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的展演与来自贵州的人口经验

【摘要】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贵州世居各少数民族历史上形成了本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作者以广阔的视野、深厚的人口学素养和少数民族身份的体验，将其概括为十一大类型，并作了丰富而精彩的展演；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传统文化与人口发展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剖析，揭示了传统文化在人口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及其制约人口发展带来的诸多人口问题；然后，以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为典型，从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高度，在民族传统文化与人口问题探讨基础上，提出了人口理论的普遍性问题并进行了前瞻思考。上述三个方面显示出，《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对中国人口学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并且在学术实践上显露出创新勇气。

【关键词】杨军昌 《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 贵州 人口学 创新

人口制度研究，有三种经典的研究模式，即从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和宗教形态三个维度对人口现象及人口发展作出解释。杨军昌教授著《传统与跨越：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则将文化现象与人口实践结合起来探索人口问题，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者所作的第一次尝试。本书提出了文化与人口问题的研究模式，在学术上其新颖性本身就值得一读，而其从少数民族文化视角研究人口文化，在当今以汉民族人口研究汇成恣意汪洋的人口学术领域，则更因其少数民族生活中丰采的人口文化遗产而凭添一份魅力，更值得读者认真阅读与思考。

一、打开一扇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的窗口

《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以下简称《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该书可观之处甚多，其中最基本也是与当下人口学著作最为不同的一个特征，即是发掘潜藏在少数民族民间的各种文化习俗和观念，从人口学视角全面地加以揭示和阐释。研究表明，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总是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而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本民族人口文化，今天仍然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家庭制度、生育观念、人口质量等诸方面的人口行为。为此，作者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些文化的存在，一是各少数民族生活中的民风民俗，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形态、祭祀、群体活动、节庆仪式等方式至今活跃在现实生活中。二是支配民风民俗的观念文化。各少数民族观念文化载体有神话、民间传说故事、谣谚、习惯法等形态。作者长期致力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调查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材。作者整合贵州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人口发展的各形态为十一个类型，并将每一形态中的文化事项娓娓道来，从人口发展相关各环节作了精彩展演。

如体现在家庭制度上的人口文化民俗，各少数民族传统婚制上除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不予以通婚或鲜有通婚习俗处，还都有族内婚禁忌，而识别通婚群体的方式则是其独特的社会组织，如苗族的“鼓社”、瑶族的“油锅”、侗族“款”、彝族的“喽益”（类似于族谱）等。各民族都有敬老礼俗，并形成各式各样的特别节日，如书中介绍的“萨玛节”“隔冬节”“摆骨节”“哈冲节”“千山祭祖节”，老人节、敬祖节、敬老节、女儿节等，在生产、祭祀、宗教等生活方式中自然地形成了各民族的优良传统。恋爱方面，则有苗族的游方、背背带织锦、彝族踩月亮、布依族的榔稍、侗族的行歌坐月等文化行为。人口发展通过婚姻以实现，而结婚的前戏则是恋爱、相亲、提亲等环节，少数民族上述独特的婚前恋爱方式，与婚姻已属私人化的感情、或者家族的包办性、以及儒学所养涵的羞涩性等汉族文化不同，这里体现的是集体性、公开性、开放性的民族文化特征。

本书从观念文化视角展示了各少数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即是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歌舞、戏剧表演及民族刺绣品中的形象。神话、传说中最深厚的文化表象——图腾崇拜，则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育文化观。瑶族的葫芦崇拜，苗族的蝴蝶、葫芦崇拜，侗、苗、水、布等民族共同的鱼、蛙图腾，在观念上的物化行为则是侗、苗、彝、布等祭祀中的竹图腾、苗族祭祀中的“花山节”“敬桥”“跳花”“接龙”，水族的“苏宁喜节”（娘娘节）、瑶族的“搭桥”（“拜谬”），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性——生殖崇拜在文化上的反映，其特征是“生殖能力”强盛崇尚多子多孙的文化传统观念。

民谣在文化中的强制性。各少数民族在生育文化方面也有控制人口的警世民谣，如占里侗族《劝世歌》中宣讲的“占里是条船，人多要翻船”“一窝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要挨饿”的人际关系观念；苗侗等族姑舅表婚中的“天上雷公最大，地上舅舅最大”的表述；侗族社会中“家有三男不为贵，家有一女似神仙”等子女关系谚语，在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上所举仅《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中包罗万象的少数民族人口文化事象的点滴摭要。全书给人的一个深刻印象，便是在展演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各事象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作者宽阔的视野、丰富的民族知识、深厚的人口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的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各人口文化的展演将读者引入到人口问题的思考上。

二、民族人口文化视野下的贵州少数民族人口问题

显然，各民族丰富的人口文化展演不是本书作者的最终目的，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的地方。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几乎没有人去关心其中的人口文化，即使有所涉及（如《西南少数民族的生育文化研究》），但仍然以浓重的展演色彩为特征，对传统文化与人口问题关联度不够，展演了少数民族文化而缺失了人口意识与人口实践的总结。《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将文化习俗与人口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特征、出现的问题，也探索了传统文化影响人口发展的规律。人口学毕竟是一门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政策性和实践性科学，人口文化不仅是一种民族风俗、风采的展演，研究人口文化是要通过文化背景理解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通过传统文化寻找到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生成原因。这是《贵州人口文化研究》一书的重心，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在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生成原因分析上多有创举。作者对整合的十一个人口文化类型中每一种类型在人口发展中影响人口而出现的相应问题，都进行深刻剖析，找到传统文化怎么制约着人口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动因。如在性别文化方面，少数民族有尊重妇女的文化传统。如前所述，女性有相对较高的恋爱自由度，婚姻缔结方式中的性别平等；侗族、苗族一些地方对未嫁女儿也留有部份“姑娘田”“棉花地”；人口法律文化上，民族习惯法有许多对女性权益保护的法规，各民族的习惯法中拐骗妇女儿童皆有重罚。这些说明了少数民族性别文化观念是妇女保持较高社会地位的动因。为此作者强调，发扬少数民族中维护妇女地位的文化传统，对于今天因重男轻女而造成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促进人口性别选择有良好作用。

今天，老年人口的健康普遍通过现代医疗保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本书作者却发现，当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医疗制度极不完善甚至满后的条件下，几乎占了贵州省级长寿之乡的全部，原因在于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保留下来的敬老文化、敬老行为。敬老行为不仅以节日方式得到重申，而且也实实在在的保留在实际生活中。如让他们“行坐舒适”“起居在正屋”、用新米敬老等善待老人习俗；土家族、侗族、仡佬族都有“养老田”“养老牛”“养老树”等方式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资料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壮族地区家庭一般父母在世时不能分家；侗族即使分家，父母仍然与最小儿子一同生活（父母傍么儿），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赡养；还有疾病灾祸时的互助行为，鳏寡孤独的救助，从人口协调法律文化方面发挥着“原始的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作者还指出，丰富多彩和经常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益于增进人口身体健康。如苗族人从婴儿开始就有“冷水浴”，儿童游戏也多注重体魄锻炼。上述传统文化无疑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老年人口健康和长寿的动因。

《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提出了人口研究中应当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态意识的观点。这来自于作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生态观与人口发展关系研究的经验总结。作者发现，贵州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更贴近自然，亲和自然。如今天各少数民族仍然在意识上有天然的“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共生命”的传统观念。侗、苗民族中保持有“买树秧节”“姑娘林”，苗族的“招龙”、仡佬族的“敬雀节”都是植树和敬树的性质，各民族都有神树不伐的禁忌。苗族还有“封河”习惯法。为此作者指出，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人类生态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富矿，他们的习惯法中贯穿着给自然与灵魂、生存的权利的精神，有生态保护意识和保护生态的具体条规在生产生活中约束人的行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当成为我们治理环境的法宝之一。发掘和吸收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对于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相得益彰。上世纪80年代末人口学前辈潘纪一教授开始重视人口生态问题，从而有了中国的人口学生态学研究，但主要是从环境科学的思路与人口生存环境揭示两者联系，还未有深入探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观念与人口发展的成果。本书作者为此提出了“少数民族绿色人口生态文化”概念，在人口问题研究领域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人口发展关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显示出其理性特征。作者并不是一味地颂扬传统文化对人口积极影响的一面，也不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消极作用，而在于辩证思考。其一，作者善于在看似不合理的习俗中找到合理因素。如苗、侗、布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坐家）的习俗。从家庭制度方面看，这一习俗似乎不利于新婚家庭的稳定，然而作者却敏锐地发现，“不落夫家”（坐家）习俗推迟了妇女的初育年龄，缩短了可能生育的时间，对于控制人口能发挥一定作用。其二，今天一般民族传统文化著作，由于展演的浓厚旨趣，在颂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往往掩盖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因素。作者理性而精细地分析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两难。如传统文化对人口素质发挥着积极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当今也有了突出的进步。但各少数民族仍然有“天上雷公最大，地上舅舅最大”的姑舅表婚习俗，传统内婚近亲文化仍然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一大障碍。从传统上看，少数民族妇女在家庭中似乎是经济地位的重心，如侗苗地区都有生产劳作中有“女当家”传统。但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又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置于低下地位，无疑又对人口性别选择有着消极影响。再如，作者一方面高度肯定传统生态文化有利于人口寿命延长的价值，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民族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另一方面，也承认青山绿水间的人文生存环境却不理想，尤其是经济贫穷和人口卫生不良，影响了人居环境和人口健康。

由于对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两难现象所作的理性分析，作为民族学者的责任，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今天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仍然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有必要将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置于现代社会环境下综合思考。如性别文化的关键在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在养儿防老观念下，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部分地区长期失调，局部内全部失调。各民族崇老习俗为老年人提供了心理与生理上的良性生存环境，但在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的空巢现象较城市更为严重，老龄人口和少年儿童的心理、生理健康有不少问题；传统社会中“高山彝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旮旯”“苗家住在山头，夷家住在水头，客家住在街头”的居住封闭性格局，为现代社会要求良性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设置了障碍；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人口素质关系方面，贵州长寿之乡多在少数民族民族聚居区，尤其在重视生态环境的黔东南地区，但这里相对于城市而言，因次发达造成的相对贫困、居住条件质劣、环境卫生条件差、医疗保障条件普遍不足等因素带来的生活质量低水准，仍然是困扰提高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人口问题及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在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进行的，不光少数民族文化来自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在人口问题上，如对贵州民族人口性别文化及对人口发展的影响、高龄人口分析、生育意愿和性别失调等诸多问题，都有翔实的人口调查资料进行科学论证，因而能切中“时弊”直指要害，对人口制定政策与实施方法都有很强的借鉴性，成为本书的又一大特征。

三、解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文化问题的贵州经验

《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它总结和提练了认识和解决贵州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经验与方法，而其中所探索的问题、经验与方法，在许多方也具有一般人口文化问题的普遍性，这在对中国民族地区人口文化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方法论意义。

首先，涉及到许多人口理论的普遍性重大问题。如作者在充分地论证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后指出：“文化变迁的滞后性决定了贵州民族传统人口性别文化至今仍然通过影响人们的生育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影响人口发展。”其实不惟贵州如此，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相同的现象和问题，因而是一个从文化方面认识人口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再譬如上述所引作者提到人口文化面临的两难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同样也是人口文化的普遍性问题。为此作者指出：一方面在家庭制度受到农村宗族势力、各种陈规旧习等消极人口文化影响与束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特有的民间社会组织形态等人口文化，却有利于优化婚姻制度，因此，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人口文化上，对前者要变陈俗倡新风，而对后者则要发扬光大。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在人口问题上，既要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又要塑造新型人口文化观念的普遍性人口理论的重大问题。

第二，书中许多人口发展环节上发人深省的思考，都是当前人口文化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如在书中展演的许多少数民族婚俗和影响人口生育的观念，礼俗上敬老的各种节庆传统，看似是古代婚俗和祭祀仪式的活化石，然而在这种形式上少数民族文化观念、祭祀仪式中体现出的整体划一性，却又包含着变革的内生动力。如在长期实行族内婚的社群中，往往有选择破姓开亲制度的变革，这本身就是一场解决因历史上长期族内婚姻“场域”狭隘、优化婚姻制度的智慧创举。再如，作者注意到汉民族人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族文化的触动与促进社会流动和济发展的关系，必然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生存质量，其性质都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问题。

第三，在人口生态文化上，作者深感忧虑的是“民族生态意识的失范，就会产生生态空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是已被人类活动带来的恶果所证实的普遍现象。因此，作者反思了自然崇拜与自然保护的关系，认为这种朴素的理念融会在生产生活中，踏实维护着生态环境的平衡。就此意义上来说，朴素的自然崇拜与环境科学理念并不矛盾。因此作者展望，“某种情况下仍然是少数民族自然崇拜观念可转化为一种当代人易于接受的环保意识，实现人口合理增长、资料永续利用、生态良性循环”。因此，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人口发展的精神资源，以推进人口存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这不仅仅是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当是中国及至世界各民族人口生态文化面临的普遍性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

第四，从人口法制问题进行深度思考，认为国家法与民族习惯在许多方面并不矛盾，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发展中可担当共同责任。如人口控制法规与少数民族养老依靠家庭的传统习俗与现实间的矛盾，都应当统筹安排。协调不同民族间的人口政策、女性人口流动、性别比失调问题，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在习惯法中都能找到合理的成分。总之，挖掘传统这一软性的文化力量，以补充国家法刚性制度可能带来的挫伤，同样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全局性的命题。

第五，国家人口宣传要与文化传统契合。如书中典型分析道，贵州九寨北侗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传统瑶白摆古节，融歌、舞、戏、演说等表演艺术于一体，具有载道、议事、表演的功能，侗族民众的全民参与折射着文化传承与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利用这种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作为人口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不仅实效明显，也易为大家接受。

鉴于上述人口理论的重大问题，作者对少数民族人口文化作了前瞻性深入思考，该书在第十二章中，从理论上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有待人口学进一步深化的课题。如生育观念转变、生育行为方面的早婚早育、老年健康文化、人口与环境关系、人口流动与人口素质、人口教育、习惯法与国家人口政策、人口文化建设结合传统民族风习、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解决人口问题不仅是汉民族的问题，也是各少数民族共同的问题。《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从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探索中国解决人口发展的思路，是中国人口研究的一次可贵理论探索。

还要指出的是，贵州少数民族有与汉族不同的生活和文化传统，相应地在人口问题上也有与汉民族在历史、文化发展上自然不同。贵州又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各民族杂居较多的省份，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也不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构成各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的内涵。对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研究，理论、政策、实践、文化体验缺一不可。因此，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既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又要有丰富的人口实践经验，还要有源自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本身的感情与知识。作者杨军昌教授可谓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学研究且卓有成就，已出版多部人口研究专著，是中国人口奖的获得者，具备了深厚的人口科学学养；又有长期致力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经验，尤其是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实践经验。作者出身并自幼生活于侗族之家，对少数民族文化有切肤体验和认同。因此，本书在揭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方面得心应手，观察表里入微，问题意识强烈，解决问题思路明确具体。是一部可信度高，有政策意识、可为解决实际人口问题作向导的人口学佳作。

参考文献：

[1]田雪原.人口文化通论[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2]张纯元，陈胜利.生育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3]杨筑慧.中国西南民族生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编辑 凤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