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孩子会使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多少？

张琪 初立明

摘 要：以生育政策调整为背景，以女性家庭投入精力为视角，利用CFPS数据和Tobit模型，探讨子女数量对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家务劳动时间看，随子女数量增加，女性总体家务时间边际效应呈现出先突变式上升、再稳健式上升、最后相对持平的态势，说明生育一孩对家务劳动影响效应巨大;第二，女性一般家务劳动时间，随子女数量增长，呈现直线式小幅上涨，但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变化规律与总体变化规律基本相似，且贡献率超过80%，说明生育带来的子女生理照料和陪伴、教育等情感家务劳动投入巨大;第三，对家庭中至少有一个0—3岁孩子的女性家务劳动分析发现，总体、一般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与主效应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且总体、情感家务时间分别增幅最高达24.0%、47.5%，说明0—3岁幼儿是最需要照料的群体。基于上述发现，对情感家务劳动及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等问题进行再思考。

关键词：子女数量;家务劳动时间;边际效应;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68;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5-0030-1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31

一、引言

自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以来，出生人口并未出现预计中的快速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2—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635、1640、1687、1655、1786、1723和1523万人，可见，即便生育政策有所调整，二孩出生人口出现短期增长，但出生人口总量在短暂上升后仍然呈现下降态势，2018年数据更是较2012年数据还略有降低，更远低于预期出生人口规模2000万人。那么，为什么生育政策调整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生育高峰？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低生育率现象主要源于对生育高成本的恐惧[1]，这种恐惧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如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的居高不下，而且往往还表现在精力方面，如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大量投入，担心生得起却养不起、养不好，家庭的生育热情和生育决策因此均受到巨大影响。到底生育孩子和孩子数量增加给家庭额外增加了多少经济成本和精力投入，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只有通过有效衡量孩子数量和家庭照料成本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人口政策和生育配套政策，减缓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达成生育调整的预期目标。本文以女性为研究对象，从生育带来的精力增加入手，探究子女数量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关系，关注生育一孩会给女性带来多大的家务负擔、生育二孩是否会加倍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等问题，力求准确衡量生育孩子数量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反思生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文献综述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直有家务劳动，但国外学术界对家务劳动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盛行[2]，我国学者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关注家务劳动的价值及社会化研究[3]。主流观点认为，家务劳动通常是指为服务家庭成员或维持家庭这一联合体而进行的那些没有报酬的工作[4]。随着社会发展和对家务劳动认识的深入，对家务劳动认知和分析也逐步细化，有学者根据频度将家务劳动分为日常性家务劳动与偶然性家务劳动，日常性家务劳动包括重复性较高的活动如做饭、洗刷等，而重复性较低如维修家庭设备等可归为偶然性家务劳动[5]。也有学者根据场域将家务劳动分为做饭、清洁等“家庭内部劳动”和庭院整理、汽车维修等“家庭外部劳动”[6]。这样有助于揭示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工状况和劳动强度，家务分工实质上是一种性别符号的表现[7]，一般认为女性更多承担了家庭内部的日常性劳动，是家庭劳动的主力军[8-9]。但上述分类对家庭内部情感投入有所忽视，对子女照料和老人照料关注不足，而这又是家庭传承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10]。因此，有学者将家务劳动内容分为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等一般性劳动和抚养子女、照顾家人等不同类型的情感劳动[11]。这种分类有助于凸显“情感”在家务劳动中的重要性，揭示出家务劳动内容不仅包括生理方面的需要，也包括情感方面的需要[12]。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本文借鉴这种分类方法，将研究聚焦于家务劳动时间，并将其细化为一般家务劳动时间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

从经济学视角看，家务劳动是家庭内部重要的生产活动，主要受到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综合影响。个人特征方面，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对家务劳动时间投入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对家务劳动时间影响为倒“U”型，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对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增加，但年龄增加到一定程度会逐渐递减对家务劳动投入[13-14];受传统思想影响，女性更多投入家庭内事务而男性更多投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家务劳动投入时间多于男性[15-16];教育禀赋对家务劳动时间有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投入有偿劳动力市场的效应大于无偿劳动的效应，女性在市场工作中投入更多从而挤占家务劳动时间[17-18];女性个人收入提高，通过购买家务劳动替代品来减少自身家务劳动投入的可能性更高 [19-20]。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含子女和老人等）等因素对家务劳动时间投入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及与父母同住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负向相应，家庭收入增加及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时，购买专业化服务、现代化设备的能力增强，家务劳动时间随之减少，家庭中非劳动收入提高会降低女性对家务劳动的投入[21];当家庭存在与老人同住时，父辈会帮助子女承担部分家务，减少子女家务量，妻子家务劳动时间会明显减少[22]。除个人和家庭特征之外，家务劳动时间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呈现下降的趋势，家用电器、家政服务社会化及家庭消耗品的市场化提供，均大力节省了家务劳动强度和时间，这些家务劳动的替代品有效减轻了女性的家务负担[23]。

子女数量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也有影响。大多数学者从时间利用视角，分析女性工作、家庭与闲暇之间的安排和选择，发现子女数量会大幅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量，挤占了女性的闲暇时间，对工作时间投入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家庭成员相互扶持与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女性“工作—家庭”跨界冲突现象[24-25]。也有学者专门就生育对家务时间影响进行研究，从定性分析视角，论证了无论是从性别角色定位还是从议价能力，相对男性而言，生育会迫使女性将大量时间投入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活动[26];同时，子女年龄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家庭中6岁以下儿童数量增多会显著增加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投入[27-28]，需要关注生育对女性时间安排的影响，促进子女看护和家务劳动社会化。

社会政策和社会支持不足也加重了女性对子女照料的精力投入[29]，这是因为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家庭对孩子的价值观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养儿防老经济价值论逐步转变为感情上的无价论，对子女的照料从单纯的生活照料发展到认知培育和情绪回应等，对女性作为母亲职责的要求“层层加码”[30]，养育体系出现“奢侈品化”倾向，而公立托幼机构供给缺乏，私立托幼机构成本高昂，对生育的社会政策和支持不足等原因，加重了家庭养育成本和照料精力，进而生育率在低端徘徊。同时，女性从事社会生产劳动时，社会政策对女性承担的生育和抚育重任支持不足，使其陷入工作与家庭两难抉择，面临精力与经济双重压力，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政策的落实。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家务劳动界定和分类已逐步形成主流认知;国外利用微观数据库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局面，我国的家务劳动量化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仍然积累了一定的共识，微观层面看，家务劳动的多少主要受到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从时间利用视角，研究子女数量对女性家务时间影响，发现子女数量会大幅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量，但专门就单因素对家务劳动影响的研究不足，且对家务劳动内容没有细分，对养育子女和情感家务劳动缺乏重视。因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结合微观数据，将子女数量作为分类变量，将家务劳动时间细分为总体、一般和情感三类，探讨不同子女数目对不同家务劳动时间影响的具体效应。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生育一个、二个或多个孩子到底对女性总体家务劳动时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生育一个、二个或多个孩子对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影响的规律是否一致？第三，基于实证研究发现，对家务劳动和社会支持如何完善进行再思考。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在子女数量与家务劳动时间关系的研究中，将家务劳动细化为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这样可以弥补家务劳动研究中情感照料研究的不足，且将子女数量作为分类变量，可以为区分子女数量带来的女性精力投入差异研究提供支持;二是通过计量方法，准确度量了生育子女数量给女性额外增加的时间投入情况，揭示了生育一个、二个或多个孩子对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产生影响的程度和规律，这丰富了测度家务劳动时间水平的研究。

三、数据选取与模型建构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组织实施，调查范围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调查问卷包括成人问卷、少儿问卷、家庭问卷及社区问卷和村居问卷五类，能够反映中国多方面变迁，为学者研究和利益相关者决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选择2010年调查数据，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该数据库2010年的时间利用调查最详细和全面，能够满足我们将家务劳动细分为一般性和情感性家务劳动的需要，而其他年度的家务劳动数据只有一般家务劳动一个指标，同时该指标明确指出不包括照顾家人的家务时间。从CFPS全样本数据库的一般家务劳动时间看，2010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女性一般家务劳动时间均值分别为2.30、2.59和2.54和2.49小时，内涵和结论均大体相同，但却忽略了子女和家人照料的情感投入时间，而2010年全样本数据库中的女性情感家务劳动时长为1.37小時，可见使用2014年之后的数据，会缺失情感家务时间的研究，不利于完整体现女性家务劳动负担。因此，考虑到情感家务劳动研究的必要性，本论文选择2010年数据进行分析，这更有助于对家务劳动的充分认识和重视。

考虑子女照料和我国结婚年龄的规定，本论文从全样本中选取20—44岁青年女性为分析样本，在删除缺失值、极值、不合理值等后，最终获得3238个有效样本。

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包含总体家务劳动时间、一般家务劳动时间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三个。问卷具体问题为“最近非假期的一个月，您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劳动活动上的时间大约几小时？”，内容包含清理、整理、做饭和购物等，简称为一般家务劳动;照料或养育需要付出体力和投入情感的劳动，如倾听、教育等心理上陪伴，有别于一般家务劳动内涵，将“最近非假期的一个月，您平均每天花在照顾家人活动上的时间大约几小时？”，内容包含老、幼、病、残、孕等进行无酬劳的照顾等，简称为情感家务劳动，总体家务劳动时间为一般家务劳动时间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之和。

（2）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子女数量。在CFPS的家庭成员问卷中，有每个子女的出生年月、是否健在等多条信息，本文在Stata中利用循环命令，根据“孩子i且是否健在”来梳理，最终生成家庭子女数量新变量。本文将子女数量定义为分类变量，分为没有子女、有一个子女、有两个子女、有三个及以上子女四类。尽管考虑我国长期生育政策的影响，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样本数量占比较小，但符合我国家庭人口出生的现实状况，且保留该分类，有利于比较其与无孩、一孩、二孩的家务劳动时间差异，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3）各类控制变量。根据文献中提到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了部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地区控制变量，试图缩小区域性社会形态、气候、生活方式等因素对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将CFPS调查中的25个省（市、自治区）按地理位置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以反映家庭外部环境的影响，具体变量及赋值情况见表1。基于因变量选择和数据库的限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家庭人数和是否与父辈同住两个变量，试图剥离家庭人口和照料老人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重点关注子女数量的影响效应。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3.模型建构

本文主要分析不同子女数目对三类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基于数据结构考虑，因变量严格为正且大致连续，但总体中存在着一部分取值为0的现象，此时的被解释变量被认为是限值因变量，属于“归并数据”，一般使用Tobit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

模型的建构和数据处理采用的计算机软件为Stata 13.0，为能够更加有效地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设置500次。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好研究不同子女数量下女性总体、一般及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分布规律，利用核密度曲线和箱型图构建小提琴图，见图1（a）、（b）、（c），分别展示子女数量与女性总体、一般及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小提琴图。

图1和表2显示，第一，从全样本看，女性日均总体家务劳动时间为3.65小时，约占标准日工作时间一半，表明女性对家务劳动投入较多，一般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为1.94小时和1.71小时，分别占总体家务劳动时间53.2%和46.8%，两者占比基本相当。

第二，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均值的变化规律看，女性一般家务劳动时间随子女数量呈现增长态势，总体和情感家务劳动随子女数量呈现先上升后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情况下，总体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略有下降，降幅分别为3.0%和14.9%。

第三，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中位数变化规律看，图1显示出中位数变化规律，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随子女数量分别按55%、25%和32%平均增长，家务劳动相对集中在图1的阴影部分，形状类似为小提琴、枫叶和葫芦型。

第四，从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占比的变化规律看，表2显示情感家务劳动占比随子女数量增长先上升后下降，数值从占比25.4%提高到48.7%后下降到41.9%，表明无子女情况下，一般家务劳动时间占绝对地位，有子女情况下，情感家务劳动大幅上升，虽仍低于50%但两者差距缩小。

2.子女数量对家务劳动时间影响

描述性统计虽然直观地显示出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均值、中位数等绝对值和变化规律，但无法解释这种规律的稳健性，也无法显示出每增加一个子女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效应和程度，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采用Tobit模型并计算出边际效应数值，得到子女数量增加对女性总体、一般及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相对增加量，实证结果见表3。

第一，从总体家务劳动时间看，女性总体家务时间与子女数量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呈现出先突变式上升，再稳健式上升，最后相对持平的态势，增长幅度逐步降低。相对于无子女，生育一孩会使女性总体家务劳动时间边际递增2.08小时，呼应了目前反映比较集中的“养娃难”现象，说明养育孩子使女性的家庭精力投入非常大，时间依赖性较强;而生育二孩会在一孩基础上总体家务劳动时间再边际递增0.76小时，即生育二孩并不会使家务劳动时间加倍，但会相对增长36.5%的家务劳动时间;生育三孩及以上相对二孩增加0.02小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表明子女数量在二个孩子及以上时家务劳动时间边际增加值不变，印证了“一个是养，一群也是养”的老话，解释了为什么父母那一代在家里三四个孩子的情况下也能够照料。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的话，生育二个以上孩子，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投入量最经济划算。从时间价值看，生育子女所带来的家务劳动付出至少增加2小时，挤占了女性闲暇与自我发展时间配置，或许会影响女性的再生育意愿。

第二，从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看，女性一般和情感家务时间与子女数量正向显著相关，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变化规律与总体变化规律基本相似，且贡献率超过80%（见图2）。女性一般家务劳动时间，随子女数量增长，呈现直线式小幅上涨，说明子女数量对一般性家务劳动的影响较小，无论有无子女，购物、做饭、收拾屋子等日常性家务都客观存在，增加子女數量只是“增加一双筷子”的事，边际效应较小;女性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呈现与总体家务劳动时间基本一样的变化规律，随子女数量增长，情感家务劳动时间是一般家务劳动时间的倍数比分别为14.8、8.2和5.6倍，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对总体家务劳动时间贡献率超过80%。说明自子女出生起，母亲身份使得女性更多地承担起为孩子穿衣、喂饭、洗澡等生理上照料责任，此外陪孩子玩乐、阅读、交谈等心理上陪伴也花费时间巨大，最终表现为情感家务劳动突变式、稳健式增长，这可能也是导致目前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第三，从控制变量看，对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边际效应产生显著影响的要素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对女性三种家务劳动时间边际效应产生一致性影响的要素有工作、收入和地区三个，一般认为，参与工作及收入更高后，会使女性有更多选择权和自主权，可以通过购买家用电器、雇佣家政人员承担家务劳动，提高家务劳动效率，减少自身的家务劳动投入时间。对女性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边际效应产生一致性影响的要素有教育程度、家庭人数两个，但影响方向完全不同，受教育程度提高、家庭人数增多，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递增，一般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递减，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主观上更注重孩子教育和培养，相应地会挤占或替代一部分一般家务劳动时间，家庭人口越多，“搭把手”的人越多，个人的一般家务劳动时间相对减少，但情感互动的时间相应增加。

3.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以上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将子女样本按最小子女年龄统计，以观察家庭中有0—3岁年龄段儿童的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结果稳健性检验。这是因为前期文献研究证明照顾低幼儿童会占用照顾者大部分时间[32]，幼儿穿衣、吃饭都需家长照料，日常活动也需家长陪伴，可见子女年龄与家务劳动时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采用与实证分析相同的模型和计算工具，得到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在1067个符合条件的样本中，随子女数量增加，女性总体、一般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与主检验变化趋势基本相同，生育一个孩子带给女性总体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边际效应巨大，而对一般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较小。但对于家庭中至少有一个0—3岁幼儿的女性而言，女性总体、一般及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均呈现增长态势，与主检验结果相比，总体家务时间增幅最高24%，情感家务时间增幅最高47.5%，说明0—3岁幼儿带给女性情感家务劳动的投入量巨大。同时，随子女数量增长，这种增幅逐步递减，这也比较好理解，家庭中最小子女年龄在0—3岁的话，多子女家庭的其他孩子年龄大于或等于0—3岁，需要女性照料的负担减轻，故增幅递减。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选取最小年龄为0—3岁幼儿样本得到的检验结果与主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证实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結论与讨论

本文以“全面二孩”政策为背景，以女性家庭投入精力为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微观数据，探讨子女数量对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影响。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总体家务劳动时间看，随子女数量增加，女性总体家务劳动时间边际效应呈现出先突变式上升，再稳健式上升最后相对持平的态势，增长幅度逐步降低，说明生育一孩对家务劳动影响效应巨大;第二，女性一般家务劳动时间，随子女数量增长，呈现直线式小幅上涨，但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变化规律与总体变化规律基本相似，且贡献率超过80%，说明生育带来的子女生理照料和陪伴、教育等情感家务劳动投入巨大;第三，对家庭中至少有一个0—3岁孩子的女性家务劳动分析发现，总体、一般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与主检验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且总体、情感家务时间分别增幅最高达24.0%、47.5%，说明0—3岁幼儿是最需要照料的群体。总之，实证研究很好的揭示出生育孩子对女性家庭投入精力的牵扯，支撑引言中提到的生育高成本的恐惧，一定程度上对目前的生育率形成影响。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有下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对情感家务劳动的再分析。根据本文实证结果，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对总体家务劳动时间的贡献巨大，同时情感家务劳动对孩子未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对情感家务劳动进一步分析非常必要。父母及家人是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最大护卫者，但并不意味着有了孩子，父母就“无师自通”地掌握和具备这种情感陪伴能力，如何尽快帮助父母掌握养育子女的经验，缓解父母“无知”、“无法”、“无奈”现象，提高情感劳动的质量和效率变得非常重要。如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联合相关专家团队编写了《0—3岁儿童早期发展指导——育儿宝典》，并通过“父母课堂”、“早教启智班”、“农家亲子小屋”、“家园互助小组”等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模式，帮助父母把握婴幼儿成长的关键期，对提高育龄群众科学育儿意识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应大力开展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增强家庭的科学育儿能力，为父母提供科学、系统的育儿知识，增强父母教育子女的技巧和能力，重视孩子的智力开发、情感表达、习惯养成，通过早教机构、各地计划生育协会来指引父母如何科学、有效对子女进行生理照料与心理培养，在相同的情感家务劳动时间投入下提高孩子培养质量，或者通过正确的方法提高情感家务劳动的效率，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第二，对0—3岁婴幼儿照料社会支持的再思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我国有3岁以下婴幼儿5000万，绝大多数婴幼儿由父母及祖辈看护和照料，家庭负担较重。多项调查结果显示，约1/3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长有托育服务需求[33]，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各类照护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左右，社会支持严重不足。为此，部分地区（如上海、四川、湖北等）积极探索婴幼儿照护养育服务发展，国家层面也在2019年4月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健康发展，构建“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普惠优先”的支持体系，弥补“幼无所托”这一短板。目前在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方面，还需要加强托幼机构的支持性政策，制定0—3岁婴幼儿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对于社会办托幼机构，应该在托育机构资格认定和税收政策方面提供减免优惠举措，在用水、用电、用气等运行成本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在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方面提供免费性支持政策。此外，可在测算基础上为有0—3岁婴幼儿的家长提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如给予2000元的定额税收减免，目的是根据儿童实际需要提供差别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借鉴瑞典等国的福利政策，在情况允许的地区，考虑设置儿童津贴或照看儿童津贴，如每名婴幼儿提供每月1000元的照护补贴，减少家庭的养育成本等。总之，我国与生育有关的家庭政策还有完善的空间，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也需要不断发展。

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我们选择的数据库时间较早，无法体现近些年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系统带来的家务劳动时间变化，但却能较好支持情感家务劳动的研究，相比其他数据库更有助于满足子女照料带来家务劳动边际效应的研究需要，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完全剥离病残因素对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只控制了与家庭人口和照料老人相关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遗憾。同时，本论文虽然关注了子女数量对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但并未触及其增加时间的来源是牺牲工作时间还是闲暇时间，这种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在性别之间是否有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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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