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尖立在华盛顿：回望我深圳的“保姆”姐姐] 华盛顿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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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2日，在流光溢彩的华盛顿芭蕾舞团大舞台上，一部浪漫的古典爱情悲剧《仙女》正在上演，扮演仙女的女主角时而踟踌凝眸，时而长裙飞旋，芭蕾的优美和角色的凄郁浑然一体……
女主角名叫黄蕊，来自中国深圳。4岁时父母分居并离异，来自广西农村的保姆危秀蔡走进这个家庭。在黄蕊的母亲历经两次换肾并离世之后，接受临终“托孤”，先后服侍、照料两代人，从22岁到40岁，其间不惜毁掉自己的婚约，用18载的青春年华续写了一个时代的“忠诚”!
以下，是黄蕊对本刊记者深情的讲述――
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保姆”和我的红舞鞋
1987年元旦，是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日子。爸爸是深圳一家公司主管经理，母亲杨丽姬在一家通讯转播台当领班。4岁前，我的日子是快乐无忧的。
1991年，爸爸在外面有了“情人”，和妈妈分居，几乎不回家了。1992年春节。危秀蔡来到我家。危秀蔡老家在广西武鸣县农村。当时，她在深圳一家印刷厂打工。春节休假，我妈的一位亲戚把她介绍到我家里，主要是想让她照顾一下我。
危秀蔡22岁，母亲让我叫她“姐姐”。她勤快、泼辣，干事很有条理，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去上夜班，小危姐搂着我睡，摸着我的脸颊说：“黄蕊，你也真是怪可怜的。我正月十五以后就要回厂里上班了，不可能再呆在你家里，像吃饭、穿衣、整理书包这些事，你要学会自己干，别什么都依赖妈妈。你妈妈太难了。”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我才5岁啊，城市里像我这么大的，谁不是父母心头的娇宝宝?可我不仅见不到爸爸，为阻止爸爸离婚，妈妈也不想要我。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最可怜的孩子。
小危姐心疼我。性子又急。竟跑去跟我爸爸“谈判”，谈崩了，回来气呼呼地对妈妈说：“你不要黄蕊，那她以后不会有好命的……”劝妈妈一定要把我留下来。爸爸无情无义，爷爷、奶奶重男轻女，妈妈哭着说：“我要女儿!打死我也要……”
妈妈胃不好，经常痛，还要上夜班。我要上幼儿园，还在学电子琴、绘画，都离不开小危姐，妈妈要她留在我们家当保姆。小危姐说：“我不喜欢做保姆的，我要回厂里上班……”一天，她本来已经收拾好衣服准备走了，见我哭个不停，转身搂住我说：“黄蕊。别哭。好了，我再留一段时间吧……”
1992年9月，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爸爸每个月支付我150元生活费。房子是爸爸单位的，我和妈妈只能住两个月。小危姐只念过初中。文化不高。做事却很有主见，她一趟趟跑去找法院，逢人便诉说我和妈妈的难处。最后，连法官也动了恻隐之心，又重新出了一份判决：房子，我和妈妈可以无限期居住，谁也无权撵我们!
我和妈妈对小危姐都很依赖。年底，妈妈因为身体不好、老是请假被单位裁员，家里经济条件一落千丈。小危姐在厂里打工时，每月工资有350元，妈妈付不起这么多的钱，她每个月只要100元。可实际上，她连这点钱也要拿出来。帮着买米买油。
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儿童芭蕾舞剧《小天鹅》，兴趣盎然地跟着学。妈妈见我学得惟妙惟肖，心里一动，问小危姐：“你看，黄蕊是不是适合学舞蹈?”
小危姐说：“黄蕊学得有模有样的，我估摸着能行。”
妈妈把我送进罗湖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学习舞蹈。爸妈离婚后，爸爸从没付过生活费，妈妈也懒得去找他纠缠。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到一家私人服装店当营业员，小危姐则到我家附近的一家饭店端盘子。
1994年元旦，我7岁生日那天，小危姐给我买了一双红舞鞋。我一把搂住她的脖子：“小危姐。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将来，我要站到舞台上!”
小危姐拍着我的脸颊。激动地说：“‘芭蕾公主’，小危姐相信你会做到的!”
毁掉婚约，妈妈在天堂里注视着我们
1994年，妈妈换到一位香港女老板的店里卖服装。她身体越来越虚弱。年底，原本一直以为是胃病的，经检查却是尿毒症，必须换肾才能维持生命。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妈妈得的病有多严重，问小危姐。她叹息地对我说：“黄蕊，你妈命真苦。”我见她背后悄悄地抹眼泪，预感到不好，也偷着哭。
一天晚上，妈妈把我叫到跟前，当着小危姐的面叮嘱道：“黄蕊，妈妈照顾不了你了，你一定要听小危姐的话。”我搂着妈妈，哭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妈妈背着我同小危姐商量，要把我电子琴、舞蹈课等停了。妈妈得病前，已把我送到深圳艺术学校跟随薛菁华、徐健等老师学芭蕾舞。小危姐擦着眼泪说：“电子琴要停就停了吧，黄蕊最爱跳舞，也有这个天赋，就别停了，不然孩子太伤心了。”
妈妈同意了小危姐的意见。“秀蔡，我代孩子叫你一声‘小危姐’――我这个病，想好很难。今后，黄蕊真要靠你照顾了。”妈妈泪湿衣衫。小危姐搂着妈妈的肩，两个人像一对亲姐妹似的抱头痛哭。
妈妈病倒后，我似乎一下子变得懂事了很多，学习、练舞比过去更加用功。每天，我反复练习足尖旋转、用足尖支立身体、单腿站立、伸前臂、抬后脚，千百次地重复这五个基本姿式。脚起了泡，浑身酸疼不已，对妈妈也从不叫一声苦，只有在小危姐面前，才会无所顾忌地掉一阵泪。晚上，小危姐把我的双脚抱在怀里，用温水轻轻地擦洗、按摩，一边叹息：“黄蕊啊，你是你妈妈惟一的希望，不吃这个苦，咋行?”
做换肾手术需要30万元。妈妈娘家在海南徐闻县，钱主要由做生意的舅舅支持，妈妈店里的香港女老板关淑礼也拿了20000元，同事捐款近万元。1995年11月。大家齐心协力为妈妈做了换肾手术。
妈妈需要终身服用抗排斥药物，一个月就要3000多元。这时，舅舅的生意也破产了，没有能力再帮助妈妈。小危姐在我家楼下摆了个水果摊，我有时也帮着卖。
1997年，舅舅想接我和妈妈回徐闻。小危姐28岁，已在我们家耗去了6年青春。说是保姆，其实把挣的钱都贴给了妈妈，只在那套法律意义上还属于我爸爸的房子里免费“占”了一张床位，我家的亲友都觉得对不住她。可是，一旦离开深圳，我学的芭蕾舞就会半途而废。妈妈思来想去，并征求小危姐的意见，最后决定还是留在深圳。
1999年底，小危姐得了鼻窦炎和鼻泄漏，要回老家。妈妈再也没有理由拦她了，在她的包里塞了5000元钱，哭着说：“秀蔡，你在我家呆了整整7年，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家，我很惭愧!都是我和黄蕊害了你，拖累了你。”
我拼命地拉着小危姐的手，哭得一塌糊涂。小危姐替我擦着眼泪，她自己的眼泪却一滴滴落在地上：“黄蕊，记着小危姐说的话，将来我要看你在电视上跳舞……”就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小危姐悄悄地把妈妈给的5000块钱塞在我枕头底下，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她的广西武鸣县老 家。
2001年，小危姐在县城谈了个对象，并开了家中草药批发零售店，妈妈听说后稍稍宽下心来，我听了也很高兴，打电话给小危姐，说等她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她慨然允诺!
2002年初，妈妈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已出现腹水，不能上班，连简单的家务活也做不了。起先，她还瞒着小危姐，也不让我说。但是，9月的一天晚上，她在跟小危姐通电话时，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秀蔡，我不行了……你来看看我吧，咱们好歹再见上一面。”
只一个电话，小危姐就把店门关了，连父母和男朋友都没有说，就坐车赶到深圳。
小危姐又成了我家的“保姆”。她拿出带来的药材，帮妈妈热敷、按摩，而县城商店里那10000多块钱的药材却发了霉。她的婚礼本来定在国庆节，她“失踪”多天后，才打电话给男朋友说明情况：“说不准什么时候回去，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你能等就等，不能等就另找别人吧。”
小危姐要毁掉婚约!妈妈求她回去，说哪怕等结婚后再来也行，小危姐不听：“结了婚，我就没有自由了。想来也来不了。他要是真爱我，真能体谅我。就等着。等不了，分手也没什么可惜的。”
结果，小危姐亲手葬送了她即将到来的婚姻和幸福，也让我从此背上了一辈子的“包袱”……
妈妈必须进行第二次换肾手术，舅舅和许多好心人又行动起来……在短短三个月里，大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再次凑齐30万元的换肾费用。
在准备去广州进行第二次换肾手术前，妈妈做了一件事。她怕自己下不了手术台，将来我和小危姐可能连房子都保不住，因此把买房子的发票交给小危姐：“我手术要是做成功了，我们三个就还住在一起；要是失败了，你要留下来陪着黄蕊，想办法去把房产证办了，这是我留给女儿的惟一财产。”
2003年4月，妈妈在广州南方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换肾手术，手术失败了，妈妈再也没能起来。许多好心人都来了，他们用各种方式安慰着我。小危姐搀扶着我和妈妈告别，我一边哭一边说：“妈妈，我一定会跳出来的!你在天堂里看着，我绝不会辜负你和小危姐……”
脚尖立在华盛顿，回望付出18载青春的“保姆”姐姐
妈妈走了，小危姐怕户口注销后，房产证办不下来，她拿着写着妈妈名字的发票，在舅舅帮助下凑了一笔钱，到房产局把房产证办了下来。从此，这房子真正属于妈妈。我也有了合法的继承权。
这个房子里只剩下了我和小危姐。我问她是回老家还是留下来?小危姐说：“你妈妈希望我留下来陪你。”妈妈对小危姐临终“托孤”，我还能说什么呢?虽然我已经16岁了，生活方面早就能够自理，但妈妈刚走，我很孤独，而小危姐的婚事也告吹了，我们暂且就一块相依为命吧。
妈妈做手术前，在日本举行的第九届泛亚太地区国际芭蕾舞比赛已开始接受报名，老师认为我很有希望获奖，但当时我放弃了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要想参加只能以个人名义参赛，所有的费用都要由我自己出。小危姐知道后说：“黄蕊，这个比赛你一定要去，你妈妈在天堂里眼巴巴地看着呢!”
小危姐竟像当初跑法院为我和妈妈争取居住权一样，竟又跑到深圳市妇联去为我争取援助。妇联主席成泽彦专门写了一份申请报告，给我拨出1万元专项资金，让我去日本参加比赛。
比赛中，我一路过关斩将。最后以一支古典的芭蕾独舞获得铜奖。我手持奖杯站在眩目的舞台上，心里想着死去的妈妈……还想要是有电视转播就好了，这样我的小危姐就能在电视上看见我了，她该多有“面子”啊!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滚了下来。
我送给小危姐一对白天鹅的瓷制品作为礼物：这是一对一大一小的白天鹅，面对面依依相望，喻示着我们之间永不分开!小危姐擦着泪花说：“黄蕊，要是你妈妈还在，看到今天该多高兴啊!”
从日本参赛归来，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成都，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桃李杯”芭蕾舞比赛。这是全国芭蕾舞最高级别的赛事，最后我的《天鹅湖》获得少年甲组金奖。
从此，我开始在芭蕾舞台上崭露头角。为了让我更加集中精力练舞，学校安排我住校，家里只剩下小危姐一个人，我周末才回家。小危姐又开始出去找工作了。给一家洗涤厂收货、送货，非常辛苦。她怕我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个星期都要给我送三四次自己做的菜，一到学校就帮我洗衣服，像过去一样帮我按摩腿脚。有好几次，我被她接着按着就睡着了，她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2004年底，我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Youth American Grand Prix比赛，获得铜奖，引起了华盛顿芭蕾舞团的注意，他们热忱邀请我毕业后到美国学习。
2006年6月，我考进了华盛顿芭蕾舞团，即将成行。我把平时用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留给小危姐，教会她怎么上网、发邮件、聊天：“打电话贵。以后想我了，你就上网。”
小危姐羞涩不安：“我白住你的房子也就罢了，你咋还给我买这么多东西。”
我的眼泪“哗哗”地滚了下来：“小危姐，你别跟我说这些。我欠你的青春，欠你一生的幸福……”
小危姐也捂脸哭了起来，“黄蕊，都这么多年了，说这些干吗?你也总算熬出头了……”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小危姐，告别了深圳许许多多好心人，来到美国。起初，我只是一名实习学员，没有收入，只有靠勤奋学习和在舞台上的演出，才可以拿到奖学金。
可在团里的第一次排练，我就傻眼了。那次是排练芭蕾舞经典剧目《胡桃夹子》，团里居然在这个剧目中，一下子给我安排了10个角色，全是一些不入流的角色：“女佣”、“大树”、“花”……
华盛顿芭蕾舞团是世界最顶尖的芭蕾舞团，这里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演员，我什么时候才能演主角?对以后的路，我真是一片迷茫。小危姐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还是重复着过去那句老话：“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什么事，挺一挺就过来了!”
好吧，再苦也挺着!再小的配角，也演得极其认真。我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忍耐，令团里的艺术总监杰瑞先生极为赞赏。由于表现出色，我拿到了不菲的奖学金，不用小危姐可怜巴巴地省下买菜钱来资助我了。
我托深圳的朋友将小危姐介绍到一家证券营业部上班，她不用再那么辛苦地给人取货、送货了。小危姐很聪明，一点点地学习证券知识。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一年后，她居然当起了客户经理。
2008年9月，我与华盛顿芭蕾舞团正式签约。华盛顿芭蕾舞团共分ABCD四级，D级为最高，我初次签的是B级演员。一个月后，在排练一个叫《There where she loved》的剧目时，我的舞伴动作慢了一拍，将我的肩膀撞得脱了臼，送到医院。医生告诉我情况比较严重，一块软组织掉了下来，要通过手术，重新安装一块人造组织。
真是飞来横祸!我不敢告诉小危姐。手术那天，孤零零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问我：“你的家人呢?”我轻轻摇摇头，示意医生我能挺得住。20分钟后，我从麻醉中醒来，只觉得天旋地转，恶心想吐，可手和脚都没有知觉，无法动弹……
一个月后出院，我才打电话告诉了小危姐。小危姐心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在电话里笑着说：“幸亏我没早告诉你，不然你还不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电话那头的小危姐也转悲为喜：“黄蕊，这大老远的，我也过不去，不然我要去好好侍候你，就是帮你按摩一下腿脚也好啊。”
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滚了下来。
手术五个月后，腿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可以自由活动了，但还不能跳舞。这时，团里开始排练巴兰钦的《四种气质》。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剧目，原来团里也指定我在其中担任一个主要角色。我焦急地找到杰瑞先生，表示自己可以参加排练。杰瑞不同意。我便在大家排练的时候，早早穿好舞鞋，在旁边照葫芦画瓢地学。每动一下，肩部都会撕裂般地痛，但我拼命忍耐着，居然比指定的演员学得还快。杰瑞先生深受感动，最后破例让我参演。
2009年2月，《四种气质》在华盛顿演出，大获成功。之后，我又参加了古典悲剧《仙女》的排练。这次，我终于站到了主角的位置。美国同事们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努力打动了上帝!”
目前，我已和华盛顿芭蕾舞团签订了一份新的主演合同，级别为C级。
今年9月，我打算回国，与小危姐团聚。她已经40岁了，青春早已不再。我要为她今后的事好好筹划一下。我在邮件里跟她谈了这一“构想”，想在深圳给她成一个家，小危姐说：“你自己都没有谈过恋爱，也操心不来。我一个人就这样过一辈子，也挺好挺开心的。”
我的小危姐啊!你把18年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我妈妈，奉献给了我，你真的很开心吗?真的无怨无悔吗?那就让那对白天鹅作个见证吧：这一生，我们永不分开!
编辑 贾 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