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1912年——1921年）的斗争思想的来源及其时代价值
时间：2021-01-14 22:01: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银涛
关键词：早期毛泽东;民众大联合;共产主义
一、毛泽东早期斗争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形势。世界近代历史的序幕是被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利刃划开的，机器的迅速更新与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生产力的束缚，也刺激了人类尤其当时新生的资产阶层对物质的需求和贪婪。急剧积累的财富和伴随而来的权力欲望极力并快捷地先后改变着西欧和世界的经济业态和政治生态，资产阶级作为时代的代表在各个方面和空间极力扩充着自己膨胀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气息和主张随着他们的机器生产带来的对外贸易演变为殖民主义的疯狂和掠夺，人类开始了从来没有过的紧密联系和命运相系。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或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人类近代历史时期。
（二）中国变迁。19 世纪中叶，西方的工业品像开闸潮水一样冲击着战败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清末的中国市场上很快就被英国和美国便宜的工业品完全充斥。以传统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就产生了社会新的危机。西方殖民者丧尽天良地向中国市场抛进以数十万箱计的鸦片，掠走数千万两白银，中国国内银价飞涨，清政府国库空虚，严重破坏了清末中国的财政收支、货币流通，此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崩溃、瘫痪。软弱无奈的政府和中国社会成为西方国家肆意撕咬的羔羊。
（三）生存困境。毛泽东早期生活在“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的家乡，尤其在张敬尧控制之下，当时的湖南更是“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
贫穷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流行病，贫苦是下层劳动者真实困境。再以当时的北京为例，“中流社会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犹就中等社会言之耳苟能收入至百元以上当可维持其生活，若收入少于是数而人口多于前表所碍之人，则生活维持当然不易;至若下流劳动社会如车夫等则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无穿，两饥一饱，其苦更不堪言矣！唐人诗曰‘朱门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诵斯言辄为流涕，呜呼！”
二、毛泽东早期斗争思想的来源
（一）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南人重视教育，有尚武精神，特别是敢于与强权斗争的精神。杨度在他的《湖南少年歌》的中称：如果想灭亡中华民族，则除非湖南人都已经抛尽所有的头颅了。美国作家特里尔认为湖南人是火性子和英勇两者相伴而生的。毛泽东个人敢于斗争的性格还受到当时湖南爱国人士的影响。毛泽东的师范老师杨昌济打破当时沉重的封建旧俗，提倡寡妇再嫁的新主张，石破天惊。他还主张在中输入革新观念来改造旧中国的躯体。另一位老师徐特立先生为了抗议 1907 年清政府向西方侵略者妥协退让的教案，砍下自己的手指，写下一封血书抗议。再如大义赴死的谭嗣同其《仁学》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批驳，促成其与封建斗争意识的萌芽。一幅幅湖南英杰敢于斗争的画卷，强烈震撼着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不断强化了和固化毛泽东为人民斗争的意识。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
中国辉煌古代的歷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的浸润，使毛泽东早早产生天然优越感和兼济天下的胸襟。而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痴迷于富有斗争故事情节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深深喜欢上文化典籍里面对压迫和不公压迫而敢于斗争的英雄，萌发出要斗争才能争取平等生活的认知。中华民族苦难之作《猛回头》、《革命军》、《列强瓜分之危险》、《盛世危言》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激起毛泽东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雄心。
辛亥革命带来的资产阶级理论、新文化运动带来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辛亥革命取消帝制，模拟西方现代制度，大开学习西方思想制度之门。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和“科学”“民主”，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以西为师的学习、求变的思潮涌动。毛泽东读到了《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拿破仑等人物的英勇壮举，塑造着其爱国意识。并使他开始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问题。毛泽东在阅读《伦理学原理》中阐述的竞争、战争等观点，强调“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时，深受启发，批注12000 多字。毛泽东他们自己经营的文化书社销售大量的西方思想书籍。
（三）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震撼。
十月革命后，毛泽东积极搜寻和学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1920年3月专门去找黎锦熙探讨“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 。并很快基本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来毛泽东回忆：“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毛泽东的心中，建立起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1年1月，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共产主义明显已经成为一大前毛泽东的唯一抉择。
“青少年时期对穷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与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观察、接受的思想学说，最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大多数穷苦人民谋幸福。”
三、毛泽东早期斗争思想的重要价值
（一）敢于为人民幸福而直面斗争的复杂，注重社会的改良与法治
旧中国的势力庞杂，利益交错，乱象丛生。早期的毛泽东立身与民族的灾难之时，着眼于人民的生活苦难，积极投身到了解社会、深入群众，勇敢地思考中华民族最大的问题：如何活下去？人民怎么不被饿死。早期的毛泽东试图从“法令”入手来致力于“幸福吾民”的斗争。“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
（二）敢于为改变中国而直面斗争的残酷，倡导民众大联合与统一。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斗争的力量问题。把民众的力量联合起来是，是早期毛泽东解决问题的对策。大的矛盾解决要有大的民众联合。要从共同利益和达成共识联合，才会有真正的联合，才会形成真正的力量。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的信中写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出民众的大联合，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毛泽东认为，要解决“全民族”的“饥饿”，唯有靠共产主义。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联合要根据实际的变化去变化。不能实现大的联合，可以先实现小的联合。比如一个行业内的联合。小的联合最后形成大的联合。
（三）敢于为复兴中国而直面斗争的艰难，坚守信仰的忠诚与纯洁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选择为民族而斗争的早期毛泽东，很早就开始了各种主张的实践，积极从事着“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从教育救国、“新村建设”到“湖南改良”。屡败屡战的毛泽东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1920年11月，毛泽东给罗章龙的信中，强调新民学会要有明确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里所讲的“主义”。同时，毛泽东应陈独秀之约，联合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组织。从此，无论斗争如何复杂、如何险恶、如何艰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胜利的信心从来没有有一丝的动摇，并经受了长征跋涉和失败打击的考验。
早期毛泽东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开展伟大斗争、弘扬新时代的斗争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2]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
[3]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