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险些够着的梦（外两篇）

一个险些够着的梦

直到多年以后，面对书架上永远读不完的书，我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带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去西昌师专图书馆看书的那个遥远而近切的下午。

这事得从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说起，说来话长，但再长也有个头。故乡大中坝夹在两条南北走向的大山中间，一条公路，一条铁路，北通成都，南达昆明。我的父母均为农民，在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我是老大。我爷爷是旧时的读书人，吟诗作对、卜卦择吉，样样精通;还写一手非常隽秀的毛笔字。在我没出生的时候，他老人家曾放出豪言：“待我的孙子能握笔，我要手把手教他练毛笔字。”爷爷奶奶的“富农”身份，带给他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到我真正蹦跶到这世界，他老人家已陷于批斗的泥淖中，哪还有心思教我学啥。从三岁开始，我就开始在收过庄稼的土地上，替家里看鸡群或者鸭群。每一群都有四五十只。这些鸡和鸭让我较早地学会数数字。长辈对我的期望，是长大以后给生产队做会计。而我的期望是做个电影放映员，一辈子有看不完的电影。

发蒙入学后，我们每天上半天到学校，下半天替家里做事，打猪草或者放牛。农忙时节，我们可连续多日在家帮忙，老师不会责怪我们。大忙季节，学校还要统一放农忙假，一放就是一两个星期。那时候，乡村孩子上小学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扫盲，将来进城能分清楚男厕所女厕所。不管学校老师还是我父母，对我是否用心学习，是从来不过问的。

我自幼喜欢语言类的东西，刚识字，便喜欢卖弄，谁家门上贴了对联，再忙都要停一停，扯开嗓子把两副对联读完，连横批都读了，才肯离去。接着就能够看连环画了。我看的第一本连环画说的是东北哪个旮旯里一个知青为保护一根可能被山洪冲走的电线杆而牺牲生命的故事。那本连环画的图片画得特别好，但读完这个故事，我坐在我家大门口的大青石上愣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故事编得不好。那时候电线杆都是木头的。东北那地方，找一百万棵能做电杆的树，比找一个人容易。

我们弟兄四个，大的三个间隔正好两岁，都喜欢读书。我的父亲常常四处为我们找书读。他找到的书千奇百怪，比如《梨树嫁接技术》《赤脚医生手册》《高山马铃薯栽培》之类，有一次找到一本《男性结扎注意事项》，我爹仔细翻看了一下，没有拿给我们看，他不给我们看我们却尤其想看，翻箱倒柜找不到，不敢问他。这本书至今没有看到，算是下落不明。我的两个弟弟不识字的时候，我读给他们听;他俩识字以后，我读完，再让他们读。到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有消息说，念初中不再看家庭成分，不需要到生产队长那里盖章了。为证实这则消息，我父亲放下手中的活儿，花了半天工夫到大队部询问。得到可靠消息，我父亲高兴得几夜睡不着，他培养我们读书的热情高涨。我们读书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认真起来，外观上看起来仍然吊儿郎当，实则暗地里有所期待。

很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秋天，我们家除了厨房和床铺，所有地面上都堆满金灿灿的稻谷，年底我爹还多出600多元钞票。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在这之前，每年到了六七月份，家家都缺粮断炊，年底能从生产队分得几十元辛苦钱，就算一家四五口人没白替生产队卖了一年命。

有了钱，我爹不再打算让我做会计，再说生产队也散伙了。虽然读了书以后做什么他也说不好，但我爹希望我们能读更多的书。我很喜欢读书，上小学一年级就能读《赤脚医生手册》，到我念四年级的时候，整个村子能搜罗到的书都被我读完了。集镇上供销社里有几本书，都是读过的。我爹常常为找不到可供我们阅读的书籍苦恼不已。也不知受谁点拨还是他自己突发奇想，有一天，我爹带我和我两个同样上小学的弟弟进城，到西昌师专找书看。

一大早上，太阳还在东边山背后磨洋工，我爹站在屋檐底下，喊了一声，儿子们，跟我上西昌师专看书去！

听说有书看，我和二弟放下手中的弹弓，三弟也从屋子里跑出来。三双眼睛闪烁着快乐的火苗，望着爹。我们早就听说，西昌师专图书馆的书多得看不完。村子里这样骂那些想看书想疯了的人：“有本事你上西昌师专看书去呀！”

我爹那时候快四十岁，长年的辛劳让他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他眼睛里也闪烁着快乐的火苗，冲着我们仨像伟人那样一挥手说，走。

于是，在安宁河谷清晨透亮的阳光底下，绊落一路田埂上的晨露，父子四人像一队咬着尾巴搬家的鼹鼠，从安宁河的河滩心走到黄联关渡口过渡船，赶一个小时一班的班车进城。那一年我快上五年级，老二快上三年级，老三正好读一年级。

班车在那时候自然是比爱尔兰的戈多还难等的。本来就不宽畅的公路上，半天才有一辆包括羊角叉拖拉机在内的车开过去，更多的时候属于河谷浩荡长风，卷起枯草和树叶，从眼前转眼吹到远方。第一辆班车在我们前面停靠，下来了四五个背背篓的人，车子太挤了，刚才挤变形的人扭了一阵身子，终于恢复了人的形状，被挤扁的背篓，无论如何哄，如何拍，都无法复原，只配做柴烧了。我爹心痛我们，不敢让我们上车。我心想，等下一班也许不会那么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升起老高，才见一辆班车喘着粗气开到跟前来。这次没有下车的，售票员直接就不开门，车已经挤得打不开门了。我们只得继续等车。这时候我才发现，对于上西昌师专图书馆看书这桩隆重的事情，我们父子四人显得多么草率。爹穿着他平时劳动的衣服，两个裤脚挽得一高一矮，从头到脚到处沾满了泥浆。我们弟兄仨穿着平时读书的衣服，浆洗得虽干净，但毕竟旧了，三弟的袖子被树枝丫挂出長长的口子，一片布在风中飘荡。多年以后，这个场景反复在我梦中出现，不同的是，我们父子四人穿着一色的新衣服，气氛隆重热烈，跟过年一样。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第三辆班车开到跟前，毫无悬念，仍然挤得前胸贴后背。我爹和我们弟兄仨都觉得不能再等下一班了，哪一班都是一样的拥挤，再等只怕今天什么车也坐不上。那时候班车什么都敢装，车厢里鸡鸭鱼兔同欢、人与猪羊共乐。乘客吵吵闹闹，吐口水、抽香烟、给孩子喂奶。路面坑洼不平，班车摇摇晃晃，车身从上到下，似乎每一个零件都在叮铃咣啷地响。各种声音和气味混合在一道，人的肺和胃都要遭受严重挑战。一路上都有人晕车，最直接的表现是呕吐。各家早上的食物毫无遮拦地暴露在车厢里，经过胃液搅拌，气味刺鼻，让人难以忍受。可是一想到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能在西昌师专的图书馆做一回阅读的君王，拥挤、吵闹、恶臭都算不得一回事儿。该从哪一本书看起呢？《水浒》就不看了，我暗暗下定决心，从《红楼梦》《三国演义》开始，今天至少要读五本书，才对得起这一路的不堪。

汽车走走停停，一路北行。下了缸窑大坡，前面是波光粼粼的邛海。班车又往前开了一阵，我们终于到达了西昌师专门口。走出汽车的那一刻，清新芬芳的空气和透亮的阳光让我一阵眩晕，经历了一路的污浊，这时候我真感觉，空气是甜的，阳光是在微笑的。我爹和几个弟弟跟我的感觉差不多，四个人蹲在马路边喘了一阵气，翻白的眼睛终于恢复原状，脸上麻木的表情终于复苏，大脑重新正常运转。

太阳已经架到了头顶上，正午时分。我爹从挎包里摸出了几块自家做的麦面饼子，分给我们当午饭。三弟咬了一口饼，表示吃不下，对爹说，我想喝水。二弟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非常强烈，嘴巴里藏着一片沙漠。我爹的喉结艰难地上下运动几次，他也想喝水。

我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邛海。我心想，只怕他要领我们去喝邛海的水。野水生水以前是不让我们喝的，这时候却可以救命。

我爹毕竟比我们见识多，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说，只要进了西昌师专大门，就不会找不到自来水龙头。

到了师专门口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连师专的大门都进不去。西昌师专背靠泸山，大门正对马路和邛海，大铁门敞开着。门卫死活不让我们进去。门卫是个上了年纪的驼背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他把我们父子四人拦在大门外面，手往我父亲面前一摊，嘴巴里蹦出一个字，证。

我爹和我们弟兄仨，谁也没听懂这个字什么意思。

老头连说了三遍，我们才懂，这是要我们出示出入证。这东西只有师专的老师和学生才有，这之前，我们哪知道还需要这个呢？

我失望地退到一边，两个弟弟眼睛里全是茫然。我爹摸了一下衣兜，想从里面掏出香烟跟老头套近乎。我爹不抽香烟，香烟自然是掏不出来的。我爹捏了捏前襟衣角。这个动作让我一辈子想起来就心酸。他的身材比老头高大，为了讨好老头儿，他弯下腰去。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不断地捏着自己的衣角。我爹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为了我们，他豁出去了，他对门卫说，我是带几个孩子到这儿的图书馆读书的，我们赶了几十里地，一大早出发，到现在才赶到这里，不容易。这位大哥，即使不能借书，您能不能放我们进去，在图书馆外面看几眼行不行？

我爹的声音，满含哀求，到后来，完全是哽咽。

老头最初不同意。我爹就跟他拉家常，那门卫也身在农村，我爹跟他谈他们家的庄稼、他们家的牛、他们家的猪、他们家的鸡和鸭，还有他那几个整天不读书到处提劲打靶混社会的儿子。说到痛心处，老头忍不住热泪盈眶。他说，你这几个娃儿多好，都喜欢读书，那就对了，你迟早有出头之日！

到日头过午，他俩已经像失散多年的朋友。我们趁他俩吹牛的时候溜进校园里，找到一个水龙头，饱饱地喝了一肚子水，把手头的麦面饼子吃下去。

等到我们吃好了，擦了嘴，又偏下头去喝了一顿水，回到大门口，日头开始偏西，门卫已经不把我们当外人，我們父子四人可以自由出入校园。

我们很快找到图书馆，这是一幢多层的楼房，分成若干的阅览室和书库。每一间阅览室门口坐着一个管理员，每个管理员都要我们出示出入证。经过了大门这一关，我们已经认可了这种出入必须持证的规定。图书馆任何一道门我们都进不去，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父子的喜悦心情。透过窗户玻璃，我看到无数梦寐以求的书成排成排地站在书架上，带着一身油墨体香，等待阅读的目光。我贪婪的目光，风一样拂过每一个正沉浸在阅读快乐中的大哥哥、大姐姐的脸，他们坐在一排排书架旁边，从容舒坦地翻看着书。我急切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一刻，我暗下决心，无论吃多少苦，遭受多少磨难，这辈子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坐拥书城的机会。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个个像读过五百本书的人那样深沉，谁也不说话。陪伴我多年的那几本书

一个藏书朋友，在长江边上有一幢带壁炉的别墅。每到冬夜，把一年里买来读不下去的书一本一本丢到炉里烧掉，一边烧一边兴高采烈给我打电话：“既取暖，又除害，你不知道，那真叫一个爽啊！”我坐在到处是寒意的书房里回他一句：“藏书人烧书，是在显摆鉴赏水平，还是显摆家资雄厚？”他很认真地回答：“都不是，仅仅是看不惯，少一本是一本，留下来贻害无穷！”他家的书全藏在上好的红木柜子里，三百平方米的二层楼上全是，若堆到一个房间里，能压穿楼板。

我没有他那么爱憎分明，更没有他挫骨扬灰的果敢。每到年底，除了朋友送我的签名著作，我会把当年看过的觉得不可能再翻的书，或送图书馆，或送乡下的阅览室。我不需要，说不定别人得到了会如获至宝。

就是这么精简，我都还觉得书橱上的书太多了，尤其是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从前非得靠书才能查阅的，现在电脑上一秒钟就能搞定。书橱上的许多好书，当初看完了插进去，再次翻到的时候，可能已过去了四五年，有的甚至从此以后再也没被翻开过，就像娶进一房女人却再也没有打过照面那样，任其老去，真是罪过。

可这些书要真从书架上清空，那绝对舍不得，我绝不会那么干。

在挨挨挤挤的一排排书中，有几本已经陪伴我走过了许多岁月，还将陪伴下去，这辈子估计都舍不得丢的。这几本书，伴随我从大西南的山沟沟里走出来，进入城市读高中，读大学，千里万里，落脚启东的江尾海头。从斜挎的书包，到塞满教材的背包，再到远行他乡塞满衣物被褥的牛仔包。就是到了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也反复折腾，又从渔港到城市，数十次搬家都没有丢弃。触碰这些书，就像是触碰过去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

年代最久远的，当数《水浒全传》，197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版本，扉页上还有“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了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这套书出版的时候，我刚刚脱掉开裆裤三年，得到这套书是17年后的事情。分上中下三册。据说当时重点配发，军队中的干部和部队军事学校或党校，才有机会获得一套，市场上买不到。好书自然会流到民间来。这套书不知被多少人借去读过，书脊开裂，多处脱线——注意是“脱线”，不是“脱胶”，线装，真正纯手工制品——一本书捏在手上，便是身份的象征。足见那个时代，可读之物多么稀少。

在得到这套书之前，看过一本繁体字竖排本《水浒》。这本书是我捡来的，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仿佛有神示，那一天莫名其妙钻进故乡的一个草垛，那本书安安静静地躺在一片金黄的干稻草上，深秋的阳光均匀地铺在缺失封面的册页上。我真是高兴坏了。不敢拿回家，怕父母责备;也不敢告诉我的几个弟弟，怕他们抢过去先读。多少个太阳西斜的下午，我主动请缨去打猪草，一出家门便躲到我家的草垛后读那本书，心想：我只看两页。可一看起来怎么收得住呢，等到太阳落山，书本上的文字模糊不清，才想起猪圈里还有十几头动不动扯开嗓门嚎叫的猪需要拿猪草去安抚。立即藏了书，背起猪草篮子奔向我家菜园，摸黑摘了半背篓牛皮菜。进到家门，我爹责备我回来那么晚，打回来的猪草还不够那些猪塞牙缝。第二天我妈恨不得要抽我，我把她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牛皮菜掐到了菜心，从此以后不会再长了。

第二天又如此，第三天还是如此，第四天我爹忍无可忍，把我揍了一顿。我爹我妈问我为啥这么晚回家，我怎么敢说呢，打死我也不会说。做父母的能够容忍孩子犯错误，不能容忍一错而再错，尤其不能容忍一错而再错却整死不说明原因。两根细密结实的桃树枝烂在身上，我也没松口——这辈子口稳，包得住事，正是那时候练就的——这本书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有一天我爹悄悄跟踪我，从草垛后面“人赃俱获”。我以为我爹会再次揍我。没想到当我爹知道他的儿子这段时间魂不守舍、天天犯事儿就因为读这本书的时候，父亲脸上落满愧疚，他把书还我，带着懊悔轻轻地说：“儿，你怎么不早说呢！”说罢背着本属于我的猪草篮子走远了。他揍我，我没有哭，他的这句话让我躲在草垛后面泪流满面，我们家是贫寒的，可再贫寒，我的父母也希望儿子们能多读一些书。

这本书我的几个弟弟后来也读过，如今还躺在我故乡的某个书箱里。

1983年买到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南面正在打仗，安宁河对岸的成昆铁路每天有无数趟军列开过，整车整车的高炮和汽车，公路上是成串的载满士兵的军车，空气中隐约有硝烟味道。读完这本书，老师问我将来的理想是什么，我说：“上前线，打高射炮！”年龄太小，小学还没毕业，兵当不成，在村子里打架倒是越发勇猛了。

真正爱上文学，是读了《人生》和《野水》之后的事情。《人生》是1982年的版本，1985年重印，那时上了初中，青春萌动，莫名其妙于自己居然对女生产生好感，甚至绐一个同班女生写了一封情书，对此我感到无比惊讶和恐惧。那时候，时代大背景是刚刚经过“严打”，有人仅仅在一起跳了个舞，一群男女就被怀疑耍流氓，给抓了起来。而在我们班，男女同学之间不敢说话，更不敢递纸条。我竟然管不住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封情书。那个高尚的女同学把那封深情款款的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大骇，换到别人，我可能会被抓起来。可他没有声张，他的处理方式令我感动，他一口咬定我是受人教唆的。我纠正他说：“不，这是我要写的，我没有受谁教唆。”班主任对我又痛又恨，不轻不重地骂了我一句：“狗东西，不知轻重！”然后對那女生说：“李新勇是受人教唆的，这不是他的本意。以后谁也不允许提这个事情，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他骂我的话我学过来了，从那以后，凡是遇到令我喜欢又令我哭笑不得的人和事，都忍不住赏出一句：狗东西！

《人生》是我爱情和婚姻的启蒙读物，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读物，不管世事如何变幻，只要心还在老地方，一切都变得可能，都还来得及。这本书到底读了多少遍，实在记不得了。由此我知道了路遥，知道了更多的作家。

买《野水》，是1989年的事情，外面纷纷攘攘，我在家里读诗。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诗歌，荷尔蒙缤纷的年代，打个屁里面都有诗歌成分。《四川农村报》副刊《蒲公英》几乎每个月都刊载我的诗，我写过我们家的丝瓜藤、冬瓜花，写过我们家的牛、我们家的鸡，写过父亲的汗水、母亲的眼泪，写过河谷，写过山野。因为诗歌，我认识了我文学上的第一位导师蔡应律先生，是他推荐我发表第一篇文章《山中》的，那篇短文其实最初是当诗歌来写的，一路走来，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和鼓励，如今依然亦师亦友，但更像亲人，过不了多久必定打个电话，回故乡我必定登门拜访，他的孩子与我不仅以兄妹相称，而且真像兄妹。还结识了当时的诗友，后来给我不少帮助却至今30多年没有见过面的姐姐樊丽芬。人生真是奇妙，有一年我在贵阳待了三天，居然没有想起她就生活在贵阳，直到上飞机前五分钟才想起这茬儿，赶紧打个电话，见面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

诗人张兴泉的《野水》让我知道，并不是把句子切割成七长八短、竖着排列就算是诗，诗歌是语言的金币，是文学皇冠上的那一枚小小的宝石，没有才情，没有体验，是不可以写诗的。

是这本诗集让我最终决定放弃诗歌写作，从此不再做诗人梦。《野水》是一本有疼痛感的诗集，张兴泉曾在川江上当过纤夫，他诗句里的水码头、残纤、野滩都是有现场感和生命迹象的。躲在书斋里无病呻吟，纵使是天才，写出来的诗句也不可能动人。人们都说苦难出诗人，可是有些苦难不是你想表达就能表达的，不如去写散文，去写小说。生活固然比小说精彩，可生活无论如何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彩放在一件事情上。

1992年，高考失败，额头上落满乌云，眼前一片黑压压的乌鸦。那时候还没有打工一说，农村孩子考不上学校，就得回家修地球，没有其他路可走。海拔一米七三，体重六十公斤，承蒙祖上照顾，长相不算差，甚至可以说帅气。可鼻梁上架了副眼镜，文不文，武不武;加上家徒四壁，弟兄四个都在读书，一贫如洗。周围邻居的媳妇为一泡鸡屎可以吵上三天三夜，竟没有一个愿意给我做媒，眼看着我就要沦落成小村里第一个有文化的光棍时，我用身上仅剩的四块钱，从一间破败的百货商店，买了一本价值3.5元的《老子白话今译》，藏在怀里带回家来。我不能不藏起来，要是给那一帮婆娘看见了，还不到处传播我是个十足的败家子，那我真是要被打倒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这辈子的光棍是打定了。

是这本书让我学会了顺其自然，坦然面对眼前一切的生活态度。这不仅是生活态度，还是一种胸怀和气度。当时记忆力好，五千多字的《老子》能背出一半，弄得我爹以为我要去做道士。回想这几十年对人对事的态度，在读完这本书时，在前途晦暗而内心光明的1992年故乡低矮的屋檐下，就已基本成型，后来越发牢固了。

我还有不少旧书，比如在我人生两年中医学习生涯中读过的《伤寒杂病论》《药性歌括四百味》《汤头歌诀》《傅青主女科》《偏方大全》等，都留在故乡了。每次回故乡，都会像探望老朋友那样，翻检一下这些发黄的旧物，抖一抖上面的灰尘，看看是不是有虫蠹。

摩挲那泛黄的书页，经常感慨万千，有时不禁惊异，这些书来到我身边，不早不晚，都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也不禁心怀感恩，感谢这些书陪伴了我成长路上的坎坷、孤独和迷惘，那每一页书纸上，都沉积着一段金子般的旧时光.

活着的参照

秋老虎明目张胆地蹲在屋外，谁跑到太阳底下，就咬谁。只有最命苦最受欺负的人，才会在这时候被撵到地里干活。

屋里屋外静悄悄的。我的爷爷奶奶、爹和妈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很久了，他们还没有回来的迹象。

屋子里静悄悄的，我能听见百年老屋的屋梁冷不丁哐当叫一声，还能听见屋瓦在太阳底下像一个人侧翻身子，唰一声，从房屋这个角落瞬时传到另一个角落。还有屋外的高树上落下的树叶或者枯枝落到屋瓦上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发出之前毫无预见性，结束之后，半天也不会再有第二声。屋子里非常安静，在这安静之中，似乎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梁柱站累了，需要换个姿势;屋瓦躺得吃力了，需要翻个身子;枯叶和树枝不管有没有风，该落下自然会落下。

要是在夜里，把这些声音跟鬼怪故事联系在一起，足以吓破人的胆子。

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只要有声音能打破寂静，我就心生欢喜。我想爬上屋梁，看看到底是哪一根木头的哪一个部位发出的哐当声，也想上房去看看屋瓦是不是真的翻了个身。

要是在其他时候，只要想到我就能做到。用我爷爷的话说，我就是只没有长毛的猴子。可这一天不行，我生病了，全身酸软无力，还发高热。上午小青、小白、小江三个小伙伴来嘁我下河游泳，我妈毫不含糊地替我回答他们：“小勇今天不能跟你们去，他在发高烧。”本来我已从床上翻爬起来，往房间门口冲。听我妈这么说，感觉脚下像踩了两坨棉花，又退回去老老实实躺到床上。

我们这三百来人的小村庄，跟我同年生的伙伴有十二个。十二“同庚”中，小青、小白和小江的家离我家最近，小青和小白是一对双胞胎。我们从穿开裆裤就从早到晚在一起玩，我们一起上树摘果子，上房掏鸟窠，一起下河摸鱼、游泳，一起拾麦穗……我们是各自家里的小帮手。在农村，满三周岁就是半个劳动力，就得跟爹妈一起忙农活儿了。那一年我们都四周岁了。我们几个从不闹矛盾，要是谁受了别人的欺负，其他三个必定出手帮忙。我们的关系亲密到连我们的父母都觉得没必要再生孩子了，大家齐心协力把这四个孩子养大，他们堪比四个亲生弟兄，是可以全村无敌的。

我悄悄地从床上滑下来，饥肠辘辘。走进灶房，打开碗柜，只见里面除了半罐盐和十几个碗，没有什么吃的。我又踮起脚尖揭开锅盖，锅底有一点水，水中央有两个相向扣在一起的碗，揭开上面一个碗，里面有早晨我妈出门时替我准备的午饭：苞谷杂粮米饭和咸菜。我就知道，我的爷爷奶奶、爹和妈中午不会回家了。

顿时感觉自己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心想，接下来这个下午，我将成为没人管束的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吃了中午饭，我伸了个懒腰，感觉手臂上有劲了，再蹬蹬腿，也有劲了。我冲出门去，打算去看看小青、小白和小江，半天不见，我像是好几天没有见上他们了。四五个小时前，中午饭前一会儿，我听见小青和小白的娘撕心裂肺地哭泣。我对这种哭泣习以为常，全村人对她的哭泣都习以为常。她是个喜欢哭鼻子的娘，人称“三花脸”，也有管她叫“花鼻猫”的。她哭泣的理由五花八门：家里的猫把用来炒菜的猪肉偷吃光，她要哭泣;年底从生产队担回粮食，嫌少了，也要哭泣;有时候小青、小白不顺心，她还要哭泣。偶尔有人请她哭丧，她便在别人家的棺材前面，掏心掏肺去哭上两天。报酬可观，家里不时能吃上肉。

小青小白家的院门敞开着，没有看见他们的妈。靠近堂屋门的一棵树下摆着两块门板，小青小白躺在上面各占一块。他们脸上各盖了一块白布。

大热的天，盖白布做啥。我揭开小青脸上的白布，小青的脸碧青，有涎水从鼻孔和歪在一边的嘴角上流出来。我在他胳肢窝下戳了两下，没动。

兴许睡得太熟了。在这样不冷不热的午后，最适合睡大觉。我折了一截光秃秃的稻穗，在小青鼻子上轻轻地划过来划过去，他还是一动不动。我摸了摸他的脸，外面那么炎热，他的脸蛋冰凉，摸摸身上，也是冰凉。再试着推他，他的身体是僵硬的。

我手上还捏着他盖脸的白布，我的手开始发抖，我从没有见到过死人，我已经怀疑小青这是死掉了，只是不敢相信，上午还来喊我去游泳的活蹦乱跳的小子，怎么说没就没呢。

我转过身把躺在另一块门板上的小白脸上的白布揭开，他的脸色碧青，眼窝、鼻孔、嘴角和耳朵里都在流涎水，一股隐隐的腥臭钻进我的鼻孔。那种腥臭是我从未闻到过的，有苦胆和死血的尖锐与沉郁，臭得我直干呕，差点把中午吃下去的饭食吐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死去的是我的两个小伙伴。后来知道，那天上午死去的是三个。

早上他们来喊了我，我妈替我回了他们，他们仨就结伴下河游泳去了。以前我们只在小河里游，水浅，不成气候。这天不知谁出的主意，他们跑到小河灌入安宁河的河口游泳。要是他们再大一点，知水性是不至于被淹死的。小河灌人大河的入口处，有个洄水区，水是垂直流动的，多漩涡。

那天上午有个老头在那里罾鱼，他看见我的这三个小伙伴从岸上跳下去，有两个很快上了岸，大概知道水性不對，有一个没上来，他被漩涡扯了进去。上了岸的两个孩子又跳到水里去救那个小伙伴，再上岸时就只看见一个孩子了。上了岸的孩子吓得大喊救命。老头知道出事了，带上他的罾往这边赶。不等他赶到，这上岸的孩子揪住岸边一丛牛筋草，把身子探下水去，准备把水里扑腾着的另一个拉上岸。水里那个孩子只顾拼命狂抓，胡乱地挣扎，那棵牛筋草被连根拔起，把岸上这个孩子也拖到水里。河水很快淹没了他俩的头顶。老头知道这三个孩子在洄水区一时半会儿不会被冲走，嘴里大声呼救，同时把罾放到水里去，希望能把三个孩子网到罾里。闻声赶来许多村民，有水性好的扎猛子到水底下摸索，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们摸上来，孩子一个都没少，只是捞起来时，脸早都青掉了，身体也已经僵硬。

他们三个死去了许久，我仍然觉得他们不曾离开。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就会跑到他们家大门口或者院子里，希望他们还能从牛圈或者桂花树的背后溜出来跟我玩。他们家院子里的梨已经金灿灿一树，要是往年，早该摘了。要在往年，摘梨的活儿由我们四个完成，两个一组，轮番上树，在一个合适的树丫上套上绳子，绳子一端拴上竹篮子，摘满一篮放下来，轻轻拣出来放在铺了稻草的大箩筐里，再把篮子吊到树上，继续摘。一棵树可以摘三大箩筐梨呢。

多年以后，每每讲起此事，别人都说，这三个小孩多么义气。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义气，就只知道，遇到危险，应当竭尽所能帮助对方，不到最后，绝不罢休。那天要是我在场，我亦会毫不犹豫、义无反顾跳进水里去。

小青和小白的娘每次看见我，都要把我抱在怀里大声痛哭：“我的儿啊！小青啊！小白啊！”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要拖出三个字那么长的颤音，非常疹人。我渐渐地害怕见到她，在路上遇到也要绕道走。到后来，小青和小白从前的家也不敢去了。揭死者盖脸布的镜头，成为我童年的噩梦。这镜头不仅在梦中出现，有时候在我愣神间，那一阵刻骨铭心的腥臭，也会把我吓得大声尖叫。

后来，小青和小白的娘见到我，不再哭泣，她看上去比我母亲年老三十岁，掉光牙齿的干瘪嘴唇先是翕动一阵，不知道想说什么。她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在人家面前评价说，都赶不上那一对双儿。待我要转身的时候，才浅淡无奈地说一句：“那一对双儿要是还活着，也该这么壮实了！”这时我早已在十多年前离开故乡，到远离故乡三四千公里的地方谋生，隔三四年才会回故乡探亲一次，且早已忘记童年噩梦。她这句话，让我再次记起那个刻骨铭心的午后，那个让人后脑勺感到冰凉的午后。

每次回村我都要在口袋里装上水果糖，见到她，我便恭恭敬敬把水果糖塞到她手上。那一刻，我就是长大了的小青和小白。

他们是死去的我，我是活着的他们。

李新勇

四川西昌安宁河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上海文学》《钟山》发表散文、小说4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风乐桃花》、小说集《某年某月某一天》《青春的秘笈》《何人归来仍少年》等15部。作品入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现居江苏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