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族民主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衰探析

摘 要：在极右翼阵营内部联合思想的驱动，以及“德意志帝国党”的大力促进下，德国民族民主党在1964年成立。得益于极为有利的政治经济形势，该党凭借强大的组织力量、有效的政治动员，以及成功的形象打造，在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崛起。然而，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的失利成为其由盛转衰的拐点。在各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该党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衰退，甚至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关键词：德国民族民主党，极右翼，议会选举，政党兴衰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8-0053-07

出于完善民主制度的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建立后奉行“可争论的民主”法则。因此，即便极右翼政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存在思想和政治分歧，仍然可以合法地存在。在“政党特权”的保护下，这些极右翼政党即便不赞同民主制度也不受行政权的干涉，仍然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包括竞选在内的各种政治活动，并获取国家资金的支持。在这种特殊的政党制度下，经济建设联合会、社会主义帝国党和德意志帝国党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较大成功;德国民族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展为联邦德国的第四大党派，从而达到了该国建立后极右翼政党发展第二次高潮的顶点。而遗憾的是，德国民族民主党这个现存历史最悠久、曾经取得过最大选举成就的德国极右翼政党较少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关于该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状况的论文也罕见发表。本文从联邦德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选民对德国民族民主党态度的转变、德国民族民主党政治纲领的演进等角度，分析该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迅速崛起，进而又在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失利后急剧衰落的原因，以就教方家。

（一）德国民族民主党的组建

得益于较为宽松的政党制度，极右翼政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初期发展迅速，并在1949年至1952年掀起了第一次高潮。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两党，发展历程都极为短暂：被视为纳粹党继承组织的社会主义帝国党，因违宪在1952年被联邦宪法法院取缔;经济建设联合会也在次年宣告解散。之后，即使发展最为成功的德意志帝国党，也难以与这两党比肩。因此，联邦德国的极右翼阵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普遍形成了团结各党派力量，以便取得选举突破的共识。

基于上述目的，加之由于两名德意志帝国党党员在1959年底发起的反犹事件导致该党莱普州社团在1961年被取缔，该党迫切希望改变其负面形象。于是在德意志帝国党主席阿道夫·冯·塔登的大力推动下，德国民族民主党成立大会于1964年11月28日在汉诺威召开。尽管德意志帝国党党员在与会代表中占有绝对优势，但该党因其倾向纳粹的言论饱受批评，且冯·塔登曾为纳粹党党员，因此由他出任主席不利于新政党形象的打造。出于策略的考虑，大会选举民族保守主义政党德意志党的主席蒂伦为德国民族民主党第一任党主席。他曾为基民盟党员，担任过不来梅州议会议員，并因其在基民盟中的贡献获得过“康拉德·阿登纳奖章”，①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作为一个新生的统一党，德国民族民主党成功地凝聚了各种极右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的力量，引起了大量新老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关注，因而在短时间内就有来自于80多个分裂组织的4000名成员加入。①在招募新党员的过程中，德国民族民主党并不盲目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是更看重党员的质量。因此，其基层组织在前德意志帝国党党员申请德国民族民主党党证的过程中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将那些被评估为新纳粹性质或不可靠的党员剔除出去。②在这场旨在巩固新党民族保守形象的自我净化运动中，最终共有约1000名前德意志帝国党党员被拒绝加入。③

由于可以有效地依托德意志帝国党原有的组织网络，德国民族民主党在建党后迅速完成了各级组织机构的建设：截至1965年9月，它在联邦德国全部11个联邦州建立了州理事会，另外还建有66个区理事会、336个县理事会和240个地方理事会，并进入了全国70%的市议会和县议会。④根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提供的数据，该党党员人数在建党的次年就达到了1.37万名，在1966年几乎翻倍，跃升至2.5万名，并最终在1967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2.8万名。虽然1968年的党员总数减少了1000名，但在1969年又恢复为2.8万名。⑤德国民族民主党前主席霍尔格·阿普费尔在其编著的《所有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中——一个民族的右翼政党的传统与未来》一书中甚至声称，根据党内统计数据，该党1967年的党员人数达到了3.1万名。⑥

（二）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成功崛起

1965年，德国民族民主党以新生力量的形象首次参加联邦议会选举。在耗资高达157万马克的大规模竞选活动中，该党共分发了100余万份党报，并为农场主、国防军士兵，以及东部被驱逐出家园的德国人制作了特刊。⑦凭借对弃选选民以及抗议选民的有效动员，德国民族民主党最终获得了2%的选票，成为继联盟党、社民党以及自民党之后的全国第四大政治力量。尽管远未达到进入联邦议会所要求的5%的得票率，但对于一个成立仅一年的政党而言，这样的选举成绩已属相当可观。在之后几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民族民主党更是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在1966年以7.4%和7.9%的较高得票率，进入了巴伐利亚州议会（15个议席）和黑森州议会（8个议席）;⑧在1967年以5.8%的得票率（4个议席）进入了石荷州议会，以6.9%的得票率（4个议席）进入了莱普州议会，以7.0%的得票率（10个议席）进入了下萨克森州议会，以8.8%的得票率（8个议席）进入了不来梅州议会;在1968年，德国民族民主党甚至以9.8%的高票（12个议席）进入了巴符州议会，并以此取得了联邦德国建国以来极右翼政党在州议会选举中的最大成功。截至1969年，德国民族民主党成功进入了联邦德国10个联邦州中7个州的议会（共61个议席），其地方议会议席达到500多个。⑨因此，该党能够在1969年进入联邦议会似乎已无悬念。一些民意调查机构最初乐观地估计其得票率将达到10%至15%，之后预测的得票率虽然与早期相比大为下降，但也达到了6%至8%（最多75个议席）。⑩

随着组织力量的迅速壮大以及各级议会选举成就的取得，德国民族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不仅得以迅速崛起，而且保住了其第四大政治力量的地位。

促成该党成功崛起的重要外部因素是当时有利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首先是1966—1967年战后联邦德国首次经济危机。这场生产过剩危机导致该国经济大规模衰退，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失业率持续上升，进而宣告了“经济奇迹”时代的结束。早在1966年年初，在遭受结构性经济危机的领域，如农业和矿业中，50%以上的雇员就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岗位不保。随着经济危机波及汽车和金属等工业部门，联邦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67万余人，这还不包括短时工人和已经返乡的客籍工人。据统计，由于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工作岗位损失很可能超过100万。①因此，在1967年年初，有14%的工人和职员担心自己当年就会失业，70%的人则预计自己很快会遭受失业的威胁。此外，在农业性质的中小企业以及零售业中，危机感也在增强。②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担心，还影响到了那些中间阶层。此外，大部分国民坚信，危机首先加在了“小人物”身上。在1967年秋季对政府节约措施的评价中，62%的国民认为受害者是普通消费者，22%的国民认为是中产阶级，只有3%的人认为是企业家。③而德国民族民主党则巧妙地利用了社会中间阶层对滑入社会底层产生的担心、倍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工人的不满情绪，以及高失业率引起的社会恐慌，对艾哈德政府的政策失误展开攻击。此外，德国民族民主党还数次拒绝接受该党应该得到的来自国家税收的资金，并猛烈抨击联邦德国政党资助中的一些弊病。由于成功扮演了“小人物”代言人的形象，德国民族民主党成了抗议选民和保守选民的唯一备选，并得到了老中产阶级的坚定支持。

其次是1966年的政府危机与“大联合政府”的成立。随着“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政府的倒台，联盟党与一直被其猛烈攻击的社民党在1966年组成了“大联合政府”。部分立场保守且具有民族主义以及反共思想的中产阶级，将这种左右共治的政党联盟视为对民族的背叛，并转而支持德国民族民主党。由于自民党这个联邦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正向民族自由方向的政策转变，因而该党对民族保守选民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再加上自民党在传统的三党制格局中力量过于弱小，无法真正起到反对党的作用，这就为德国民族民主党打造议会外真正反对党的形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大量的抗议选民出于对联盟党政策的不满，而将选票投给了德国民族民主党。

再次是1968年学生运动。由于坚决反对左翼极端主义的暴力行动以及学生的抗议活动，德国民族民主党博得了具有极右思想的选民的好感。其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率正是在属于纳粹思想堡垒地区的巴符州取得。而社民党则因为所谓的对大学生的同情态度损失了8.3%的选票，其中除了2%的选票流向了基民盟以外，其他大部分选票都被德国民族民主党赢得。④

此外，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成功崛起还有其内在原因。第一是该党作为极右翼阵营内统一大党所具有的组织优势。由于成功联合了各种极右主義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德国民族民主党拥有领导能力较强且享有一定社会声誉的政党领袖、大批政治素质较高且精明能干的各级干部以及数量较大且社会基础广泛的党员。除党主席蒂伦外，党内有从政经验的高级干部也不在少数，如胡贝特·奈为前萨尔州州长，利努斯·卡特尔曾为基民盟联邦议会议员。因此，该党在竞选中能够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竞选策略，并成功将其付诸实施。例如，在竞选中集中力量，只在有望取得成功的地区，尤其是较小的城市以及乡村提名。结果该党在1966年的黑森州议会选举中得以在130个村庄赢得超过20%的选票，在中弗兰肯的得票率也高达12.2%。⑤

第二是该党依托党纲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为了体现对处于危机状态的中间阶层利益的关心，该党在其1964年成立大会上制定的《德国民族民主党宣言》中，呼吁保证小农庄的收入，并要求工作岗位优先分配给德国工人。该党1967年党纲也特别突出了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民族经济的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力量的源泉”和“稳定的保证”。⑥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各种政治力量加入，这两份纲领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出一条明确的政治主线，其政党理念也不够系统和封闭，这样便于动员各种性质的右翼力量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依托全面覆盖的各级党组织以及有力的宣传攻势，德国民族民主党在建党初期成功地获得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

第三是该党政党专业化的进步。除了通过各种培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以外，德国民族民主党在1967年还出版了四卷本的《政治词典》，并将其用作党员干部政治教育的材料以及对外政治斗争的论据。为了统一党内观点，并防止因言语不当而触犯法律，该党还为很多政治及历史问题编写了标准答案。党报《德意志新闻》凭借有力的渲染方式和质量较高的文章，也成功地扩大了该党的影响力，其印数在1966年最高达到每周约4.5万份，其中约2.2万份为读者订阅，其余则用于竞选目的或者通过报刊亭销售。①此外，德国民族民主党还通过建立青年组织“青年民族民主党人”和“民族民主的高校联盟”进一步完善了组织结构，以便更好地对青少年以及大学生开展工作。这也使它成为联邦德国当时唯一拥有青年组织的极右翼政党。

（三）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的失利

基于州议会选举的巨大成功，德国民族民主党不仅对1969年进入联邦议会信心十足，而且还雄心勃勃地谋求第三大党的政治地位。然而，时长半年、耗资高达427.5万马克的大规模竞选活动未能助其实现上述选举目标。该党在此期间举办的竞选活动尽管多达3000余场，②但却也经常受到反对者的阻挠。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民族民主党在竞选中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选民关心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而是错误地放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导致其宣传活动无法引起选民的共鸣。因此，德国民族民主党最后仅仅收获了4.3%的选票。虽然这是该党1965年联邦议会选举得票率的两倍多，而且还是1949年以来联邦德国极右翼政党取得的最好选举成绩，但由于该党并没有像大众预期的那样突破“百分之五大关”进入联邦议会，遭受了建党以来最大的选举失败，这也成为了它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大规模的竞选还使其背上了高达180万马克的债务，③财政困难从此成为德国民族民主党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导致德国民族民主党在1969年大选中失败并转入衰落的原因，首先是外部有利条件的丧失。经济危机的消退以及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广大选民重新恢复了对未来的自信，抗议选民的迅速减少使德国民族民主党损失了大量选票。其次是各种政治力量对该党的打压制约了其发展。出于对其向新纳粹政党转变的担心，民主党派、工会组织，以及其他民间团体与德国民族民主党展开了不懈的斗争。联邦内政部部长恩斯特·本达还向联邦议会中的民主党派拨款500万马克，作为反击德国民族民主党的经费。为了限制该党，联盟党和社民党试图引入一种多数选举制，在该计划失败后则更加致力于通过政党取缔的方式消除该党的政治影响力。但由于本达在取缔申请中提出的证据并非无懈可击，取缔的失败可能导致联邦政府的声誉受损。因此，大联合政府最终决定，在1969年9月联邦议会选举前不再考虑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取缔申请。④由于该党被取缔的风险始终存在，因此部分选民担心选票浪费而不敢支持该党。再次是竞选期间的暴力事件损害了其“有秩序政党”的形象。由于竞选活动经常遭受工会组织和“院外反对派”的阻挠和抗议，德国民族民主党成立了用于维持活动秩序的“安全保卫处”。由于该组织经常与抗议者发生暴力冲突，因此被民主人士称为“新的冲锋队”。1969年9月16日发生的“安全保卫处”联邦专员克劳斯·克莱枪击两名“院外反对派”性质组织“独立社会主义学生行动中心”成员的严重暴力事件，彻底毁坏了该党的“合法”形象。这使得很多民族保守的、注重秩序与安定的选民对其倍感失望，并收回了对它的支持。

（一）组织力量的急剧萎缩与党内分裂的加剧

在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失利的沉重打击下，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党员数量从1969年的2.8万名下降至1970年的2.1万名。此后，德国民族民主党经历了该党历史上最严重的退党潮。截至1979年，其党员总数在10年内减少了2万人，仅余8000名左右。①

导致德国民族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衰落的直接原因，是该党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的失利。党内各派之间的紧张状态随着选举的挫败迅速演变为激烈的党内矛盾。在党的发展战略以及对外政治斗争的策略选择上，党内各派的纷争不断扩大。奉行行动主义的一派赞同使用非法手段，并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些新纳粹性质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如米夏埃尔·库恩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行动阵线”，以及曼弗雷德·罗德领导的“霍夫曼军事体育小组”。而奉行理论主义、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党内偏左的一派，则致力于结合时代特点，尤其是“种族多元主义”的观点对极右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更新。此外，党内谋求与基民盟和基社盟中的右翼合作，以便共同反对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民族保守的一派也独立出来，转而加入了由出版商格哈德·弗赖建立的、当时尚为跨党派联合性质的德国人民联盟。②该组织的成员数量从1976年的不足5000人，迅速增加到1980年的1万多人，而同时期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党员人总数却从9700名减少到了7200名。德国人民联盟由此取代德国民族民主党成为了极右翼阵营中党员人数最多的一支政治力量。③

从1970年开始，在德国民族民主党内部及其外围组织中就出现了一些暴力团体。随着党内分裂的加剧，德国民族民主党内部一些比较年轻的、有暴力倾向的活跃分子策划了一系列暴力事件。1970年4月，德国民族民主党的14名党员及其“安全保卫处”建立了一个名为“欧洲解放阵线”的秘密军事组织。他们组织射击训练，并计划向国家高级领导人发动袭击，甚至准备在勃兰特总理与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在卡塞尔会面时发起军事行动。④出于对古斯塔夫·海涅曼总统支持“新东方政策”的不满，一名20岁的前德国民族民主党党员企图将其刺杀。⑤这些暴力活动严重损害了德国民族民主党的政治形象，与冯·塔登谋求和平、合法斗争的精神相违背，因而加速了该党的衰落。

在1971年11月召开的霍尔茨明登党代会上，冯·塔登遭到以巴伐利亚州理事会主席齐格弗里德·波尔曼和北威州理事会主席乌多·瓦伦迪为首的党内激进派领袖人物的挑战。由于无力平息党内纷争，冯·塔登被迫辞去了主席职位。虽然最终各方取得了妥协，该党进一步极端化的趋势也被遏制，但波尔曼在竞选失败后带领大量追随者退出了德国民族民主党，从而加剧了该党的分裂，导致其党员总数从1971年的1.83万名进一步下降至1972年的1.45万名。⑥1975年，冯·塔登也出于对弗赖入选德国民族民主党联邦理事会的抗议而退党。

（二）从“保守”到“实际”的转变

在经历了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失败的打击之后，德国民族民主党在1970年的新党纲《威尔特海姆宣言》中，无条件地表示了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拥护及对宪法的忠诚，以便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并力图阻止该党激进和暴力的发展趋势。为了摆脱“暴力政党”的形象，它明确反对把“暴力和战争作为政治手段”，并拒绝所有“极权主义的思想以及任何形式的独裁”。⑦除了强调其保守性以外，德国民族民主党在这份宣言中更加突出自己的“社会性”，如建议给低收入人群减税，扩大雇员的共同决策权以及推进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平等。但由于该党在选民眼中的形象已经从“胜利党”转变为“失败党”，因此这一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性质的纲领，并没有增强其选举动员的效果。

由于堅持“保守”路线的《威尔特海姆宣言》并没有阻止其衰落，在1973年的《杜塞尔多夫纲领》中，德国民族民主党转而注重“实际”。在政治方面，它加强了对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在经济方面则继续追求一种由国家主导的、维护中产阶级和农业的市场经济。此外，德国民族民主党还先于其他民主党派表示了对环境政治话题的关注，如城市化问题、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生活环境的恶化。对此，德国民族民主党主张为了维持“民族的健康”，防止“基因的衰落”，必须保持“健康的基因”，①并强调了人在生物学上的不平等性。但这些与纳粹思想高度相似的生态法西斯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观点充分暴露了其极右主义的本质，因而既对其政党形象有所损害，又未能取得选民的支持。在1974年3月3日的汉堡州议会选举中，该党得票率从1970年的2.7%骤降至0.8%。在该党的大本营下萨克森州，形势则更为不利：在同年6月9日的州议会选举中，该党甚至以0.6%的得票率创下了历史新低。②

（三）选举持续失利导致的生存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不断遭受的选举失利宣告了德国民族民主党作为“选举党”的失败。联盟党在1969年沦为在野党之后，德国民族民主党也失去了其议会外唯一反对党的有利地位。随着《威尔特海姆宣言》的通过，德国民族民主党试图依托自己的保守性与基民盟建立某种性质的联合，以便共同反共以及反对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的社会-自由主义政策。为此，它不惜以放弃1972年巴符州议会选举为代价向其示好。但基民盟对此并无兴趣，因为在失去执政党的地位之后，基民盟自己也变得日益右倾。由于德国民族民主党鼓吹的维护中产阶级利益的保守主义政策与联盟党难以区分，德国民族民主党的社会基础遭受了极大的削弱。而联盟党一方面借用德国民族民主党的一些宣传口号，以强调自己的保守性与民族性，另一方面则大力批评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并成功地在1972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夺走了4/5的原德国民族民主党选民。③此外，在年轻选民对政府好感增加以及抗议选票迅速减少等因素的作用下，德国民族民主党最终仅赢得了0.6%的选票，从而遭到建党以来联邦议会选举的最大失败。

在1970—1971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民族民主党借助还比较强大的组织力量尚且能赢得1.1%～3.4%的选票。此后直至1979年，该党的最高得票率却仅为1.22%，最低得票率甚至只有0.3%。④从1969年到1972年，德国民族民主党共损失了23名联邦和州一级的干部、19名地方议会的议员、68名县一级的干部⑤以及近一半的党员。截至1972年，它不仅失去了所有州议会的议席，其地方议会议员的总数也从1971年的426名急剧下降到124名。随着该党的持续衰退，其地方议会的议席数从1977年的31个最终下降到1979年的13个。⑥在1976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联盟党打出“要自由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号，赢得了大量右翼选民的支持，而德国民族民主党仅得票0.3%，只及上届联邦议会选举的一半。由于在联邦议会以及州议会选举中长期无法得到国家资金的支持，德国民族民主党始终无力解决党内的债务危机，以致该党在经济上已经濒临破产。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因为德国民族民主党无力克服自身的生存危机，部分党内高层人士对该党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失望，甚至提出了全党解散的建议。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德国民族民主党借助1982年德国政府换届后出现的有利条件，艰难地实现了长期衰退后的巩固，并在80年代后期实现了缓慢上升。然而，该党在与后起的共和党以及德国人民联盟的竞争中完全处于败势，已经沦为极右翼阵营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分裂小党。在两德统一初期，党内高层斗争的加剧再一次造成了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大分裂，而政治主张的极端化又导致了其政党形象的危机，长期的选举失利则使其始终受困于财政危机。因此，在重重危机的共同打击下，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低潮期。不过，随着1996年弗伊格特的上台以及“四个支柱战略”即“为街头而战”“为头脑而战”“为议会而战”以及“为有组织的意志而战”战略的成功实施，该党实现了重新崛起。一方面，该党取得了一系列选举的成功，如在2004年和2009年两度进入萨克森州议会，在2006年和2011年两度进入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其2004年萨克森州议会选举的得票率甚至高达9.2%，①为该党州议会选举的历史第二高票。借此，该党在1968年以来首次进入了联邦州一级的议会。另一方面，该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它不仅夺回了德国极右翼阵营龙头老大的位置，而且还成为了德国在国际极右翼阵营中的最高代表。此外，该党依托扎实细致的地方工作，在德国东部建立了多个选民支持率较高的“堡垒”地区。但好景不长，德国民族民主党在弗伊格特下台后再度转入衰落，其州议会选举的得票率从2012年至今也未能再突破“百分之五大关”。由于意识形态与纳粹党日益相近，该党在2003年以及2017年甚至两度面临被联邦宪法法院取缔的风险。

各种右翼力量的加入为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组织基础，因此该党在建立后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它最初展示出一种民主的、民族保守主义的全民党的形象，并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德国的第四大政治力量，并实现了迅速崛起。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短暂的辉煌后，由于1969年联邦议会选举的失利，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势头急转直下。之前为了显示团结并追求选举成绩而没有公开化的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党内保守派与激进派的路线斗争最终导致了该党的进一步分裂。及至20世纪70年代，曾经促成该党成功崛起的内外条件已不复存在。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德国民族民主党努力摆脱其“暴力政党”的形象，继续强化其保守主义的性质，之后又转而注重“实际”。然而，这种转变导致其意识形态中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成分逐渐减少，民族社会主义的成分却不断增加。在党内斗争严重、党员迅速流失和党内财政危机等多重打击下，德国民族民主党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持续衰落。随着德国人民联盟的崛起，德国民族民主党已经被其全面赶超，从而失去了自己在极右翼阵营内的主导地位。虽然该党在弗伊格特时期重新崛起为德国组织力量最强、选举最为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但是这种长期低迷之后的相對崛起与其20世纪末期的辉煌相比毕竟无法同日而语，因而只能算作一种有限的崛起。而当今的德国民族民主党既无法阻止其组织力量的不断萎缩，又在各级选举中毫无建树，因而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低谷。不过，尽管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发展在民主力量的打击下已是举步维艰，但该党对民主和社会的危害不应被轻视。在努力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同时，如何加强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政治教育，以便更为有效地削弱德国民族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将是德国政府与该党长期斗争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作者简介】高中杭，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历史与国情。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In 1964，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was founded under the drive of the internal coalition of the far right Camp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German Imperial Party”. Thanks to the extremely favorabl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the party rose rapidly in the late 1960s with its strong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effectiv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successful image building. However， the failure of the federal parliament election in 1969 became the turning point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Under the heavy blow of various crises， the party declined rapidly throughout the 1970s and even reached the brink of collapse.

Key Words：
Germ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Far Right， Parliamentary El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