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思想 沈钧儒维新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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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到沈钧儒先生,目前学术界谈论较多,但研究不够,尤其是对先生早年的维新思想及实践方面的研究相当欠缺,这凿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本文主要探讨了沈钧儒先生早年的社会维新改良思想的来源,并通过对他的有关著作的研读总结出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维新思想异于康有为、梁启超之处。
关键词:封建儒生 维新思想 君主立宪 人民参政权
中图分类号:K827.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1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江苏省苏州人。沈钧儒从小接受中国旧的儒家传统教育,于16岁中了秀才,29岁中了举人,30岁中了进士,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僚或政客,然而他没有走这条老路,反而由传统的封建儒生转变成为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志士。
一、沈钧儒维新思想的来源
(一)萌发爱国主义思想
第一,良好的家庭环境,使沈钧儒从小就养成了关心疾苦、善良质朴的优秀品质,尤其是他的祖母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祖母便启发了我的思想。”①在沈钧儒眼里,祖母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她甚至在帮助人之后,还觉得帮助的不够。”②这让沈钧儒感到:“世界上苦人这么多,我们应该帮助他们。”③沈钧儒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动乱时期,特别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居然被日本打败,中国不仅对日割地赔款,而且开放包括沈钧儒诞生和居住地苏州等城市为通商口岸,这年沈钧儒20岁,他被这奇耻大辱所震撼,遂作诗《拟少陵诸将五首》,以抒发忧国愤世的激昂之情。
第二,康有为、梁启超维新主义思想的影响。甲午战争的惨败的残酷事实,使人们认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而不图政治上的革新改良,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随之兴起,他们竭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这种情形,对年轻的沈钧儒影响极大,他开始留心时务,研习“变法图强”的新学,先后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以及梁启超任主笔的刊物《时务报》。与此同时,沈钧儒还广泛的接触维新志士,如于右任、张季鸾、蓝天蔚等人。沈钧儒经常和他们一起相互切磋,大谈维新革命。
第三,留学日本,确立君主立宪思想。1905年初,沈钧儒只身赴日,就读于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留日期间,沈钧儒先后阅读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人士坂垣退助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和片刚键吉的《立宪运动史》,尤其是后者,使沈钧儒大受感动。1907年,沈钧儒参加了杨度、熊范舆在东京成立的“宪政讲习所”,鼓吹立宪运动,并担任了《中国新报》筹办工作。同年的10月沈钧儒和熊范舆、雷光宇、恒钧四人领衔,有百余人连署,向清廷呈递《民选议院请愿书》,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份要求清廷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自此,沈钧儒走上了维新改良运动的道路。
二、沈钧儒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一)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
沈钧儒维新思想是围绕着“兴民权,设议院,开国会,立宪法”展开的。沈钧儒很重视民众在促进立宪运动中的作用,他认为,“唯是立宪政体,质实言之,不过君民上下为一绝大之结合。”④实现这种结合就可以“君民上下,共负责任”,⑤而“非上下同负责任,则国力不厚,无以御外侮而图自存,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舆望”。⑥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只有人民广泛的参预政权,设立民选议院即国会,庶政公诸舆论,政权广之黎民,才能使政府和人民对国家共负责任,使国家达到富强。
(二)沈钧儒维新思想的特点
沈钧儒的维新思想与康、梁却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仅就三个主要方面略作比较:
第一,在对待革命方式的态度上。康有为、梁启超坚决反对暴力革命,梁启超攻击革命派说:“……暴动革命则必至于亡国。”⑦康有为也认为“革命之事,徒使四万万自相屠戮耳”。沈钧儒虽然也主张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但是他并不抵制革命,当他看清楚了清廷的预备立宪骗局后,便积极与革命党人联系,从事革命活动。
第二,在对待“政体”的问题上。自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上日益退化为保皇派,在关于“政体”的问题上主张中国行“开明专制”。梁启超说:“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⑧所以“不能行共和立宪制”,⑨也不能“行君主立宪制”,⑩只能行“开明专制”,11这是“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12可见,自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的政治态度明显的退化了。沈钧儒虽自参加立宪运动以来一直主张君主立宪,但他并不顽固守旧,1911年杭州起义时,沈钧儒亲自到咨议局降龙旗,升白旗,这标志着沈钧儒由坚持君主立宪而转为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制。
第三、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救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一人身上,他们对民众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有为曾说,“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13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梁启超自己也说“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然不动之域”,14把中国人描述得麻木不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沈钧儒在立宪运动中,对于人民群众在促宪中的重要性却有充分的认识,沈钧儒的立宪思想的重要一点就是“民运促宪”,这和康、梁眷恋于光绪的支持变法是截然不同的。
综上所述,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沈钧儒先生早年的维新思想与活动进行了论述,作为一名科举出身的晚清进士,沈钧儒总是以国家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努力研习“变法图强”新学,并亲赴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最终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和康有为、梁启超相比,他的维新思想在很多方面显得更加进步,在革命实践中,沈钧儒也总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吐故纳新,站在革命的前列。
注释:
①②沈钧儒.我的生平.沈钧儒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13页.
③同上.第514页.
④⑤沈钧儒.论预备立宪要旨.沈钧儒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第33页.
⑥沈钧儒.民选议院请愿书.沈钧儒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页.
⑦⑧⑨⑩1112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朱建华.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13梁启超.清议报序列.1899年3月.
14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