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执政党建设

高静 宋凌晨

摘 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强执政党建设密不可分。党自身的建设和成长，始终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党面临着进一步自我提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市场、社会、法治四位一体的组成，决定了要处理党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党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党与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政党建设;转型理论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30-06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党模式，是由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经济基础发生质变，决定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在发展过程中寻求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突破。面对世界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走出“格瓦拉困境”后，正在探索如何保持共产主义政党的生命力，增强执政能力，以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创新，立足党的建设，努力健全党的机制和制度，不忘初心，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又把党的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九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面临着长期而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其中，如何应对来自市场经济的考验，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言，公对私无处不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往来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因信息不公开、过度干预等原因，产生暗箱操作、寻租创租等腐败行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客观上要求执政党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政府亦减少和防止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公开透明、长效反腐，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转型理论视野中的政党建设研究综述

在全球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内在需求，也是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回应。对应经济社会转型，国外研究主要基于政治学的政党调适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理论，国内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西方理论的回应中，结合宏观背景与微观问题进行多元叙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其一，基于政党理论的研究。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主体身份，探讨其在中国乃至国际背景中的自身建设。此类研究可依学者身份背景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外长期关注中国政党与政治问题的专家或研究机构，他们往往基于国际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背景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外界变化的应对措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约翰斯顿与罗斯主编的《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集纳各国学者探讨不同国家和世界性组织对华接触政策和策略的相关论文，从侧面反应了国际视角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看法。新加坡國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戈尔对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内外执政环境进行分析，阐释中国共产党在转型中对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的多层次回应。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理论的代表之作，他强调经济转型的实现离不开政治上的政策主导，分析中国在转型中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的整合。与这种主动进行管控的执政方式相对，沈大伟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在某些领域实行一系列“收缩”措施，旨在提升执政能力，以适应国内外新的变化。杜赞奇强调政治制度的完善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性，以及此间政权扩张与瓦解并行的状态。这与沈大伟收缩与调适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处。

另一类是具有海外背景的中国学者，他们因与中国的渊源，又身处非体制内的环境，得以借局外人身份的优势，把发生在中国的系列转型作为其理论的实验室。郑永年作为较早理论化地提出中国模式的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与经济交融的宏观视角。其《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整合自己历年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以纵向的中国历史演变为经，以横向的国内外比较为纬，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置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图谱中，以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转型与融入全球市场为双重牵引动力，构成中国模式总体转型的合力，由此总结出党由革命党向行政党再到用政治方法治党的两次转型。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定位与构建“中国模式”，把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作为中国模式的三个子系统，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于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政党，是在内外交困的现状中努力维持并改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的控制系统。这类学者的结论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创新，及其在全球场景下积极向外界借鉴的自我认知与发展特点。

其二，基于政治经济学转型理论的视角。此类学者主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佐证自己提出的政党转型观点。转型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背景下的考察对象，转型难题集中表现为制度障碍造成的冲突，因而此类转型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对制度与非制度的讨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开先河者科斯等人从制度变迁来考虑整个社会转型的动力，把政党归为推动制度创新的理性经济人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对制度一词的定义中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层含义，且提出制度变迁有激进与渐进方式之分，但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是缓慢的而非激烈的。就政治领域的非正式制度来说更是如此。福山在论述信任与制度的代表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提出“信任”这种非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社会转型中动力。面对短期内难以建成的社会信任，以及在政党间不可移植的非正式制度，福山强调政府的力量的重要性，问题关键遂指向怎样生成力量。然而非制度因素并非全是积极的，因而有学者考虑到其固有的消极无力之处。科斯在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困境，并提出“思想市场”一说，认为中国历史上思想开放的传统不强是当前市场经济的内在问题，原因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解读，但好在思想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民主的非直接相关仍为中国思想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改革试错和纠偏的交替中前行。

（二）国内研究现状

就国内学者而言，中国本土尤其是体制内研究的特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比的特点，旨在兼采众长，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学理分析与建议。相关研究关注时政问题，用学术理论来分析与服务改革。中国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的界定主要依据的是2002年十六大报告，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转型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改造为始，以改革开放为新的转折。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学界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与提高执政能力。

据此，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多元的视角中细化。有的学者采用从时间纵向上的梳理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转型的地位加以确认，具有代表性的是庄福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成果的总结，他认为，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应对不同的现实需求实现了一系列理论与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型。俞可平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期间的治理方式变革，把社会经济变量与政治发展逻辑作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主要变量之一，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并展望未来治理的目标。杨凤城对建党以来文化转型予以关注，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政治关系理论指导下的党的文化建设方针。李春峰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调适性，梳理改革开放后，海外学者在中国共产党体制持久性的问题意识下对中共调适现象的分析。还有学者以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如林尚立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出发，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不可分割的关系，论证两者的统一性。此外，全面从严治党、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领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领经济“新常态”等，都是十八大以后学界理论关注的热点。

（三）研究方向分析

从宏观的全球政治背景来看，政党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议题，因而把政党建设纳入现代性的视域，在学术研究中愈发常见。对现代性政党集体运作的本质揭示，有奥尔森的代表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该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集体成员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交给组织，以期由组织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如赫西曼所言，面对国家这一最大的组织，公民无从进行选择，只得反抗，所以改革势在必行。随时代变迁，当代国外学者对政党现代性问题有了新的言说方式。从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到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可见政党在现代化转型的激流中超越线性的演进方式。哈特与奈格里把危机作为现代性的特质之一，认为现代政党也组成危机来源的一部分。西方谈及“政党现代化”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放在同一层面探讨，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实质也是现代性在政党上的体现。

在我国，学界的理论研究依据须回溯马克思原典。对比国内外学者讨论，重大分歧就在于是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相契合，抑或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当多数学者默认经济与政治在转型中并非二元分立的关系时，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的理论分殊点。重视制度在转型中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理论建构上，新制度学派中的制度因素可对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而信任等非制度因素则可视为思想上层建筑。但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来看，新制度學派的理论或强调非正式制度等观点，难免有夸大制度因素之嫌，将理性经济人的分析施加于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属性，更暴露出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可能会存在水土不服的顽疾。亨廷顿1981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失衡的承诺》，就明确指出美国模式在应用于其他社会的局限性。实际上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研究中应注意本国的独特性乃至理论用于实践时的排他性。对于中国模式等议题的争论，不仅关涉理论分殊问题，更关涉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中如何确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

以上国内外学者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叙述，表明政党建设在制度层面存在规律性，同时也隐含不确定性和未知性。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探索，实现了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据此，学界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宏大视野，结合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转型理论为基础，以微观问题为导向，拓展跨学科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为党的建设明确了新时代与新矛盾两个重大论断，相应的是新发展理念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要求，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积极探讨。学者们从多维度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与影响，也相应指出由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对以此思想为指导的内政外交等各领域前景作出乐观预计，主要分为阐释理论和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这两大思路。如唐任伍的《关于“新时代”的十大创新》，梳理概括新时代战略目标的变化等十个方面具有的创新。张占斌的《正确认识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从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出发，分析新特点之于社会建设、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更多学者结合思想内容分析党建、经济等现实问题，如乔榛的《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着重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庄德水的《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则依照新时代总要求来探讨当下党的建设与未来发展趋向等问题。综上所述，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是党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与创新点。

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执政党的建设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成长，始终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进一步自我提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组成即市场、政府、社会、法治间关系，决定了要处理党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党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党与法治的关系。

（一）党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

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政党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与国家机器同构。[2]党的组织与政府组织结构趋同，政党成为国家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其动员和协调职能与国家机制相融合，并通过设立各工作领导小组和综合性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国家权力分工。在此背景下，政党内部决议亦上升为国家文件并得以贯彻落实。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为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依据，且内容比后者更为全面，影响也更为深远。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是国家发展和政府工作的行动指南。从制度结构上看，中央委员会就国家大事进行政治决策，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国家法律和国家政策。显然，政党已经承担相当部分国家功能，也与国家运行逻辑相吻合。[3]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政关系既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关系，又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关系，党政关系规范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长期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我们曾遇到过党政关系不顺带来的困惑和矛盾。实践证明，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关键是党领导下的党政分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義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明确这一点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党政关系中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其次才是各有分工。王岐山也指出：“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4]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分工即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加强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而政府是党执政的重要载体，服从于同级党委领导，并在政令实施过程中贯彻落实党的政治主张。由此，党政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不是“党政分开”，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党政分工。

（二）党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

经过改革实践，中国市场化已达到较高程度，但还没达到新的制度均衡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党、政府、市场之间利益和权力上的非均衡，三者之间互动模式的不健全。党是制度变革与制度均衡的决策者，党与政府、市场关系是约束、激励和制衡的关系。[5]事实是经济体制虽然得到较彻底变革，但执政党、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并没有同时发生，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发展非均衡，由于后者欠缺主动性和能动性，出现了经济改革倒逼政治制度改革的现象。既然党实际上是制度变革与制度均衡的决策者，就应积极谋求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均衡发展，防止因两者改革脱节而造成某些风险。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集权推动市场体制的形成，国家调控保障市场的有序运行。由于国家集权基于党的执政，意味着执政党须通过主动应对，对市场风险进行防范控制，对市场的优化调整予以引导。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其中风险防控是第一位的。而后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相应指出：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要分别提出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排出时间表、路线图、优先序，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三）党与社会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引发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此时，社会新问题、新矛盾集中凸显，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例如面对村级民主选举、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增长等现实挑战，中国共产党应采取吸纳、渗透等调适策略，[6]以回应社会力量对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并重新进行政治定位，进而推动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管理模式的调整。在党与社会的关系上，需高度重视社会自治对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论述群众路线时，强调要鼓励人民的自治团体，让普通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等群众政治组织的政治协商，通过制度性改革，促进并保障普通公民和劳动者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政治进程，不但有利于公民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有利于健康公共生活形成，这是政治改革的一大核心问题。[7]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形势下，要加强党对社会的领导，通过它所追求和倡导的人类崇高理想的吸引力，它的纲领路线所体现的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引导力，它的党员为人民牺牲的精神感召力，来实现党对社会生活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

（四）党与法治的关系

如果说经济体制的转变已基本完成，那么，依据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原理，并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强法治建设，执政党亦须相应改变权力运行方式，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中国现代化治理体制建构的核心问题是使党的领导与法治由相容走向相融，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法治成为党领导人民治国基本方略和主要方式，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党和法的关系问题，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具体体现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其中，首要的是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重要依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最大区别。所以说，“党大还是法大”是政治陷阱，是个伪命题。

四、结语

按照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治理经历权力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模式，“治理依托服务，以服务实现治理”成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最基本的精神和原则。

[8]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当下要强化服务，防止管理模式下片面追求政治绩效而出现的脱离群众现象。一方面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基层党员干部中强化服务意识，将“领导就是服务”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从制度上重点构建党的群众服务工作机制，其制度机能主要包括：
党员走访调研，信息整合，信息参考，政策落实，信息反馈。[9]长期以来党的建设实践证明，构建党的群众服务工作机制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地位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82-83.

[2] 汪晖.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与“后政党的政治”[J].文化纵横，2013（1）.

[3] 汪晖.中国政治新趋势[J].南风窗，2014（2）.

[4] “王岐山谈党政关系：只有党政分工 没有党政分开”[N].2017-03-07，人民论坛网.

[5] 咸台灵.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1。

[6] 景跃进.转型、吸纳和渗透--挑战环境下执政党组织技术的嬗变及其问题[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1（1）.

[7] 汪晖.中国政治新趋势[J].南风窗，2014（2）.

[8] 彭穗宁.建设服务型政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政党研究，2014（4）.

[9]  张振等.社会治理视域下党的角色定位研究[J].理论探讨，2016（3）.

责任编辑：王天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