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时间：2021-04-02 08:05: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富集，但挖掘和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基础非常薄弱，将数字技术合理运用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播当中，是提升民族地区非遗保护能力、扩大其传播影响的有效路径。
数字技术是当今最前沿的信息科学技术，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因“数字化”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主动适应“被数字化”，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性地运用数字技术，不仅能使物质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大大提升，也为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崭新的平台。2010年文化部就提出将“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纳入“十二五”规划，此项文化信息化创新工程将不断推进非遗保护工作。西部民族地区非遗资源虽然富集，但基础工作非常薄弱，抢救和保护这些人文资源既需要态度上的重视和行动上的自觉，也需要以先进的技术方法作为辅助手段，提高保护、传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一、西部地区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一）各省建成了非遗数据库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技术中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一个领域，早已成为存储、管理各种信息资源的主要工具。2005年6月2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非遗数据库管理中心”，推进了中国非遗数据库及电子管理系统建设进程。西部地区各级文化部门按照文化部统一要求，将普查收集的非遗项目文字、图片、影像等素材录入电脑，为代表性传承人建立电子档案，初步建立了数据库群和省、市、县三级非遗信息平台。西部地区行动最快的成都市，2008年2月就建成了非遗普查数据库，录入内容涉及120个项目、近千张表格、25万多文字和大量的影像、图片资料。各省、市还尝试打破区域限制，对不同区域的相同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整合梳理，建立项目数据库。比如2010年首次将流传于8个省（区）、百余个苗族支系、数千种苗族服饰图案进行系统收录，建成了“中国苗族刺绣艺术数据库”，这是我国在非遗保护研究方式和手段上的一次创新和突破。其后西部各省、市都尝试建设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展示数据库，像羌族非遗动态影像数据库、羌族非遗3D动作数据库、苗族非遗影像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的建立使用了先进的影像数字技术，探索了非遗保护的新方式。
（二）形成了网络服务体系
西部各个省级非遗网站逐步建立，为各地非遗数字化采集、组织、传播、展示等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各地非遗数字化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各级非遗服务网站还针对公众需求开发出各具特色的专题性非遗博物馆，如四川羌族文化、贵州苗族文化、青海藏文化和云南白族文化等数字博物馆。用数字图案媒体数据库将水族剪纸、苗族刺绣、侗族刺绣、藏族唐卡、回族砖雕等民族特色非遗图案保存起来，不仅有静态藏品的展示，更将其存在的文化状态和制作过程的历史流变，以及民间艺人的文字档案、民艺品类、制作工艺、传播方式及民间生活方式等各种文化艺术生成的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编程后存入数据库，以活态的方式在虚拟数字博物馆里展示各民族艺术的精髓，使广大民众方便检索、查询与传输，丰富了非遗数字化服务内容。
（三）出现了数字传承人
在今天轰轰烈烈的遗产运动中，除了各级政府、新闻媒体、民间传承人、学者和商人等保护主体外，还有一类与数字技术同步出现的新型主体——数字传承人。所谓数字传承人，“就是指掌握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共享和传播的主体。”具体包括纪录片创作者、数码摄影者、影视动画编导、网站策划制作人、拿起DV的村民和学生……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发现了当地人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场景，并用数字媒体形象地展现出来，这种对文化遗产的二次发育，使当地人都由衷地称赞“你比普洱人更了解普洱”“你比会泽人还会泽人”，从而吸引了更多眼睛关注各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获得了无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力量，得到“时空并重、纵横结合”的传承。因而数字传承人是民族文化遗产生存、发展和传播中的又一类新型主体，成为非遗数字化生存中与各因素相连的一个交汇点。比如田壮壮运用高清数字设备和独特视听语言拍摄的纪录片《德拉姆》，是对茶马古道上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完成了纵横结合对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德拉姆》的价值就在于它成了保存、延续多种民族、民间文化的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讲道：“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遗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村民影像”计划，尝试对当地年轻村民进行数字影像培训，让其自觉地用数字设备记录下自己真实的生产生活，这才是数字传承人对文化广泛传播的要义所在。
二、非遗数字化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西部地区非遗数字化保护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一）过度注重表层传播，忽视了非遗精神内涵的挖掘
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数字化保护大多还停留在静态保护层面，多是通过现代技术对其数码拍摄、三维扫描、数字录音摄像、虚拟现实、网络数据库、搜索引擎、建立数字博物馆等，但这些方式只能保存非遗看得见的“形”，对蕴含其中较抽象的文化内涵、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等看不见的“神”却难以保存，而后者却恰恰是非遗的精髓。由于非遗大多是民间艺人终生经验的积淀，传承方式主要靠言传身教，具有鲜明的活态性和变异性，传承和保护难度较大。如果仅仅注重通过文化样式的新、奇、绝而获得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那就会对蕴含其中的精神内涵造成忽视，使其传播流于表层，传承人的文化衔接被冲断、割裂，脱离其赖以生存的原生态文化语境，使得影像视野中呈现的非遗沦为缺乏深层意蕴和制作过程的文化碎片。西部各民族的原生态歌舞，像蒙古族长调民歌、藏族歌舞、河州花儿、裕固族民歌等，若仅作为被塑造、被欣赏、被展示的对象，它就从生存世界中被剥离出来，孤立地进入一個被建构、被生产的陌生化过程，它的距离感、遥远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而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发展语境，创新发展就会变得南辕北辙，严重背离非遗保护初衷。
（二）过度依赖数字技术，损害了文化生态的平衡和文化多样性
数字化技术虽对西部地区的非遗保护与复原、虚拟与重建具有重要作用，但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依赖也会导致文化的数据化和遗产化，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生态平衡会遭受一定损害。一般来说，数字媒体对非遗的展现和传播是经过选择的，并非完整地记录全部文化代码，描述呈现碎片化、单一化，而无法将其生存的文化空间一并表现出来，就带来了某些信息的缺失和消解，造成公众理解上的偏颇。
（三）非遗数字化造成强势文化对民族弱势文化的挤压
非遗保护中，数字技术容易形成新的文化话语霸权，使那些不具备传播优势的弱势文化受到来自“文化单极化”的挤压。西部地区很多县区都属于贫困县，长期以来对地域文化的宣传不足，在数字化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性在技术传播层面就可能被扭曲、削弱甚至抹杀，进而对民族文化的生存条件造成更大影响。像享誉世界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在数字化过程中，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单一形式的说唱，而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民俗活动却被忽略了。在数字媒体对非遗的传播过程中，这样的简单化倾向不胜枚举，并通过媒体间的简单复制而不断演化、扭曲，甚至成为主流话语渠道中表演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间生活习俗的文化就完全丧失了。
三、用好数字技术这把“双刃剑”。实现西部非遗数字化保护
在非遗保护方面，要正确认识和恰当使用数字技术这把“双刃剑”。既要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展现民族文化的神秘多姿，但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化生态的原汁原味；既要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增强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又要避免把文化保护完全交给一种技术，使其淹没在强大的媒介语境中。
（一）加强数字化技术在西部非遗保护中的深度应用
1.数字化录音及录像技术的运用。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真实记录民族文化，人们开始运用磁带和胶片为媒介的录音、录像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传统录音录像技术相比，今天的数字化录音技术更先进，因采用数字音频工作站DAW、数字化硬盘录像机等先进的数字记录设备，录音效果好、图像更清晰，且便于后期数据加工、实现数据的长久存放。比如在贵州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刻道和苗族古歌属于民间文学类，长期以来大多通过搜集记录、整理成册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其实歌唱才是传播这些民族文学的真正形式，通过“盘歌”形式进行问答对唱，一唱就持续几天几夜甚至十天半月。因此在原来搜集整理的歌词文本基础上，又有数字化歌唱原声的录音，两者一起配套保存，这样才会更直观、全面、有效。由此可见，对演出场面宏大、时间较长、曲目量多、演员服饰种类多的传统戏剧和民间艺术表演形式，都可以采用数字化录像的方式进行保存。也可以运用数字化录像技术对苗族蜡染技艺、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苗族芦笙制作技艺、河州葫芦雕刻等工艺复杂的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记录保护。
2.动态三维成像技术的运用。动态三维成像技术将立体电视的视频、动画等画面经过两次反射形成“幻影”，通过特定的显示设备进行播放，再配上灯光、声音、模型等，就产生栩栩如生的感觉。该项技术由于信息量较大，可提供的创作空间较广阔，因而更适合复杂内容的表现。像西部的侗族大歌、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等音乐舞蹈类非遗，因为它们在演出时演员阵容强大、演出曲目民族性强、民族建筑成为演出背景、围观的村寨百姓也是演出互动者，这些因素密不可分，所以用幻影成像技术就能够实现对这些遗产全方位立体式的记录，把演出的盛大状况全景式地展现出来，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日本的虚拟保护“精神链”工程，就是科学家利用动态三维成像技术提取日本奥兹地区的重要典礼文化遗产“狮子舞”的动作与音频，实现对其保护的。我国浙江大学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主持的楚文化编钟乐舞数字化保护项目，也是采用动态三维成像技术形成的智能舞蹈编排系统。西部地区各个少数民族都拥有大量的民族舞蹈和音乐资源，因此采用数字化的舞蹈编排和声音驱动程序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3.擞字化图案数据库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运用。该系统是“从保存在计算机中的原始图案数据库中提取共有的图形和颜色搭配样式，再使用人工智能和神經网络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建立计算机辅助设计数据库。”西部地区的民间美术，例如蜀绣、苗绣、水族马尾绣、土族盘秀、彝族（撒尼）刺绣、羌族刺绣、维吾尔族刺绣、蒙古族刺绣、柯尔克孜族刺绣、哈萨克毡绣和布绣、西秦刺绣、麻柳刺绣、湟中堆绣等，这些珍贵的艺术都拥有大量独特的图案花样和刺绣针法，而且颜色搭配有很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背景，刺绣的样式和图案的种类因地区而丰富多样。因此要实现对这些民间艺术珍品的活态保存，就可利用建立图案数据库的办法，达到图案式样的再创作。
（二）建立非遗资源数字化分类体系
我国从2012-2013年底已完成了非遗数字化保护的3个基础标准、4个艺业标准、6类标准规范草案的制定，标志着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西部地区非遗品种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风土人隋、民族服饰、传统礼仪、宗教信仰及节庆活动等；又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民谣、寓言、谚语等。既有淳朴生动的各类表演艺术，如舞蹈、音乐、杂技曲艺、戏剧等；又有技艺精湛、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如泥塑、剪纸、编织、刺绣、彩绘、蜡染、砖雕、洮砚、刻葫芦、酥油花等。按照国家的统一标准，西部各个省、市、区应该分阶段实施，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资源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尽快建立一个内容丰富、类别齐全的非遗资源的多层次分类体系。
（三）构建非遗新技术综合运用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的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植根于群众生活的各种状态、整体的文化空间中，而关系错综复杂的文化空间是难以通过图像、文本、视频或动画等任何一种单一的形式能够完整地表达出来的。因此，为了全景式地再现遗产赖以生存的多维立体文化空间，就需要打破单一的数字技术手段的使用，而要探索将资源管理与服务技术、情景建模及行为控制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多种新技术手段综合运用到非遗的传播和保护中。
（四）通过非遗数字化保护试点，逐步推进保护工作
从2013年6月起，按照试点先行、全面推广的工作方针，我国开始管理系统软件和非遗数字化保护标准规范的试点工作，首批13个试点单位中，西部地区虽然只有云南、贵州、西藏三省（区）入选，但是为西部其他省、市、区非遗数字化保护树立了标杆和样板。西部其他省份应该学习借鉴其试点经验，逐渐摸索和建立一套有利于地区非遗保护的操作性强、能科学而长久运行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机制，使得西部各省、市、区的非遗资源最终实现互通。
总之，充分发挥数字化传播的优势，实现数字化与西部民族地区非遗保护的双赢，传其神韵，把“根”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