孩到来时，认为“现在我与她之间应该出现一些秘密的事情，这些事应该隐蔽在窗帘后面”）；阻隔与外界的联系，保证自己的安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我”对外界的强烈抗拒与自我保护）或者是透过它安全的窥视外界（《难逃劫数》中的老中医二十年来，养成了“撩开拉拢的窗帘一角，窥视着这条小巷”的癖好，通过窥视，“看到了包罗万象的内容”，看到了“在这条小巷里所出现的所有人”）。“窗帘”则应“窗”而生，它是为了“窗”而出现的，离了“窗”，它的价值也体现不出来了。

再来看窗帘的颜色与质地。窗帘的色彩总是黯淡的，“黑绿的”（《偶然事件》）、“妖气十足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还有“惨白的月光”来衬托窗帘的可怖，有些则“经历了不停的更换”，其阴暗的色彩，极为巧妙地与主题相匹配。至于窗帘的质地，是“沉重的”（《战栗》）、“帆布一样厚的”（《战栗》），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二、余华热衷于写“窗”的原因分析

余华为什么会在小说里一而再、再而三、有意识乃至无意识地对“窗”这个意象群进行描写呢？这可以从他的成长经历、国外作家卡夫卡对他的影响、“窗”本身的叙事功能等诸方面着手进行探究。

（一）成长经历。虽然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但是这种虚构也要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因而作家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会影响他的创作活动，进而渗入文学作品中，使读者从作品中品味出作者的人生体会。童年时期留下的回忆，会像一个个印记，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对于作家而言，童年往事往往深刻地影响着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对历史的解读。

余华于1960年3月4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家医院里，1岁时举家迁往浙江海盐县，用余华母亲的话来说，是一个“连一辆自行车都找不到的”地方。余华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也在医院工作，“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双亲的工作都很忙，无暇照顾余华两兄弟，因此“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的童年是和哥哥一起，被锁在屋里度过的，他们“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从这里我们知道窗子在余华的童年记忆里面的分量，窗子已经不知不觉与余华的生活融为一体，就像日后余华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与余华的小说融为一体的“窗”意象。

至于余华小说中大多数存在的“窗里的世界”与“窗外的世界”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文革”的阴影，当“文革”开始的时候，余华“刚好是经历了童年，包括文革后期经历整个一个少年时期”。诚然，“文革”中所上演的那些疯狂与荒唐的事件，在成年人的记忆中也许可以转瞬即逝，但是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而言，却是极为深刻的回忆。这些记忆存在于余华的潜意识中，影响了其创作的价值取向。二是余华五年的牙医生涯的影响，余华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而牙医的工作性质决定他必须把“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这种“过于呆板的学习”让他“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这种刻板、沉闷的情绪，也映射到作品中来，在他的小说中不乏沉闷、阴郁、令人窒息的气息。

（二）受卡夫卡的影响。余华自从与卡夫卡“偶遇”而踏入先锋文学之途以来，便开始了有意识地去接触外国文学大师，他说，“我的导师差不多可以组成一支军队”，然而，给予他启发的文学家再多，他们对余华的影响力也不及卡夫卡大，不止余华一人，卡夫卡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先锋文学的导师。由此，研究卡夫卡的小说，无疑对余华小说的解读具有更大的启发。

通过细读卡夫卡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卡夫卡在多篇小说创作中也运用了“窗”的意象群，以他著名的《变形记》为例，在这篇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我们也发现他描写了大量的“窗”意象群，如在格里高尔刚刚变成甲虫时，“格里高望着窗外，那是一种灰暗的天气——可以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这使他心情抑郁”；当格里高尔吓着了母亲，父亲要赶他，他请求父亲不要这样时，“父亲也听不懂他的请求，格里高顺从地摇着头，父亲一个劲地蹬脚蹬得更欢；在那边，母亲不顾天气寒冷打开了窗户，将头伸向窗外，用双手捂着脸，在街道和楼房之间有一股过堂风，风将窗帘吹起，桌上的报纸被吹得呼呼作响，有的报纸还吹到地板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卡夫卡的另一些作品如《大路上的小孩》《商人》《不幸》《兄弟谋杀案》《苦难的开始》《猎人格拉库斯》等小说中，也运用了“窗”意象群。

两位作家在其作品中都运用了“窗”意象群，这恐怕不能仅仅视作一个巧合。卡夫卡小说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揭示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揭示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作品中体现出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余华的先锋小说中也反映了相似的主题：对世界荒诞性的叙述、表现生存的艰难和宿命，等等。这些事实表明，余华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的“窗”意象群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是作家本人有意为之的还是无意识的。

（三）“窗”本身的叙事功能。除了上述的作家内在的个人经历和外在的受卡夫卡的影响外，余华之所以热衷写“窗”意象群，是因为窗本身的叙事功能，这种独特的叙述功能不仅使它得以在余华的小说中安身立命，而且能更好地表达小说的主题。

如果把房子比喻为一个人，那么窗就像人的眼睛，通过这个“眼睛”，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不管是抱着小心翼翼的姿态去窥视外界还是大大方方地与外界相通。《难逃劫数》中的老中医便是通过窗子，掌握小巷里的动态，颇有“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的意味；《古典爱情》中的柳生则长久地伫立在窗下，纹丝不动地看着窗口，痴痴地等候着小姐的垂青；《祖先》中的“我”，也是趴在窗口，向外眺望，目睹着人类世代延续的道德、文明和精神的被毁灭……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通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借此去透视一个人的内心。小说里的“窗”往往承载着这样一种功能，通过小说里的 “窗”，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战栗》中穷困潦倒的诗人坐在窗前回复一封12年前的信，可以看出名声不再的中年诗人此刻的内心是多么的寂寞；《河边的错误》中，马哲在侦查凶案的毫无头绪时的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扭头去看窗外，他束手无策的心理在此时一览无余；《一九八六年》中，被迫害的历史教师的妻子总是听到从远处嚓嚓而来的拖鞋声，惶惶不可终日，整天紧闭着家里的门窗，这正折射出她内心的无尽恐慌。

窗子特有的叙述功能，使之可进可退，进可以走出屋外，与外界相连，成为联结内心和外界的桥梁，打破二者之间的隔离；退可以缩进屋内，为自己留一个安全的空间，将内心与世界隔离开来。这样的叙述优势，自然能够在余华的小说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窗”在余华小说中的具体作用

（一）先锋文学远离现实的标志。这一点我们在论述“窗”与先锋小说的关系时已经粗略提及，即在余华的小说中，“窗”意象群的数量与其作品的先锋性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先锋性越是强的小说，就越对“窗”意象浓墨重彩。《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是余华小说中先锋性最强的作品之一，也是运用“窗”意象群最多的一篇小说，我们很难去理清文中线索，作者在文本中使用时间分裂、时间重叠、时间错位的方法，使我们极难绕开这些错综复杂的思绪，尚能让我们认清的，便是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作者的自我隐蔽需要借助窗帘来完成。

（二）体现荒诞虚无的主题。在探究“窗”存在于余华小说中的原因时，我们发现卡夫卡也用同样的意象去揭示荒诞的世界，描绘世界的非理性，深受卡夫卡影响的余华，也同样在他的小说中大量地运用这一意象群来体现荒诞虚无的主题，“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到《河边的错误》，现状世界搭起的现实莫名其妙，被存在的荒诞、人性的残忍及种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拆解的现实让人生疑恐慌不可信。《世事如烟》及其之后的《难逃劫数》、《死亡叙述》等小说提升并放大了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已经成为‘世界自身的规律’，成为冥冥之中主宰一切的无形之手”。

（三）常常成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余华的一些小说里，窗往往是引起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古典爱情》为例，柳生与小姐惠的爱情便是在窗边萌生，由窗户促成的。进京赶考的穷书生柳生途经一官宦小姐家的绣楼前，被小姐的吟哦之声吸引，见到小姐芳容后便恋上小姐，驻足窗前，不肯离去，小姐亦对柳生芳心暗许，两人通过窗户相逢，私订终身，才有后来的柳生将沦为菜人的小姐惠赎回、为死去的小姐惠守坟等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发展。再如《偶然事件》中，陈河就是通过窗户发现他妻子与江飘私会的事实，并由此引发了后来的悲剧。

（四）人们的依赖对象。事实上，余华小说里大多数的人依赖的并不是窗户本身，他们更离不开的是窗帘。《难逃劫数》里的老中医便是依靠卷起一角的窗帘来窥视外部世界，窥视小巷里人们的一举一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的“我”，只有在有窗帘的室内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并因为发现了“任何一个窗口都有窗帘”，“使我对住宅区充满好感”；最离不开窗帘的是《偶然事件》里和江飘偷情的有夫之妇们，若江飘将窗帘拉好，在江飘的安抚下她们往往乖乖就范，但是倘若无窗帘，那些女人们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的。

（五）桥梁纽带作用。在余华的小说中，最喜欢让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进屋内的，非《在细雨中呼喊》的李秀英莫属了，遗憾的是，李秀英也是一个病态的人，她病魔缠身，因此对于清洁的要求程度更高，她要求窗玻璃的每一面都要擦得很干净，这样，阳光才能最大限度地透入房间内，李秀英才会觉得她有活着的希望。在文中，有一句话非常到位地概括了窗玻璃对于李秀英的重要性：“玻璃起到十分奇妙的作用，它以透明的姿态插入到李秀英和外界生活之间，既保护了她不受风和尘土的侵扰，又维护住了她和阳光的美好关系”。

综上，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余华的小说中，“窗”意象群最多的存在于先锋小说里，先锋性越强的小说，包含的“窗”意象群也越多；“窗”在作品中通常表现出荒诞、阴暗、虚无的主题；气氛越阴沉的小说里越着重描写“窗”的意象群；此外，喜欢躲在窗帘后的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些病态特征。实际上，“窗”意象群所体现出来的意蕴，正与小说的主题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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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黎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