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川端康成创作的佛学意味】雪国川端康成创作目的
时间：2019-02-05 04:41: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川端康成的作品和佛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点评论界已有大量论述，但似乎所有的结论都倾向于认为，川端康成作品的呈现出的特色乃是源于其对佛教被动接受的结果。本文拟对此做一反思，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川端康成的作品。
关键词：川端康成；佛学；虚无；现实
就佛教对川端康成的创作上的影响，目前评论界大致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是肯定川端康成的宗教意识与宗教观念带给他的创作的妙处，赞叹佛学使其作品具有物哀、幽玄和风雅的日本式的传统美。
第二种评价则倾向于认为川端康成受佛教无常思想影响过深，使其作品充满悲观情调，存在逃避现实的倾向，应予以否定。国内研究川端康成的论文中颇具代表性的声音认为：因川端康成作品中具有大量的对“死亡”主题的抒写，以及对“徒劳”的表达，从而判认川端康成的文学与现实的距离较远，进而将其简单定性为虚无精神的表征和避世趋向的显现，又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川端康成受佛教的影响而产生的消极悲观避世的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第三种观点则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即肯定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宗教意味，又指出这种宗教色彩冲淡了的作品的现实性。
这三种观点看似迥异，实则有共通之处，即在分析川端康成与佛学的关系上，主要关注佛学对其作品的宰制作用，不管宰制的结果是积极还是消极，他的创作首先是因受佛学思想观念的浸淫与影响，其次才会呈现出一种诸如“虚无”状态。换言之，川端对佛学是被动的接受。
笔者认为：这三种评论均有失偏颇，第一，因世人长期以来对佛教的曲解和误解：总是把佛教当成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价值观。佛教作为一种信仰，固然主要代表出世的人生观，但出世的人生观并不必然导致消极的人生态度。佛教的精神内核是尚实、朴素、进取的人生态度。
第二，对川端康成的创作与佛教的关系缺乏正确理解。在大量论及川端康成的文章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为“虚无…悲观”“消极”“避世”，而这些所指均指向同一个能指――“佛教”。不可否认，川端康成的创作和佛教有难分难解的渊源，佛教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占据不容忽视的份量。但是否因此就可推论出川端的文学作品就是他所接受的佛教经义和思想的脚注?川端的文学真的如很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佛教思想的被动接受者吗?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首先必然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态度，这种社会态度是其创作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它反映了个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对待社会中的人、事、物，是个体一种复杂的心理底蕴。现代作家亲近佛学有四种心理底蕴，或对佛典文学性的爱好，或对世间苦理论的体验与慧悟，或对菩萨行观念的接受与奉行，或对佛典中人情物理之讲究的钦服。不同的心理底蕴在不同个性的作家身上体现各异。通常作家是从态度的层面上，在社会大背景下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理解佛教。在笔者看来川端康成便是如此。他自幼先后失去多位亲人，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命运无常感，寂寞的生活环境是才其虚无思想的直接原因。社会的、人生的痛自觉地与佛教的苦空观达成契合。对于现实，他自觉不自觉地从文学创作的审美需要出发过滤了佛学佛理，早期创作中的悲叹与惶惑，决不是佛学带给他的，而是他在创作中进行文学审美取舍的结果。川端曾提到“我不把经典作宗教的教义，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与其说佛教深刻影响了他，促使他刻意借助文学体现深邃的佛学，倒不如说社会的、人生的创作背景恰好与佛学无常观达成某种契合，他对佛教采取的是一种社会态度层面上“为我所用”的理解与接纳，是一种文学审美情感上的价值取舍。
第三，这些评论对实际文本传达的思想感情、宗教意味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以评论者在论及川端的虚无精神时提及最多的《雪国》为例，其中消极悲观色彩恰恰很少。消极悲观、“生本不乐”情绪固然存在，文本中也有诸多佛家词汇，但表达的却未必是消极的佛理。相反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川端康成经由社会态度层面上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接纳着佛教的苦空观，并经文学审美情感上的价值取舍与滤化，借佛教词汇传达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从表面看《雪国》体现了一种虚无精神，人物驹子被深深烙上“徒劳”的印记。作为艺妓，驹子想追求一个普通女子的正常权利，然而却不得实现。岛村人生观是孤独、冷漠和空虚，麻木和无聊是其生存状态，他视一切为“徒劳”。在岛村身上，驹子注定难以实现其追求，逃不出痛苦的海洋。从这个层面而言，似乎驹子的人生“不过是一场徒劳的虚无”：替行男治病、订婚、记日记、苦练三弦都是徒劳，对岛村的苦苦思恋更徒劳。但同时不可忽略且至关重要的乃是驹子身上体现的对生活和生命的执着追求，作品中多次提到“竭力生存”的概念，而也正是她身上这种坚强信念逐渐拯救了空虚、麻木的岛村。川端曾说：“《雪国》的故事和感情等等也是想象比实际的成分更多。特别是驹子的感情，实际上就是我的感情，我想，我只是想通过她向读者倾诉而已。”这段剖白也许是窥破他意图的一把钥匙。从根本来说，佛法人生观是出世的；但佛法对人生态度却不是虚幻不实的和消极悲观的。尚实、朴素、进取的人生态度才是佛教精神的中心内核。深谙佛理的川端康成对此不会不了解。因此，驹子“西西福斯”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妨看成是川端康成在佛法观照下的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纵使徒劳，生而为苦，却不放弃对于生之乐的追求。
接下来，佛教的无常思想促成了川端康成的避世吗?诚然在日本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川端表现出冷眼旁观，一直隐居，研读《源氏物语》，创作《雪国》。虽两次去满洲并作为报导班成员到过海军航空特攻基地，但没有替侵略战争歌功颂德，当然也没有积极批判。在《哀愁》一文中，川端又写到：“战败后的我，一味地回到日本古来的悲哀当中去了。我不相信战后的世相和风俗，或许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似乎明确表态要与现实相割裂。
而且川端康成近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都与“死亡”紧密相连，是对“死”格外重视、大写特书的作家。《十六岁的日记》描绘了少年在守护弥留的老人时对死亡的恐惧；《山音》主人公信吾生活中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去：鸟山、水田、北本等等。《雪国》中叶子的死；《千纸鹤》中太田夫人的死；《名人》中秀哉名人的死。以及《参加葬礼的名人》、《孤儿的感情》等一系列作品中的“死亡”事件。并且川端康成在很多文本中表现出对“死亡”的赞美。他笔下的死亡是美的。《雪国》中叶子的死堪称极致。从世俗角度看，叶子之死是悲惨结局，但作者更为关注的却是其中的美。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得出作者对生命的看法是消极和悲观绝望的结论，而判定他与社会相隔离。在日本早就有人指出川端的自传体小说“所发表之时作者人生重大事件都与他的母国日本的危机重合”。孟庆枢也谈到：“一般来说日中两国川端文学研究者……往往……无视川端文本中一开头就突突兀出现的‘弃儿’这一关键词……川端作品中的‘孤儿根性’已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是日本战败之后川端缺失体验的深化。”这些研究者已敏锐触摸到川端对现实的思考和介入。甚至是在川端康成被很多人诟病的《睡美人》中也隐含着济世思想的努力。《睡美人》表面上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如何抓住生命最后时机追欢逐，实则要揭示被世俗烦恼所困扰的心灵如何获得净化和拯救。在其怪异情节的背后，深深地隐含着佛教的救世主题：即众生在凡间的苦恼都应得到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