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前隐逸文学中的麋鹿形象
时间：2020-05-07 08:53: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佳
【摘 要】 唐前隐逸文学中的麋鹿刻画，前后差异较大。“骚”体赋重在强调独处山林的孤寂和可怖，鹿形象呈现陌生化、异质化倾向;在嵇康、葛洪等人的倡导下，麋鹿之志与遁隐以求自由的思想初步相关联;南朝山水文学中，侧重描绘麋鹿逍遥自在的风姿，并将其置于生机勃勃的山林隐居环境之中。梁代刘孝标将麋鹿等同于士人的高洁品格，最终实现主、客双方融合无间。
【关键词】 隐逸文学;鹿形象
中国隐逸文学的描摹刻画中，常有鹿的身影。隐逸文学与麋鹿建立关系，是以山林这种隐居之地为依托的。隐士逃至社会边缘，以岩穴、荒野为居住之所，一方面是为了与权力中心保持相当的距离，以摆脱政治统治，从而取得精神上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是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一种生存之道。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口不够繁密，故而存在许多荒废或未开发的土地。[1]至战国中期，原有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制度分封制基本死亡，为增强经济实力，许多诸侯国鼓励开垦处女地。“隐士们之所以迁居到荒凉的地方，或许就是一件跟国家向处女地殖民的政策有关的事。……一个人退隐的地方越是偏远，对其所占有土地就越不会有异议。”也恰在战国时期，躬耕于垄上的农业生产活动，不再如孔子时代那样，遭到强烈的反对;反而作为一种寻求正直诚实生活的可能性而被接受。此外，隐居处所的选择，还与上古巫师为获得神力而藏身于山中，以及神仙信仰兴起后，修行者于山林修仙采药的行为有关。由此，躲避到偏僻的山林之地，成为众多隐者的选择。[2]隐居生活也因而与麋鹿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一
隐逸文学中的麋鹿刻画，前后差异较大。被视为招隐诗之鼻祖的，是西汉淮南小山所作《招隐士》。关于其写作对象，王逸认为是“闵伤屈原”（《六臣注文选》卷三十三）之作，王夫之主张是“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闵屈子而章之之意。”（《楚辞通释》卷十二）近人金秬香则揣测是指淮南王刘安：“详其词意，当恶武帝猜忌骨肉，适淮南王安入朝，小山之徒，知让衅已深，祸变将及，乃作此以劝王亟谋返国之作。”[3]无论哪种论断正确，《招隐士》的主旨重在“招”字，正如朱熹所言：用主要篇幅“极道山中穷苦之状”，“以风切遁世之士”，使其无远游之心，尽快回朝（《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
此赋继承了屈原以山林之景渲染、烘托主人公心境的写作方式，以嵯峨之山石、幽深之溪谷、丛生之杂树以及奔突咆哮之禽兽，极力营造了一个阴森可怖的自然环境。具体至描写麋鹿的字句：“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状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漇。”这里对麋鹿的刻画，一方面写其头角高耸、偎依奔跑的俦类相聚貌，以此来反衬隐士之孤独;另一方面，结合辞赋的前后句，我们就可发现，作者对麋鹿的描写并不显亲切，麋鹿是作为一种外在于主体的异质因素出现的。故而在情感上，隐士因居于麋鹿禽兽之中，远离文明，遠离同族，而具有悲怆、郁结，乃至焦虑、不安的情思。这两个方面的表达，前者，借鉴了《诗经》部分诗篇的手法。“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以谮，不胥以榖。人亦有言，进退维谷。”（《诗经·大雅·桑柔》）“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诗经·小雅·小弁》）这些诗句均是以麋鹿、禽鸟之乐群，来衬托人世之无情，面对禽兽不如的朋友与世道，诗人难免忧伤不已。第二种所表达的内容，与屈骚常见的幽昧孤寂的环境描写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观念上，与儒墨典籍的观点一致，均是将麋鹿作为野蛮未开化的自然环境的象征，置于主观的对立面。故而，麋鹿形象基本是陌生化的、被排斥、被否定的对象。逃离麋鹿等山林之物，回归于人世，正是此赋的主旨。
《楚辞》中，东方朔的《七谏》和王逸的《九思》二赋主旨均是追悯屈原，宣其高志，述其窘迫。其描绘山林麋鹿之句，与《招隐士》的情感取向相同。
“鹿蹊兮躖躖，貒貉兮蟫蟫。鹯鹞兮轩轩，鹑鹌兮甄甄。哀我兮寡独，靡有兮齐伦。意欲兮沉吟，迫日兮黄昏。”（王逸《九思》）
“王不察其长利兮，卒见弃乎原野。……高山崔巍兮，水流汤汤。死曰将至兮，与麋鹿同坑。”（东方朔《七谏》）
《九思·悼乱》哀伤君主亲佞巧，远忠信，致使周邵、孔邹等贤能之士遭受困厄，故而欲“奔遁兮隐居”。但是，山林之景却是这样的令人忧惧，鹿貉之兽成群结队，鹯鹞之禽或翔或栖。动物相伴相随、相亲相爱的举动，在作者心中引起的却是孤独寡欢、无有知音的悲伤。在低回沉吟之间，忽而又近黄昏。此处，禽兽虽多，但因作者强烈的“非我族类”的观念，故而不给人以亲切、温馨之感;纷乱的自然之景，只令人欲抽身而逃;再加上黄昏之凄凉，更添思乡之情。《九思》以鹿群显孤寂的诗旨与《招隐士》是一致的。只不过与《招隐士》纯粹以景结情的手法不同，《九思》直接喊出了“哀我兮寡独，靡有兮齐伦”的心声，在表达上不如《招隐士》精粹、凝练。
《七谏》同样指责君主不察忠谋，反信馋言，放逐屈子于荒野之中。此处写景不似《九思》一样细致描摹山林自然之景;而是从大处着眼，一写巍耸之高山，一写绵长之流水，两笔之间，天地笼括其中。然而天地如此多姿，如此雄伟，却无诗人的容身之所。故而，其后笔锋一转，直写死期将至，终将与麋鹿埋葬于此荒芜之地。前后强烈的反差，烘托出诗人无比的愤激、悲怆之情！其意境，与后世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登幽州台歌》）二句颇为神似！
由屈原所创立，刘向、王逸、东方朔等人所仿效写作的“骚”体赋，其中心多是塑造了一位虽忠心耿耿、却因小人谗毁而被君王见弃的主人公形象。在其被迫远离朝堂、退隐山林的行为中，往往弥漫着孤独、无助，乃至绝望的情绪。因此，以上所引《楚辞》篇章，重在强调独处山林的孤寂和可怖。主人公与麋鹿相处时，总是一副情非得已的模样，似乎一旦可以选择，必定会远离山林，重归人世。不过，骚体赋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某些写作手法和意象通过历代诗人的学习和模仿，被确立为一种固定的表达，隐逸山林与麋鹿刻画二者之间，由此形成初步的结合。
二
魏晋时期，骚体赋这种无奈而悲伤的隐逸选择稍有变化。曹植的《九愁赋》乃是其“心惨毒而含哀”的抒情泄愤之作。作品同样表达了自我忠言见黜的忧愤，在“与糜鹿而为群，宿林薮之藏蓁。野萧条而极望，旷千里而无人”等描写麋鹿山林之景的诗句中，也同样具有萧瑟、荒凉之感。不过与《楚辞》作者对退隐的被动接受不同，曹植指出自己“耻干媚而求亲”，决心遵循先王之正道，“长自弃于遐滨”。故而，在描写“与麋鹿同群”时虽有某些悲戚，但随后即表态说：“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这里，麋鹿已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社会的荒凉自然的代名词，而成为自我坚定意志和高尚品质的陪伴者。虽然这种陪伴，尚有部分凄凉，但是主、客观已经不再是格格不入、截然相反的个体，而具有了融合的趋势。
西晋刘琨的《扶风歌》与曹植的《九愁赋》一样，并非简单的隐逸之作。但诗中描写麋鹿的情感，同样与《楚辞》有异。此诗写于作者受命北去的途中，诗中既有欲匡扶晋室但阻力重重的担忧;也有精忠报国而被猜忌的悲愤。前途未卜，旅途艰辛，万般滋味，集于笔端。诗人正值“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的孤独凄凉之际，忽见“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此处对麋鹿、猿猴的刻画，一方面是作者羡其自由随性，游戏得志，以反衬自我处境之苦;另一方面，麋鹿之属在诗人最为无助之时，亲密地陪伴其前后，故而对其孤苦无依的内心而言，也是一种宽慰和依靠。这种表达，已经打破了西汉《楚辞》作品对麋鹿陌生化、异质化的处理程式，使之向主客交融的层面迈进一大步。
魏晋时期，另有一些以麋鹿为喻的词句，赋予麋鹿更加丰富的意义。此时期玄风兴起，士人远离体制、淡泊功利、“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观念愈加炽烈。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自己生性疏懒，不堪礼法束缚时，将自我比喻为在郊野成长起来的麋鹿，假设如果“长而见羁”，那么必定会“狂顾顿缨”，企图挣脱羁绊，即使赴蹈汤火亦在所不惜;如果被驯养，虽然以金镳装饰，以佳肴为食，仍旧“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三）对鹿与丰草的形容，在嵇康之前，主要是集中在《诗经》中部分诗篇，如《小雅·鹿鸣》的阐释上，强调麋鹿鸣呼其友的仁爱精神;也有如墨子、庄子，只是描写麋鹿的自然天性而已。嵇康突出了麋鹿的主观能动性，指出在金镳佳肴与山林丰草之间，也即虽然富贵却遭束缚与即使清贫仍旧自在的两种生活状态中，麋鹿选择后者，而非前者，从而凸显出自由的重要性。嵇康首次将麋鹿之志与遁隐以求自由的思想相关联，使之与名教约束、世俗功名对峙，进而提出“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的人生目标。
稍后，东晋葛洪，在嵇康“少荣进而笃任实”的观点之上，进一步提出：“乘黄、天鹿，虽幽饥而不乐刍秣于濯龙之厩。”（《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所谓“天鹿”，其原型或是某种具有神力的狮子。但是这里，葛洪将其与“乘黄”这一名马相对，说两者同于槽厩之中食草，且《后汉书·章帝纪》注本就指出其形象“似麟无角”，则在葛洪心目中，天鹿应是某种鹿科动物。葛洪同样强调了麋鹿的自由天性，但与嵇康相比，更突出了麋鹿虽处困顿幽饥，仍不改其志的坚定信念。麋鹿象征隐逸自由的生活;所谓麋鹿本性，就是即使有富贵的诱惑，即使经历艰难困苦，亦不改其初衷，退隐于山林。麋鹿所具有的这种象征和品质，经嵇康、葛洪的倡导被确立下来，并对后世隐逸文学影响深远。
三
南朝描绘山水的诗篇中，也有麋鹿的身影。这些诗句进一步摆脱曹植、刘琨诗中萧瑟、凄清的情调，而多以盎然春色渲染之。且在情感上，麋鹿已完全得到诗人的认同和接纳。谢灵运《过白岸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描写永嘉城外的白岸亭之景，写其近涧潺潺，远山空翠。诗人援萝近崖，聆听“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两者共同组成了山林间春日的交响乐，而诗人一颗鲜绿的春心也融入这黄鸟、麋鹿的鸣声之中。此处，“交交”二句化用《诗经》的《秦风·黄鸟》和《小雅·鹿鸣》之句。此诗后面的哲理阐述，继续延用《诗经》之意，由黄鸟“交交”之声，听出“伤彼人百哀”的悲痛;由麋鹿“呦呦”之鸣，想到“嘉尔承筐乐”的愉悦。诗人最后领悟：人世的盛衰荣辱，困厄显达，如此反复无常，令人慨叹;不如抛弃一切世俗的萦绕，怀抱自然淳朴的真性情，去过萧散自在的生活。在这首诗中，麋鹿一扫前人阴森、凄凉的情态，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春光描写中，变得如此欢快、明媚。它所代表的是未受尘世侵扰、能涤荡人心的自然之境——而此境也是诗人向往的最终归宿。
谢朓《往敬亭路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四》）是一首与何从事、齐举郎等人合作的联句诗。诗中同样写的是春景，表达欲与友共游，免使芳华虚度之意。其中，齐举郎四句诗：“弱葼既青翠。轻莎方靃靡。鹥鸱没而游。麇腾复倚。”一句绘上，细枝微颤，青翠欲滴;一句绘下，莎草轻靡，随风披拂。一句写水，鸥鹭翻飞，嬉游出没;一句写陆，麋鹿相随，追逐依偎，全方位地刻画出一幅春日出游图。其中“轻莎”与“麇”两句，均点化自《招隐士》，但全诗的情调已全然不似《招隐士》那样悲戚了。僧人昙瑗《游故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十》）中“秋浦没长莎，麋鹿自腾倚”两句同样点化《招隐士》之句，但前加“春溪度短葛”句，与“秋莎”句相对，刻画溪流长浦，春葛秋莎，四季景色宜人;后添“车骑绝经过”句，与“麋鹿”句相连，指明此处人迹罕至，幽深闲在。此四句写旧苑重游，以悠然自得的麋鹿点出风景不殊，从而反衬故友不在的惆怅之情。梁朝陶弘景著有《寻山志》一赋，表达自我归隐山林，采药修仙之志。辞赋第三段写山中之景，日月风泉，嶂云松石，风光旖旎。其中“草藿藿以拂露，鹿飆飆而來群”二句，同样以春草、麋鹿为描写对象，刻画隐居生活的静谧和悠闲。
南朝山水文学中的麋鹿诗句，总体侧重描绘其逍遥自在的风姿，并将其置于生机勃勃的山林隐居环境之中。这种表达方式，至唐代隐逸诗，最终形成隐居风光与麋鹿刻画的固定搭配模式。而在隐逸观念上，梁代刘孝标于前人的基础之上，将麋鹿与士人的高洁品格相等同，也最终完成了麋鹿与诗人主、客双方合二为一的任务。刘孝标的《辨命论》旨在说明人之穷通均有“天命”，非人力、鬼神所能左右。此文在形容才俊之士被摒弃不用、流于荒野时的情形说：“候草木以共雕，与麋鹿而同死，膏涂平原，骨填川谷，湮灭而无闻”（《六臣注文选》卷第五十四）。这里的“与麋鹿同死”一说，出于《楚辞·七谏》，不过此处稍减《七谏》中的悲苦情调，而增添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宽慰之辞。另一篇文章《广绝交论》，历数当时种种浇薄人情、炎凉世态，指出耿介之士必以决绝的态度与世断交，退隐山林，“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皦皦然绝其雰浊”（《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五）。此文与前述曹植、嵇康等文一致，均表达了自愿遁隐的决心，但是，刘孝标在前人“与麋鹿同群”的表达上，更加突出了一个“欢”字，凸显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这里的麋鹿，已成为纯净心灵、淳朴人性的象征，而与溷浊世间相对抗;同时也成为蔑视一切蝇苟行径、不与世情同流合污，独具高洁品格的士人最好的知音和伙伴。
【参考文献】
[1] 陈槃. 春秋列国的兼并迁徙与民族混同和落后地区的开发[M].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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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秬香.汉代词赋之发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作者简介】
李 佳（1975.1—）女，汉族，河北武安人，文学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