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中国考古学的外国人

艾佳

1. 20世纪上半叶瑞典对中国文物的收藏态度，可说与远东博物馆的变迁关系密切。其间所涉及的人物与事件彼此息息相关，进而交织出一张绵密的人际网络。其中也牵连了多种不同学科间的相互融合与影响，就像地理学、考古学、汉学、艺术史与博物馆的互动，皆为牵动当时鉴藏活动走向学术现代化的重要引力。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这个名字，乍一听您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如果说到中国文明史上的几个标志性发现，比如北京周口店猿人、仰韶文化，您肯定非常熟悉。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都来自于安特生。

安特生与中国

安特生1874年出生在瑞典中部小镇谢斯塔，1892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1902年获博士学位，1900-1906年在该校任教。19世纪末，他曾前往南北极进行探险，1906年开始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担任大会秘书长，与各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建立了联系。瑞典是欧洲重要的铁矿产地，他对本国铁矿矿藏情况有很多了解，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主编并出版了《世界铁矿志》一书。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抵达北京，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到1926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12年。1927年起，他担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和考古学教授，直至1939年退休。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龙和洋鬼子》《中国人和企鹅》《黄土地的儿女》《中国为世界而战》等书。他还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刊登了自己的一些文章，内容包括史前中国及鄂尔多斯青铜器等研究成果。

安特生在华最初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中国政府寻找煤矿和铁矿，找矿之余考察了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内蒙古、江苏等地的地质。1916年他来到山西，发现当地有丰富的植物及哺乳动物化石，由此产生对化石收集的强烈兴趣。1918年8月，他制定了“依托中国基金在华自然史采集总计划”，希望获得瑞典方面的支持。1921年，由于在渑池仰韶发现彩陶文化，安特生开始将研究转向考古学。他还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致力于化石的采集和陈列。

安特生第二次来华则与瑞典皇储的中国之行密不可分。作为一名业余的考古学者，皇储古斯塔夫六世對艺术和考古都有浓厚的兴趣，1926年5月他开始了环球旅行。为了突出瑞典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皇储十分期待和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故邀请安特生作为其中国之行的陪同人员。9月11日，安特生与新常富抵达沈阳（奉天），随即前往北京为皇储来华做准备。10月16日，皇储皇妃经日本抵达沈阳，随即乘火车到北京，后访问了山西、天津、南京、上海等地，11月18日自上海离开中国。在沪期间，皇储、安特生与时任淞沪商埠总办的丁文江会面。1927年4月，安特生离开中国。

安特生第三次来华主要是为实现此前的承诺，归还藏品。根据此前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在中国收集的古生物化石或彩陶等物需对半分，没有副本的材料在瑞典做完研究后要返还中国。1936年11月26日他抵达上海，随后前往南京参访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新址。1937年2月他再次来到上海和南京，停留了5周，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地质调查所等处举行演讲。他还参观了地质矿产陈列馆，与翁文灏、周赞衡、曾世英见了面，之后还到四川西康、香港开展考古工作。

矿物顾问“安顾问”

安特生以矿务顾问的身份被高薪聘到中国，任职北洋政府农商部。他来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当时北洋政府欲兴办实业。民国初期，中国的矿产基本由外国人操控，北洋政府聘请安特生的目的是希望寻找一些可由国人掌控的新矿产。安特生来华不久适逢一战，钢铁销量大增，政府希望寻找一些富矿以增加利源。第二是山西大学教授新常富的居间介绍。新常富于1912年山西大学聘期任满后回国，与安特生有接触，从中牵线联系，瑞典驻华、日公使倭伦白和袁世凯等人促成了此事。第三，因为瑞典在国际上相对中立，相较其他列强国家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且该国之铁矿事业和研究较为发达。而安特生本人极强的组织能力以及对全世界铁矿知识的了解，也是北洋政府聘请他的重要原因。

1913年，地质研究所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形成了良好势头。安特生来华后第一个贡献便是发现龙烟铁矿。有一次他前往丹麦工程师F.C.Mathiesen家中做客，见其家中放有一些红色矿石，便猜测是赤铁矿。于是在1916年邀请瑞典工程师C.F.Erikson专门前往宣化。之后，安特生找到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要求其承诺，如果此铁矿为富矿，应奖励丹麦工程师500大洋。后来果然在此处发现富矿。因为这一重大发现，安特生获得袁世凯接见。1916年，大总统黎元洪还专门向安特生颁发嘉奖令。龙烟铁矿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获得了由国人自己管理的铁矿。然而一战结束，钢铁滞销，龙烟铁矿的开采未能持续。

1916年11月1日，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1919年，张轶欧在《地质汇报》的序言中对地质调查所的前途充满了无限憧憬。张轶欧曾在比利时留学，专门研究矿床，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瑞典远东博物馆坐落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个叫“船之岛”（Skeppsholmen）的美丽小岛上。瑞典远东博物馆外形朴素，为一座长方形黄色四层建筑，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由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26年创建，以收藏远东、特别是中国自新石器时代至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物为主要特色，馆藏文物约10万件，其中中国的各类文物占到80%以上，这些藏品来自于安特生等汉学家在中国历次探险和考察所得，也有部分是通过购买和捐赠得来的。

1919年起，《地质汇报》《地质专报》《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地质学刊物相继创刊。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建立，创会当年有会员62名，其中外籍人士多达22人，展现了当时中国地质学界人才国际化的情形。

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 

气候变化和第四纪黄土是安特生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借北洋政府委派之便，他前往山西、河南、甘肃一带进行考察。1916-1917年，安特生开始对哺乳动物化石产生兴趣。为了收集化石，他不仅亲自调查发掘，还从药店等处多方打听化石来源。1917年他还给各地传教士写信，告以自己所寻之化石类型，较短时间内他便获得了诸多化石地点的信息。进行广泛调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1919年安特生致信瑞典皇储寻求经费支持，皇储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9月15日，阿克塞尔·拉格雷厄斯主持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支持安特生的自然史考察计划。在各方支持下，安特生对黄土展开深入研究，他的《中国北部之新生界》一书便是系统研究第四纪黄土的最早论著，书中所提出的一些地层名词（如三门系）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2年，地质调查所在政府及企业界的支持下建成陈列馆及图书馆，在北京生活的一些外国人纷纷向陈列馆捐赠化石。其中，一位德国矿业工程师赠送了一些古脊椎化石样本，安特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线索。1922-1923年，安特生与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一同前往山东蒙阴进行发掘，发现了中国较早的恐龙化石，后来经谷兰阶确认，以师丹斯基之名命名为斯氏盘足龙。

为鉴定新发现的化石，安特生与瑞典学者的交往日趋频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瑞典自然史博物馆古植物学家赫勒和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维曼。1916年，在安特生的建议下，由倭伦白提供资助，赫勒来华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在此期间，赫勒得到了地质调查所的很多帮助。赫勒与维曼二人在中国古植物、古动物的鉴别方面撰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上，推进了中国自然史、古生物史的研究。

周口店遗址的发现，是安特生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贡献之一。20世纪初，各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人类起源地，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中亚起源说。为此，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专门派遣亚洲考察团来华考察。早在1899年，德国博物学家就曾到过中国，从药店收购了大量龙骨。1903年，慕尼黑大学的施罗塞根据这些材料撰写了论文，其中已经提到人类牙齿，不过由于这些化石的来源、时间、地点和地层都不清楚，故无法确定准確年代。1918年，安特生从燕京大学化学教授翟博处得知周口店的鸡骨山有相关化石，便于2月专门去考察，3月便撰写了有关文章。1921年，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安特生安排他前往鸡骨山从事发掘工作。同年，谷兰阶随美国亚洲考察团抵达北京，作为当时享有盛名的古生物学家，他掌握着新的发掘技术。安特生遂邀请谷兰阶一同前往周口店指导师丹斯基的工作，他们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意外找到了龙骨山。凭借着在此处发现的石英碎片，安特生推测这是人类活动的遗迹，发掘地点便转移至此。1923年，师丹斯基发表了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初步报告，后来他携带不少样本回到瑞典，进行研究并且有所发现。不过由于样本较为粗糙，同时也基于其他一些原因，师丹斯基并未将发现结果告诉安特生，文章也一直没有发表。可以说，安特生对新生代地质及中国文学的研究，导致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

3. 在瑞典远东博物馆多达10万件的藏品之中，来自中国的文物约占80%，年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至晚清民国时期。4. 彩绘人头陶器盖，甘肃出土，瑞典远东博物馆藏。5. 瑞典远东博物馆最为知名的藏品当属史前彩陶。6. 安特生手绘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墓葬平面图。

1926年10月瑞典皇储来华，安特生想借此良机促成中瑞往来及瑞方支持。皇储在华期间，协和医学院将举行欢迎活动，故安特生提前致信维曼，询问周口店发掘是否有新成果可以公诸于世。10月22日，地质调查所、北京博物学会以及协和医学院联合主办欢迎会，迎接瑞典皇储。该会共有3场演讲。梁启超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报告。安特生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宣布了北京人牙齿的发现，引起巨大轰动。步达生借此机会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申请，发掘周口店遗址，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

步达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后，经安特生和维曼推荐，邀请瑞典学者布林来到北京，于1927-1929年从事周口店发掘工作。他与李捷合作，成为周口店发掘最初的组织者。后布林受斯文赫定邀请参加西北考察团，李捷也被抽调离开，杨钟健和裴文中加入发掘。1929年12月2日晚，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这一消息轰动了世界。

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发现仰韶文化。由于安特生的出色工作，中国政府自1921年5月起续聘安特生3年。从这时起，他开始对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察，还曾到东北的葫芦岛一带从事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他试图证明早期中西方文明的联系，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但他本人对待这个理论相当谨慎），还出版了《甘肃考古记》（1925年）一书。就这样，从地质学家到化石采集者，再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完成了身份转变。

交际的艺术

安特生不仅学问出色，还擅长交际，与瑞典、美国、法国各界人士有诸多交往。除瑞典皇储外，他还得到了一些财团的支持，比如他从瑞典火柴大王克鲁格处获得了《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资助。

安特生与北洋政府的上层官员亦有交往。为便于合作的顺利展开，他与丁文江签订了一些协议，商讨了化石采集、刊物出版等相关事务。丁文江在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坚持平等的原则，维护中国权益，如要求所有与中国考古及自然史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要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等。此类协议的签订非常成功，安特生与中方在长时期内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高本汉。

1926年，安特生（右一）與新常富等陪同瑞典皇储皇妃访问山西。

民国初期的中国，地质学研究刚刚起步，丁文江、翁文灏等年轻的地质学家们都在努力开拓中国的地质学事业，而安特生则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际网络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国际学术交往的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地质学刊物上涌现出了很多重要成果。

1913年10月地质研究所成立，开始培养一批年轻的地质学家。1915年底研究所学生赴野外实习，安特生率其中一组赴江宁、镇江、江阴一带。1916年4月，他还带领学生前往唐山开平煤矿进行毕业实习，为学生的论文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训练。不仅如此，他还为很多中国年轻学者提供了实际的帮助，例如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周赞衡，曾于1917年2-4月陪同赫勒考察江西、湖南等地。安特生对他颇为欣赏，1918年专门请人资助他前往瑞典自然史博物馆学习，并悉心安排相关经费问题，周赞衡后来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古植物学家。再如杨钟健，他在德国撰写博士论文时，安特生为他提供帮助，前往瑞典研究在中国收集的哺乳动物化石。

最值得一提的是三门系的发现。三门系是由丁文江在山西河津发现的地层，后被广泛应用于华北地区。因安特生曾在相距不远的垣曲县做过调查，故丁文江知道附近有可资研究的地质材料，便前往附近的河津。在那里，他给安特生写了一封信，并附有河津的地质剖面图。安特生在写《中国北部之新生界》时引用了信中的成果。正是通过安特生的引用，丁文江的发现被广为采用，影响深远。

章鸿钊曾在地质学会初创时专门提到国外地质学家的一些重要工作，他这样写道：新地质学和民国同时产出之后，10年来，外国的有名地质学家常常在我们左右和我们共事，这正是使我们得到一种不能不发展的机会。最初设立地质研究所的时候，德国梭尔格博士襄助最力，后因欧战解职离去了，但安特生博士、丁格兰博士仍在调查所办事。安博士到中国六七年，始终如一，到底不懈，发现的矿产、哺乳类化石和种种石器陶器数量很多，大大增加了中国地质上和文化上的价值。

安特生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他拥有成功必备的一大要素——好奇心。作为一名科学家，每当有获得矿石和化石的消息时，他能够敏锐地抓住线索，追根溯源，龙烟铁矿等重大发现无一不起因于强烈好奇心的驱动。其次，他超群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以及筹备世界地质学大会和组织地质调查所的经验和阅历，为他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很大帮助。他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跟各国学者真诚交往，相处愉快，与助手关系融洽，还帮助和培养了很多中国本土地质学家，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袁复礼。袁复礼跟随安特生在渑池、甘肃进行考古发掘，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安特生也有很大关系。

安特生热爱中国，在很多场合都会站在中国的立场说话，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抗战时期他还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安特生文笔优美，擅长叙事，他的代表作《黄土地的儿女》一书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展现出来。

安特生去世后，远东博物馆馆长一职的继任者、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发表了回忆文章，称安特生是“地质学和地理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以及中国考古学划时代的先驱”。在谈到安特生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时，他认为“安特生在这项事业中的显著成功，一方面归因于他作为地质学家的技能和经验。作为地质学家，他能够将地形作为一本开放的书来阅读，并且识别史前定居地的可能地点”。安特生能用地质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考古学地层方面的知识，是他成为考古学家的重要因素。

在民国初期纷繁复杂的局势下，安特生以自己的学术兴趣为导向，敏锐地把握住各种线索，充分协调利用各方资源，成功实现了从地质学家到化石收集者、再到考古学家的身份转换。他与丁文江等人一起与各国学者及机构进行广泛合作，促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地质学科迅速实现国际化，打开了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

从地质调查所建立到抗战爆发的短短20余年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自然史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乌普萨拉大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法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等机构在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各国学者之间既有合作亦有竞争，共同推动了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使之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

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伟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学者”——对安特生的赞誉，正是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