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法家思想的糅合借鉴
时间：2021-01-14 10:06: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法家 荀子 融合
作者简介：李有杰，北京林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228
一、人性论
人性本恶的人性论是荀子礼法思想的基础，人在本性上趨利避害，这是吸取了法家的思想。在法家最核心的观点中，就是人性本恶，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管仲说“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业不出者，利在水也。”商人日夜兼程不远万里，渔夫乘风破浪不辞劳苦，都是利之所往，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山多高，海多深，人们就没有办不到的，可见，法家看到了现实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并以此为基础，成为法家“法治”的根本立脚点。而荀子也认同法家人性当中的“好利恶害”的观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作为其理论支撑。不过荀子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还是有所不同。法家强调“利”之所在，而荀子强调的是人的“欲望”。其次，法家认为人们趋利的本性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所有的恶都不可能改造成善，只能通过法律制度来限制和约束。但是荀子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学习，人性中的恶都可以被改变。可以用仁义道德，也可用外部的礼法规范。
二、法的起源
在法律的起源论上，商鞅在《商君书·开赛》中说道：“天地设而民生之……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刚有人类的时候，社会混论不堪，因此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正确的标准，但是人口众多不好管理，于是就把有德行的人的行为作为治理准则，不过社会还是会发生混乱。所以先王、圣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制定了礼法，确定了私有财产，人身权利的归属权、设立了法令、设立了官职、设立了君主，使社会得到了安定。此为商鞅所认为的法律起源。
荀子也认同法家的法律起源论。他对此的看法是：“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上这段话说明荀子和法家法律起源论的相同之处有二：其一，都认为社会之初存在一个不可调和到矛盾，人类欲望的增长和社会物质财富的不足所导致的矛盾;其二，都是圣人制定了法度。区别在于，法家严刑峻法，只求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但荀子是礼、法并重，解决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需要通过礼和法的双重手段。荀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仅要依靠礼，而且要依靠法，二者相辅相成，不过礼和法在治理国家的过程当中并不是简单的结合，从整体来看二者之间是礼本法末的思想。
三、法的功能
（一）禁暴止乱
荀子认同法能够防止乱臣贼子作乱和恶民刁民的违法犯罪。荀子认为“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而管仲在书中说“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大概的意思是百姓都畏惧法，不敢去触犯法律，才能够达到禁暴止乱。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对荀子的影响，只有推行法制才能禁止社会上恃强凌弱、抢夺财富、杀人和伤人的行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定分止争
何谓定分止争，是说对名分的确定来防止争夺的发生。法家思想当中对名分的简单理解就是“所有权”和“职能”。管仲说“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商鞅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而且“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 所以当人们确定了物品的归属名分之后就不会再有争夺之心，法律会保护私有财产的名分，同时法律也维护等级名分，如果名分不定就会以下犯上，所以要确定名分，防止作乱。
荀子对于定分止争也是赞同的。在上文中讨论“明分使群”时就已经表明，荀子“明分使群”的思想会使得社会安定和谐，国家易于管理，具体来说，荀子的“分”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部分，“农分田而争，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 是说在经济中农民、商人分职分工，在政治中士人、君王确定等级，但是荀子还是以礼法并用为核心，礼与法共同作用，按照每人的身份，确定不同的工作，避免社会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局面。不过荀子对于法家“分”之借鉴，较多的还是偏重于等级名分这一面，对于私有财产的名分确定还是较少提及。
四、法的施行与运用
法家推崇“法治”，推崇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所以尊君和尚法是法家思想必不可少的部分。同时，法家采用 “法”“术”“势”结合、“赏罚”并用的手段，公布成文法。荀子几乎全面接受了这些理论。
（一）尚法尊君
在商鞅看来法律是治世的基础，“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慎到认为国家没有法律就会混乱，“治国无其法则乱。” 荀子认为法律是作为治理国家和百姓的一种工具，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至道大行，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众庶百姓必以法数制之。”都旨在说明法律在治理国家当中的重要性。管仲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 相比之下可以看出法家尚法的思想对荀子重法的影响。荀子和管仲都认为对君王来说，法律是国家治理当中重要的工具，荀子重法的思想，对于儒家的理想主义来说是不小的冲击，使儒家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商鞅认为只有君主的地位确认了，把权力统一在君主的手中才能彻底的实现法制，“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 。慎到认为君主地位的确立在于法令，“君之所以尊者，令”，“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管仲认为“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刑罚。”由此可见大多数法家都在强调君主权利和地位的至高无上。儒家对君王并非像法家那样重视，国家应当以民为本，但是荀子却吸取了法家的思想，体现了尊君的主张，认为君主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和源头，说“君者，民之源也;”而且荀子还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强调“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不过荀子终究是以儒家立本，所以并非全面接受法家尊君的思想，而是把尊君和重民结合了起来，依旧重视百姓的作用，指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二）法术势
为了实现法治的目的，申不害提出“术”的说法，慎到提出“势”的说法。申不害认为君主要驾驭臣下，就要绝对的控制，看上去无为，隐藏自己，讳莫如深，但实际上其实已经达到了操纵的目的，“故善为君者，倚于愚，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 荀子也说“术”，并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卿相辅佐”，当君主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丞相来辅佐他的时候就不必事事躬亲，“彼持国者，必不可独也，然则强国安荣在于取相也”另一部分是“便嬖左右”，是说君主要有自己的亲信作为耳目。推行卿相治国和便嬖左右就可以让君主实现完美的操控，即“术”。但是荀子的“术”并不只是讲权术，他更多的是在讲方法，在礼的规范下的方法，即“礼术”，这样就把礼上升到一个工具理性的高度，用礼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如何来规范呢，就是“术”：方法。所以，荀子不仅吸收法家术的理论，并且对它进行改造，发展，达到以礼为核心的引导和规范。
慎到强调君主的“势”。认为君主的权威是第一要素，主张君主要掌握绝对的权力，才能治理国家，“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荀子同意法家势的观点，一国之君在国家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也表明天子的权势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君主的权势确定了才能够令行禁止，保证法治的稳定运行，“天子也者，势至重，尊无上矣。”但是荀子认为法家的势有些片面，荀子所认为的势并不仅仅是君主的权威，还有天下大势，历史趋向，百姓的作用等方面，荀子在《荀子·解蔽》中表明：“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是说申不害所强调的势太过于狭隘，仅仅被君王的势所迷惑，一叶障目，看不见大局，荀子认为势与尊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势就没有尊，有了势有了尊就能实行法令。荀子和慎到都认为有了权势，君主就能确立其统治地位。荀子所说的势强调其为客观形成，并且不能作为目的而存在，而是实现德治的可资利用条件。荀子初步把“法”“术”“势”三者相融合，并有所发展。
五、结语
战国后期，虽百家争鸣，学术交流鼎盛，但各国积弱，秦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尤其是法家变法图强的政治措施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秦始皇重用李斯，李斯严格实行法家严刑峻法的政治思想，助秦王横扫六合。荀子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的思想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虽为儒家但是荀子看到了法家思想对强国治民的巨大作用，并且把法家思想融合到了儒家思想当中。当时的法家思想毕竟还不够完善，但是在大趋势下，必定会走向成熟，法家治国虽有成效，却仍有不少的问题，大多数法家变法的最终结果都是人亡政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对法家思想进行改造和系统化的发展。
荀子提出礼法的思想，重新赋予了法新的内涵，不再只是法家那样，不别亲疏，一断于法，而是礼法并用，先教而后诛。法家崇尚霸道，荀子也认同霸道，但是荀子仍是以儒家王道为基础，霸道也是通向王道的一种途径，霸道可以通过修礼而达到王道，对于法家的霸道提出了新的见解。荀子在稷下学宫多年，吸收了各家学说的精华，创立自己的独特的儒家思想，荀子学说以礼法为核心，他把儒法两家的人才观、治世观、治国方略进行全方位的整合，是对当时学术进行的总结，是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的要求。
荀子受法家思想影响颇深，但是同时荀子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改造也体现在了韩非李斯身上。韩非和李斯作为荀子的弟子，却纷纷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儒家空洞的理想派已经不能够满足历史潮流的发展，韩非融合各家学说，成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斯相秦，最終完成秦国统一。荀子的礼法思想，最终开创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治国模式。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评注本[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汉]刘向.孙卿书录[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3061794.htm.
[3]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306-307.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上册，349-350.
[5]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219.
[6]郭齐勇.试谈荀子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EB/OL].http：//www.hbzxz.com.cn/_d275641336.htm，2012-12-25.
[7]李祥宇.论荀子学说中的儒法融合[D].南京：南京大学，2013.
[8]许伟，张琳.从荀子和韩非子的性看儒法分野[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6）：50.
[9]李铭.浅论荀子“隆礼重法”的哲学思想[D].济南：山东大学，2008.
[10]杨玲.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11]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
[12]孙红连.荀子礼法思想渊源考论[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0.
[13]王萍.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法律思想初探[J].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校，2013：24.
[14]胡可涛.“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3：78.
[15]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张伟仁.先秦政法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8][汉]刘向.战国策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0]刘向.说苑·卷十五·指武[EB/OL].http：//guoxuedashi.com/a/367t/11705q.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