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海归文学”:新立场\新视野\新感受\新文学_国际移民的中国立场
时间：2018-12-25 04:56: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如果一个作家经历了从“新移民”到“海归”的转变,那他(她)的立场、视野、感受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她的创作形态和文学风貌发生转换,如果一个作家率先将自己从“新移民”到“海归”的身份变化和人生轨迹在作品中加以表现,那他(她)很可能就此引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并生发出一种新的文学品种,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文学品种命名为“新移民海归文学”。
关键词:新移民;海归;新移民海归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4-0018-04
“海归”作为一个“新概念”出现于20世纪末,据说最早出现在1999年凤凰卫视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海归”即“海外归来”的简称。2002年,在人民网总结“五年成就‘100词’”专栏中,“海归”一词已获得了一种较为正式的解释,那就是:海归是相对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
虽然“海归”的概念出现得较晚,但“海归”这种现象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了。清末民初大量中国留学生赴欧美和日本留学,这些留学生后来绝大部分都回国成了“海归”,并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文学领域而言,从鲁迅、郭沫若、巴金,到胡适、冯至、穆旦,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作家,都可以归为“海归”之列。
不过,虽然都可以用“海归”一词,但事实上,20世纪早期的“海归”和现在所说的“海归”,在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前者只是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但他们的身份基本上还是中国公民,他们回来理所应当――那是学成或有了工作经历后的回国;后者则除了包含前者的那种情况之外,还有很多人在海外学习或工作时,身份已发生了变化,他们中有许多人作为“新移民”已入籍别国成了外国人,这样,他们回来就成了外国人客居中国,这样的“海归”,就不单纯是中国人出国留学或工作之后的回国,而是在成为外国的“新移民”之后,又回到中国成了“海归”。
这样的身份改变显然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冲击。就文学领域而言,如果一个作家经历了从“新移民”到“海归”的转变,那他(她)的立场、视野、感受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她的创作形态和文学风貌发生转换;如果一个作家率先将自己从“新移民”到“海归”的身份变化和人生轨迹在作品中加以表现,那他(她)很可能就此引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并生发出一种新的文学品种。
我想把这种新的文学潮流和文学品种称之为“新移民海归文学”,意指(1)创作者经历了从“新移民”到“海归”的转变;(2)作品具有一种新的立场、新的视野、新的感受――这里所说的“新”,是相对于创作者作为“新移民作家”时的特征而言的。如果说创作者当年的“新移民”特征为他(她)的作品带来的是“海外”立场、“海外”视野和“海外”感受的话,那么现在的“新移民海归”特征,则使他(她)作品的立场、视野和感受具有了杂糅性和融合性――既不完全属于“海外”也不完全属于“中国”,既属于“海外”又属于“中国”。
应当说,美国华人作家施雨就是这一文学潮流的先行者。施雨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出国大潮,又在21世纪初回国――成为作家中“海归”的先锋。长期的中国――美国――中国的生活经验,使她对中西(美)两种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而作家的敏锐和洞见,又使她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升到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将之融入“海归”后的创作,从而使自己的创作从过去的“新移民文学”向“新移民海归文学”转变,并在客观上成为“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先锋和代表。
施雨最早创作的“新移民海归文学”是她的小说《不穿正装的男人》(2009),小说中的尼克从美国回到上海,遇到了来自中国台湾的丽莎,由于公司业务上的联系,两人有了“交集”并产生了感情――他们彼此以才华(尼克)和纯真(丽莎)打动了对方。尼克虽然不穿正装,但为人正直,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丽莎虽然经营企业,却由于纯真而遭人计算,企业大受影响。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诚信而没有对世界对人性失望――最终她因此赢得了尼克的爱。
这篇小说,虽然场景跨越了中美两地(拉斯维加斯和上海),但主要活动背景是充满活力的上海,主要人物则是两个“海归”(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男女主人公“交集”的领域则是电子公司的合作与贸易――这些场景、人物和领域,正是当今中国最具“现代化”特征的写照:大都市(上海)、海归(精英白领)、高科技(领域),如果再加上丽莎的台湾背景,可以说所有能代表中国“现代化”的元素,都集中在这篇小说中了。
施雨的这篇《不穿正装的男人》,写的是当今中国,可是这个中国,却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与世界彼此交错的中国,描写这样的中国,其实就是描写当今世界――然而它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比较施雨在美国做“新移民”时创作的作品,就会发现,那时她虽然也会在作品中写到中国,但其基本立足点是在美国,作品中对中国的涉及,是以衬托和丰富美国为前提。然而当她“海归”之后,她作品的立场,开始从“美国”向“中国”位移,此时她作品中的“中国”,已成为展示她文学世界的中心,而“美国”,反倒成了表现“中国”的“陪衬”。
这意味着施雨从“新移民”变成“海归”之后,重新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位置),而这个新的立场(“中国”立场),显然为她的创作带来不小的变化。当初去国之后成为美洲“新移民”,曾给施雨看世界的眼光形成巨大的冲击,并导致她的创作带有强烈的“海外”色彩――这种“海外”色彩不仅体现在题材上,更体现在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观念上,那一时期无论是她的散文还是小说,流贯其中的“海外”立场、“海外”视野和“海外”感受,在施雨身为美国“新移民”时的创作中,都相当突出。
成了“海归”之后,施雨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位置),蓬勃发展活力四射的中国,把施雨的目光深深地吸引了过去,她显然意识到,当代中国,应成为希望有所作为的作家一展身手的舞台,自己的笔,应该在这块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上耕耘。
施雨把上海作为自己“海归”后文学耕作的第一块沃土,这不仅因为她“海归”后以上海为家,更因为上海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成就,抓住了上海,可以说就抓住了当今中国的脉搏,抓住了上海,也就有了展示中国走向世界,吸引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最佳视角。
假使说《不穿正装的男子》是施雨“海归”之后在创作上转型的“小试锋芒”,那么《上海“海归”》,则是她要在“新移民海归文学”领域,着意经营的一个重要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海归”》既是施雨写的关于“海归”们与上海这个城市之间绵延一个世纪的故事,也是她率先将自己的创作从“新移民文学”向“新移民海归文学”引领的标志。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后新移民文学”时代的来临。
《上海“海归”》是由李伦新主编的“海派文化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力图多角度地展示“海派文化”。丛书主编在这套书中专门设一本谈“海归”,可以说独具慧眼,而这本书选中施雨来写,也可谓所得其人。在书中,施雨一方面对20世纪以来“海归”们与上海的渊源进行历史回顾,另一方面,也对当下的“海归”如何为上海带来“新意”和“活力”予以“直播”和扫描,更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海外”经验和“海归”立场,对“海归”们与上海的关系,进行评说、阐释和判断。
施雨的《上海“海归”》从中国的“海归”历史谈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是中国人留学海外历史的一个浓缩版;与此同时,结合她自己的美国经验和美国感受――把自己的父母、老公、儿子统统带入作品之中,现身说“法”,展示中国人“走出去”又“住回来”的生动过程;在这中间,穿插介绍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习俗、观念和思想(美国式的保守、美国人的金钱观、美国眼、种族意识、生死观、相处之道等),以及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当然,对于“海归”们的回国过程以及思想感情变化,施雨有细致的描写和分析:有过长期国外生活经验的“海归”们,对于国人讲面子,爱虚荣的陋习,已经难以接受;对于“小海归”们西化的生活习惯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无知,作为父母的“海归”们忧心忡忡;对于身份蜕变后的再次回国,身为“海归”的作者除了“近乡情怯”之外,还有“回国四怕”(怕被当外乡人、怕丰满、怕染发、怕名牌)――这种心态,昭示的其实是,“海归”虽然“回乡”,但毕竟受过西方思想文化的熏染,已与“正宗”的国人有所不同,他们有国人不会有的心态(怕被当外乡人)以及与国人相反的心态(怕染发,怕名牌),“海归”们这样的心态,其实表明他们已成为悬荡在“空中”、“既不中也不西”、“既中也西”的“超人”――超越了国人的相对一致性而杂糅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回国常住的海外中国人”。
这种“超人”特性在具体的“海归”人物身上,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有的人把“义工”的概念和方式落实在中国了(《海归义工范江平》),有的把外国文学中的精华介绍到中国了(《小二与卡佛》),有的把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中国了(《国际比较教育学专家郭玉贵》);还有的把新技术引进到中国了(《一张“全家福”引发的海归故事》),把高效的管理经验和前卫的管理观念引回中国了(《IBM全球副总裁的“海归生活”》、 《解码心理DNA─记华迪国际总裁宋岩》),把追求自由的艺术精神实践在中国了(《“海归画家”王大宙》),把西方文化的探险精神和开放姿态融进中国了(《70后海归商云溱和吴宸》、《80后海归Vivian和Calvin》),把自己的海外经验和职场技能贡献给中国了(《上海世博会的幕后推手李媛和王剑涛》)。
当然,施雨在展示当下这些“海归”、“超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历史的纵深处寻找他们的前辈:当年参与东京审判的向哲浚(《向哲浚与最真实的东京审判》)和两位在美国推广针灸的中医李永明、黄羡明(《两位中医与“中国针灸在美国”》),成了施雨从“海归”历史中打捞出来的前行代“海归”代表。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因此这些“海归”前辈与当代“海归”的特色和功能均不相同――从中也体现了施雨在书写“海归”时所具有的历史感。
施雨“海归”后的“新立场”(新位置),使她在文学创作时,获得了一种新视野――此时她看取中国时,就不是站在“海外”看中国,而是站在中国里面看中国,这使她与“海外”作家相比更“中国”,可是她与中国大陆的本土作家相比又较为“海外”,这样的一种状态,使施雨面对中国,既有“自家”的亲切感和主人感,又有“客居”的客观性和理智性,这样由交叉地带赋予的新视野,使她能看到“海外”作家和“本土”作家不易发现的文学新题材,也能在“海外”作家和“本土”作家都看到的文学题材中发现新感受。
写“海归”是施雨抓住的一个新题材,这一题材显然得力于她的“海归”立场(位置)和“海归”视野――这已使施雨的《上海“海归”》独树一帜。然而,更能体现《上海“海归”》的“新移民海归文学”价值的,还在于施雨在其中表现出的融入了她个人体验的对“海归”们的感受:这些“海归”,对于祖国,都有一份爱之深痛之切盼其强愿其盛的赤子之心。
在某种意义上讲,施雨的“海归”身份本身,已决定了她的感受是一种混杂了“主人”和“客人”、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复杂体,然而,在这种“主”“客”和“内”“外”的交织中,又有一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以“主”和“内”为主,以“外”和“客”为辅,或者说,是“主”、“内”为体,“外”、“客”为用,“主”和“内”是施雨书写“海归”时对“海归”与中国关系的基本感受――此时的施雨,完全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表现“海归”的:“海归”是祖国的宝贵财富,“海归”是祖国的光荣骄傲;而施雨的“外”和“客”,则更多地表现在一些“技术”的和“细节”的层面,如对于国人传统的生活陋习(爱面子讲名牌套关系越规矩)和国内教育制度的弊端(重考试轻能力攻外语背政治),施雨则以一个受过“西风”吹佛的“海归”的眼睛,敏锐地洞见到这些问题并加以嘲讽和批判。
体现在《上海“海归”》中的新立场、新视野、新感受,使施雨创作的“新移民海归文学”具有了一种“新文学”的特质:这种文学,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出发,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开拓,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蜕变,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升华。这是他们从中国走向海外又从海外回归母国的螺旋式上升,这是他们在成为“新移民”时经历了文化震荡之后的第二次文化震荡,这是他们在进行了一次身份转换(新移民)之后的第二次身份转换(海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这种二次“身份认同”,为他们的文学带来了新质:这个“新”文学(“新移民海归文学”),有中国立场可是又因了海外经验和海外观念的介入而不同于大陆作家笔下的文学,有海外元素的渗透可是却以中国立场为本位因而又不同于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文学,它是“中国化”的“海外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文学延伸”,是“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交叉地带,是“海外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和“中国文学”联姻后的一个新品种。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海归”作家的增多,“新移民海归文学”或许将引领“海外华文文学”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很可能,它也是“海外华文文学”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王辉耀:《海归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汕头大学易水寒教授在给笔者的信中,首先提出这一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