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边疆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时间：2021-03-25 07:52: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边疆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逐渐增强，但现状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不强，意识不高；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不畅，非制度化渠道激增等方面。需通过全面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法律体系等措施，保护边疆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边疆 农民利益 利益表达
在市场经济深刻变革的今天，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形成，利益协调与平衡成为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边疆地区的农民戍边守土，他们的利益理应得到重视和保护。因此，改革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护边疆农民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话语权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利益表达”概念的厘定
何为“利益表达”，学界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指出：“社会中的各种集团或个人因个人利益而表示自身的要求，并希望把他们的利益要求导入政治体系，通过政治精英参与政治决策”。①朱光磊从政府学的角度指出，利益表达就是某集团或个人提出不同的政治要求的过程，并以此试图对国家政治决策或公共决策施加影响。②徐道稳认为：“利益表达就是人们向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或其组成人员反映、提出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有力保护和促进的过程”。③姚望将利益表达表述为“一定的利益表达主体，为了实现既定的利益目标，通过一定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向利益表达客体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主张利益，并以一定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过程”。④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定义，笔者认为，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向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政治系统提出利益诉求，试图影响国家政治决策或公共决策，以期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过程。因此，农民利益表达就是农民向党和政府提出利益诉求，试图影响其政治决策或公共决策，以期实现既定利益的政治参与过程。
边疆地区农民利益表达的现状与困境
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不强，意识不高。社会阶层分化已成不争的事实，不同阶层不仅在社会资源的占有、社会地位、利益诉求、收入分配上存在差别，在政治与经济利益表达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表达途径等方面也各不相同。社会分层意味着社会的不平等，不平等蕴育着矛盾和冲突，农民在阶层分化中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占有的社会资源少，群体自我意识难以培育、利益表达的渠道相对较少，因而其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大大低于强势阶层和中间阶层。⑤
边疆农民生活在远离社会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他们居住分散，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法律政策了解较少，在利益表达格局中缺少代言人，自我利益表达的知识和技能缺乏，无法使自己的声音准确及时地传递给上层决策者，因而国家在制度安排上往往忽略了边疆农民参与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的合理渠道。当他们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时，那种潜意识的服从性得到表现，想表达而又不敢表达，要么消极表达，要么过激表达。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建立有效的自治组织。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权力、财产、名望是区分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农民阶层既没有控制和分配稀缺资源的权力，也没有获取社会财富的有效途径，更没有社会名望。在市场经济时代理应由市场配置资源，人们受制于契约和规范的约束，然而权力的寻租与滥用导致官商勾结、裙带成风，关系网成为获取社会资源分配利益的便捷通道，利益共同体扼守阶层流动通道，竭力排挤低阶层组织的上涌与发展。
在我国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中，大多数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和利益诉求的代言人，边疆农民受市场经济观念影响程度比沿海地区农民要低很多，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有些民族地区依然是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小农意识强烈，农民自治组织本身就难以自发的组建起来，即使农民自治组织能够成立也无法从制度上得到认可和法律上获得保护，缺乏组织依托和平台的农民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音无法形成合力。因此，集体维权工具的缺失使农民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集体失语，农民自发成立的民间自治组织应该是农民话语诉求的有效途径。
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不畅，非制度化渠道激增。在城镇化进程中，整合与冲突、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的矛盾始终存在，边疆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新生代农民对国内外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在拆迁补偿、土地承包、社会保障、行政执法不公等方面的纠纷日益增加。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宗教信仰、民族风习惯的尊重等方面都可能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各种矛盾纠纷都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规模的升级。近年来农民利益诉求呈爆炸式增长趋势，制度化表达渠道的阻滞导致过激表达甚至非法表达行为方式明显增多。在利益表达过程中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不强，政协委员声音很弱，信访体制不畅，截访事件时有发生，村委会职责越位、缺位和错位，这些都使农民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实践中，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及时回应，边疆传统官僚主义顽症依然存在，“四风”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法治意识淡薄，常常使得正式的政治参与缺少应有的民主性与法治性。
完善边疆农民利益表达的对策
全面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意识和能力。在我国人数最多，占有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源最少，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多的农民阶层获取的改革利益却是最小的，在这种悖论之下要改变现存状态，农民阶层必须自我觉醒，使自己能真正为自己代言。农民有了表达愿望，对自己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有了清醒的认识，才会更加自觉地更加主动地参与政府行为，与政府建立起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从而采取正当手段通过合法途径来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正当的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
边疆地区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对开拓农民视野，转变思想观念，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有重要的意义。牧民定居农民进城成了城镇化的标志，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城镇化不仅仅是将农民从田间地头赶上高楼大厦。政府应当引导农民增强民主法治意识，培育正确的义利观念，塑造新的政治文化，促使其以理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城镇规划设计上要充分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基层政府及其相关的工作部门应广泛开展民主法治教育，丰富农民的娱乐文化生活，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向广大农民群体输入文化知识，有意识的培养农民的权利表达意识和能力，提高表达质量。
培育农民自治组织，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桥梁。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分化重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矛盾积聚，极大的考验着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决策效率。转型中的中国，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价不断拉大，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增加，基于个体利益诉求的分散性、局部性和不可控性特征，因而需要像工会、行业协会那样的社会自治组织来代表农民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社会组织在利益表达以及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们在实现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方面起着桥梁和中介作用。⑥当前，边疆农民矛盾冲突日益扩大除了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与民争利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一群体没有充足的权益代言人有关。农民自治组织缺失，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丧失话语权。因此，当前政府应放宽农民自治组织成立的限制，除了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多种民间组织，通过组织的中介作用表达农民的合理利益要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热情。新生代农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以及法治意识明显增强，他们的文化水平、思维方式与早期农民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生代的农民工们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但户籍制度、高房价低工资，生存空间与受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仅仅是去过众多城市的人。
在现代民主法制社会，要实现政治权利，政治参与对于民众来说是与政府进行有效政治沟通、表达自己意愿、制约政府行为的重要手段。通过长期的政治参与，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产生对政府的良好信任，使得政治权力能够及时了解社会成员的各种利益要求和取向，及时制定或修正相关政策。同时也使得民众的自身利益得以实现，提高了民众对政治权力的满意度。⑦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意识以及长期的顺天应民思想，使得农民经常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边疆地区民族成份复杂，受地理环境和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多，对他们的利益表达有所保障，中国农民阶层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他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者更是权利上的贫困者，权利上的扶贫才是解决经济贫困的根本之道。当务之急是政府应该正视这一群体权利话语的缺失和不足，改革农民政治参与模式，增加他们在各级党政代表中的选举比例，提高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热情，只有这样国家政治根基才更稳定，社会才更和谐。
确立农民主体性地位，完善利益表达制度化平台。农民应该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存在物，其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农民有序实现民主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基础。当农民处于消极边缘或附庸性的对象化地位时，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就会陷入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自说自话的尴尬状态。⑧群众路线是党和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现在正值全国上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政府官员更应该到偏远农村地区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理性对待城镇化发展中的矛盾纠纷，正确区分一般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恐怖事件，多以底层视角和农民立场来思考和分析“三农”问题，构建合理化的利益表达平台。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边疆农民合理的利益诉求应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政府与农民之间应理性沟通，让这一群体在制度化平台上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妥协。
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是一个利益集合，国家权力有着强大的扩张惯性，时常挤占人民权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保障公民权利最稳妥的做法。合理化的制度建构是维护正当权益实现的前提，农民的利益表达也不是无序的政治参与，要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群体必须在制度、法律的框架内有序的进行利益诉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群体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重要制度形式，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实监督机制，完善与强化信访制度，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坚持走群众路线，使农民群众理有处讲、苦有处诉，冤有处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发挥民族习惯法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和借鉴，法律本土化融合性较低，它是法律制度强制变迁的结果，与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行为习惯存在较大冲突，特别是民族习惯在民族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法官在案件处理中时常技巧性地适用习惯法处理纠纷而有意回避制定法，人们对习惯法的亲近感主要源于法律文化上的隔膜。
当然，民族习惯法对传统社会的控制离不开本民族群体利益的调整，而习惯法对群体利益的调整机制主要是将群体利益要求转化为习惯权利。⑨习惯法在民族群体利益的形成和发展中是社会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有效手段。民族习惯法弥补了国家法的缺陷和不足，法制的目的价值得到彰显。边疆农村地区开放程度较低，农民生活状态封闭，民族习惯、民族宗教和传统文化对农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内部必然有自己的规则在运作、在活动、在生长。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主体的调适和司法的技巧。法律很难在各种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在重视社会大调解的背景下，要注重发挥民族习惯法的超强实用性、可操作性优势，在兼顾国家法的同时，要解决好农民最关注、最紧迫的问题，而不是制造矛盾和激化矛盾。
健全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法律体系。法治是现代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制度在广大农村的强制推行，是国家基层政权在那里存在和巩固的强力手段，通过长期的法制宣传与教育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实际影响。事实上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法制的功能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凸显，反而是习惯规则和伦理道德发挥着显著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秩序必将被打破，农民身份逐渐向市民身份转变，一旦农民从国家法律的实施中难以获得充分的权利保障，农民便会将国家法律抛置一边，在法律渠道之外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其他路径。因此，现阶段在推进农民利益表达路径上要寻求国家与乡村有效治理的结合点，加强农民利益表达的法制化建设，使这一群体在利益表达上做到有法可依，切实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对于边疆地区广大农民整体情况而言，利益表达意识和政治技巧的欠缺，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和不畅，仍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农民阶层分化、利益需求多元化的条件下，构筑合理合法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对推动边疆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本文系塔里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TDSKSS1309）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曹沛霖等译，1987年，第228页。
②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③徐道稳：“社会政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学术论坛》，2006年第7期。
④姚望：“当代中国利益表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1期。
⑤李琼英：“基于社会分层视野下的利益表达问题探析”，《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⑥赵士红：“社会转型视野中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学习论坛》，2008年第5期。
⑦王振海：《社会场域中的政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7～168页。
⑧王平：“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人文杂志》，2012年第4期。
⑨石伶亚：“民间公众利益表达与民族习惯法的新型关系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责编/丰家卫（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