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

摘 要：柳宗元以济世安民为己任，在二十多年的治政实践中，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而上下求索，深厚的学养、残酷的现实和坎坷的仕途使他对廉政有了独到的见解。以民为本、以义导利、立公去私奠定了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伦理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而构建了内容完整的廉政思想体系。虽然柳宗元的廉政思想植根于封建社会，但在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中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柳宗元；廉政思想；以民为本；以义导利；立公去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8）05-064-05

柳宗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也是一位在地方政治治理中流芳百世的政府官员。他擅于汲取诸子百家思想，付诸于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实际和自身坎坷的政治境遇，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廉政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借鉴，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形成

官僚世家出生的柳宗元，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读书做官无疑是必经之路。柳宗元年少官场通达，参加永贞革新，革除弊政，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下，革新失败，仕途一落千丈，被贬蛮荒之地。悲惨的政治境遇，对政治家柳宗元而言是不幸的，但对思想家柳宗元来说，他在政治变革中逐渐醒悟，在外放中也有更多机会深入民间、了解民生。深厚的学养、残酷的现实和坎坷的仕途成为滋养柳宗元廉政思想的沃土。

1.兼采众家之长

柳宗元家学深厚，览百家之书，采众家之长，他自称，“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1]身为儒者，柳宗元一生服膺尧舜孔子的圣人之道、大中之道，他以圣人之道自勉，“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2]，表明了尊孔兴儒的决心。

柳宗元所宣扬的不仅仅是儒家圣人之道的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他还援佛入儒，将儒、佛之道加以融会贯通，既涉及伦理、政治，又包括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称之为中道。他在《诫惧箴》中说，“将言以思，将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顺而起。”[3]一切思想、言行，都要顺乎中道原则。他认为为政者不应推天引神，施政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批判“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4]的有神论思想。

柳宗元同时受道家思想的浸润，讲求无为而治，他提出“顺天致性”的观点，“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5]，要顺乎自然之性。他主张“民利”“民自利”，官吏无需约束人民，而是让百姓顺情适性生产生活。他的顺天、养民观点继承与发展了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

2.黑暗的社会现实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唐朝已走出了大唐辉煌，他出生时，安史之乱刚刚过去十余年，此时唐朝由盛转衰，皇权日渐式微，朝廷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地方藩镇割据、拥兵自重，均田制废弃，府兵制难以为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薄弱。社会不稳，政治腐败，官吏盘剥，门阀士族势力残存，人民遭受多重压迫，苦不堪言。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柳宗元亲眼目睹节度使反抗朝廷的叛乱、藩镇割据的战火和各种政治争斗。正是经历动荡的时局，柳宗元积极入世，参与朝政，力图革除弊政，减轻人民负担。他强烈批判聚敛民脂、搜刮民膏的“尸虫”“鼠”等特权势力，无情揭露门阀士族残余势力妄自尊大、作威作福的乱象，顺应了中唐时期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利安元元为务”的柳宗元深切同情人民，其廉政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形成的。

3.坎坷的政治经历

柳宗元一生大起大落，年少金榜题名，入朝为官，与刘禹锡、韩泰等一起参加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由于遭到宦官集團、藩镇等保守势力的反对，永贞革新如昙花一现，在100多天后改革失败，柳宗元被贬为蛮荒之地的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加贬为永州司马。因政治革新而遭贬，在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对未来仍怀抱希望，期待有朝一日能得到皇帝的“量移”。在近十年的等待中，皇帝终于下诏，召其回京，熟料刚到，旋即又贬为更远的柳州刺史。

柳宗元从“超取显美”的高官被贬为“自度罪大”的谪官，历经剧变，命运陷入低谷，精神遭受巨大冲击。他的遭遇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与理解，甚至至交好友韩愈也认为他咎由自取，“不自贵重顾藉”、不能“自持其身”。

坎坷的仕途和友人的指责使忧国忧民的柳宗元精神苦闷，为排解抑郁，他寄情山水，遍访民间。同时远离京华的纷扰，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与田夫野老交游，深入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发出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哀叹。柳宗元体会到人民的艰辛，同情人民的疾苦，为人民代言，“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6]，努力在治政实践中自觉做到廉政为民。

二、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内涵

勤廉为政则国运昌，怠政腐败则社稷亡。廉政为历朝历代所崇扬，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基层胥吏，乃至平民百姓，都崇廉恶贪。中国的廉政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天与人、义与利、公与私三大命题是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构筑了柳宗元以民为本、以义导利、立功去私廉政思想的三个重要内核。

1.以民为本是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天与人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亘古不变的探讨话题，无论是阐发政治观念，还是论性理谈哲学，都涉及到以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孔子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孟子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8]汉代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9]

认为天道异于人道，天道是自然法则，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0]汉代陆贾提出，“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11]。东汉王充主张，“夫天者。体也，与地同。”[12]天人关系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廉政思想文化的哲学基础。

不管天有、无意志，抑或天命论、天道论，终究离不开天、人关系，讲天离不开人、讲人离不开天，论述天、人关系的目的都是为了充分认识天与人。天命论通过借助天的权威以确立世间的准则与秩序，天道论通过认识天以更好地服务现实中的人，天、人关系由此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色，也奠定了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柳宗元上承古代天人相分说，并予以发挥，认为天是自然的，不是神，不可能对世间福祸加以赏罚，“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13]他批判天人感应说，否定君权神授，“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14]指出君王假天意搞所谓的“受命之符”是荒谬的，民心、民意才是君王受命的基础。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历史的发展既不是天命所使然，也不以帝王、圣人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受命于“生人之意”，“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15]“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16]，人民因生存之需而推动形成历史发展的“势”，统治者应以民为本。

由天人相分推导出以民为本，人民在国之兴盛、王朝更替中发挥重要作用，他驳斥了天神说、圣人说等唯心史观，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他力主“生人之意”，就是倡导圣君贤相、治政官吏要行德政，吏为民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17]官吏由人民纳税供养，理应为人民服务，为官勤廉，顺应民意，赢取民心。

2.以义导利是柳宗元廉政思想的伦理规范

“义利之辩”这个伦理学中道德评价标准的问题具有丰富内涵，儒家将仁、礼、智、信等视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义，墨家认为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就是义；利则是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利益。孔子首提先义后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18]“放于利而行，多怨。”[19]在先義后利的基础上，他也主张符合义的利、以义制利，“既庶矣，又何加焉？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教之。”[20]孟子极其重义，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1]同时他也重利，“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22]荀子主张义利并行，“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23]墨家倡导义利合一，“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24]汉代董仲舒认为，义利并行不悖，“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25]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6]，合乎义的利，乃是长远的利，公众的利；合乎道的功，乃是广大之功，天下之功。

“义利之辩”贯穿中国古代伦理关系的始终，以义制利、或重义或重利，义利并行，义利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期，只是重要程度不同而已，不能离开义谈利，也不能脱离利空谈义。以义制利的义利观是中国礼仪文化的伦理基础，对中国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柳宗元的廉政思想奠定了伦理道德基础。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对义利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尧、舜、孔子立于天下之道在于仁义，“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日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 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27]在义利关系上，柳宗元主张以义导利，实行仁义，为民谋利，他提出，“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往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28]为政者不仅要有爱民之心，更要有利民之举。实现“民利”“民自利”，为政者要除害以兴利，“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29]革除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利民就是利国，能否做到利民，成为衡量官员政绩好坏的标准，“吾未尝为佞且伪，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30]官员受民之“值”，不能“怠其事”。

“民利”与廉政相一致，凡是害民之事、与民争利之政，都应革除，贪官污吏、聚敛民财都是利民之敌，都应避免。柳宗元认为，为政者只有以义导利，为官勤廉，才能多做利民之事，行利民之政，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要求。

3.立公去私是柳宗元廉政思想的政治原则

公私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永恒话题，孔子以公私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31]，君子的德是为大多数，小人留恋土是小范围，君子与小人的趣向不同，在乎公私之间。荀子主张以公义胜私欲，“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32]立法明分，护公去私。韩非子亦提倡去私立公，“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33]汉代贾谊明晰了公私的内涵，“兼覆无私之谓公”[34]。

公私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关乎道德的问题，还会左右一个人的行为，当公私关系与政治相连，会对官员的从政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立公去私还是立公为私，成为判断官员廉政与否的政治准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往往把治国理政与论述公私关系相连，廉政即公，反之即私。立公去私的公私观成为柳宗元廉政思想的重要政治准则。

柳宗元主张立公去私，他颇有见地地提出，“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35]认为私之于己的封建制，必将被公之于大的郡县制所取代。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希望从私人亲情上感染杨诲之，“凡吾与子往复，皆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36]但这也不全是私情，其间也应符合公道的原则，公私合为一体。他在《惩咎赋》中说，“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37]，揭露了当时“视白成黑，颠倒妍媸”[38]的黑暗政治，鞭挞了巨宦权奸“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39]的贪得无厌。

立公去私是柳宗元廉政思想的基本政治原则，他恪守“惟道是就”，不徇私、不枉法，他以瓶子自喻，“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40]象征自己廉洁奉公、无私无怨的品质和勇于献身的决心。

三、柳宗元廉政思想的现代价值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杰出代表，在二十多年的治政实践中，他提出了鲜明独到的廉政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倡导以民为本，君权不是授命于天，而是“受命于生人之义”，人民是决定国家兴亡、王朝更替的关键，这是对传统“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否定，是封建时代巨大的理论突破。民意是君王受命的基础，客观规律不以君王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一哲学基础上，他提出了“生人之意”“心乎生民”等以民为本的廉政思想。以民为本是党执政的根本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1]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明确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就是责任，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为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关乎民生、关心民意，扎扎实实做好为人民服务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柳宗元倡导以义导利，效仿尧舜行仁义，他提出“顺人之欲”的观点，为政要让民众“其天全其性得”，注重因势利导，引导民众通过自身努力去创造财富，而非欺压百姓，实现民利、民自利。同时要“利于民，备于事”，进行改革，降低赋税、整饴吏治、遏制腐败，使人民休养生息。在官尊民卑的传统社会，柳宗元的养民利民、勤政为民的以义导利廉政思想是不可多得的，这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2]广大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努力为群众干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柳宗元倡导立公去私，他忠于朝廷，积极参加永贞革新，打击宦官、藩镇势力，惩治贪腐，减免赋税，被贬地方后，革除弊政、大施仁政、爱护百姓，彰显了一心为公的政治品格。他痛恨谄谀邪曲，“导君以谀，闻正则忌。谗贤协恶，民蠹国圮。”[43]在选人用人上，讲求公正无私、德才兼备，“质厚不谄，敦朴有裕”[44]，反对世袭、任人唯亲等用人制度。公生明，廉生威，立公去私是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45]无私才能做到无畏、德才兼备，干事创业才会胸怀大局、秉公正直，展现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参政官员，他的廉政思想植根于封建社会，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主张以民为本、以义导利、立公去私的廉政思想，已不再是简单零散的观点，而是构建了一个内容完整的廉政思想体系，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性质和一定的民主色彩。这种廉政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的廉政思想是一种思想理论，更是其改革政治、造福地方的从政原则。我们要学会见贤思齐，做到古为今用，合理借鉴柳宗元的廉政思想，积极扬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注入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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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4-01-14）.http：///ldhd/2014-01/14/content_2566862.htm.

Abstract： Liu Zongyuan made it his duty to serve th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e searched up and dow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s political ideal. The profound education， the cruel reality and the bumpy official career made him to have the original view to the clean government. It w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oriented， righteousness-oriented and justice-oriented thoughts that established the philosophic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Liu Zongyuan"s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s， which constructed a complete ideological system. Although Liu Zongyuan"s thought of clean government is rooted in feudal society， it still ha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Liu Zongyuan；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s； People-oriented； Righteousness-oriented； Justice-ori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