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君子观及其文学书写

李静

摘要：鲁迅对于“君子”的认识，立足于批判性思考。这一立场影响及于文学创作，是其多用“君子”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评。他塑造的阿Q、孔乙己等小人物，是受异化的君子价值观戕害的经典形象。鲁迅在杂文创作中，对某些自诩为“正人君子”的论敌或当权者的刻画与讽刺，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炉，显著提升其杂文的穿透力、感染力。鲁迅对于“君子”形象的文学书写，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精神和艺术资源的吸收密不可分。从魏晋名士，到明末东林党人的事迹，以及《儒林外史》《镜花缘》等明清讽刺小说，均给其重要的滋养。

关键词：鲁迅;君子;小人物;论战;历史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3-0181-007

“君子”是传统中国久被推崇的重要人格范畴，从孔子将“君子”由一个阶层身份属性的概念转变为道德伦理属性概念开始，经过两千年的不断丰富完善，“君子”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承认并大力倡导实践的理想人格典范，直至今天，依然如此。（1）

君子文化在中國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也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在君子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存在着被封建统治者扭曲利用，进而蜕化成“伪道德”工具的风险。可以说，从宋儒标榜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之后，原先被附着在“君子”一词之上的优良道德品质，有一些便不断向着虚伪偏执乃至禁锢人心的方向沉沦。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沉沦终于引起知识界的警醒，呼唤真君子、拒绝假君子，成为有识之士共同而自觉的文化使命。如果说梁启超在清华的演讲《君子》，首次以西方的启蒙主义观念来重新阐发古老的“君子”概念（2），乃至生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兼具正面时代精神与伟大民族品格的清华校训，树立起在近现代中国创造性转化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范例，那么鲁迅对于形形色色的假恶君子的批判揭露，则构成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的另一侧面。鲁迅文中直接出现“君子”一词，超过180处，其中如“正人君子”“诸君子”“伪君子”“隐君子”“士君子”“君子之徒”“今之君子”“大雅君子”等提法均很著名，大多指向传统和现实中的某些文人或官僚。这些不同的有关“君子”的表述集合在一起，构成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重要内容。在充分吸收中国古典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鲁迅在其小说与杂文中，对“君子”这一传统人格观念，进行了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批判性文学书写。

一、鲁迅关于君子文化实践困境的批判性思考

两千年来，从儒家到道家，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都有倡行君子之道的大量论述。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君子”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人格符号。它文质兼备、刚健弘毅、推崇仁义、既忠且恕，在全社会起到特殊而积极的教化引领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一些身体力行君子之道者，却往往遭遇不公。历史上，无论是明末反对宦官的东林党人，还是清末的变法维新者，即使以其言行被当时或后世追赠“君子”之嘉名，一方面他们所反对的各种黑暗并未受到根本冲击，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难逃身死形灭的悲剧。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倡行君子之道者会蒙受牺牲？鲁迅对于君子文化的观照，正是依据他的时代见闻与历史回望，着眼于对长期以来君子文化实践困境乃至悖逆所做出的反思。

首先，鲁迅认为在长期的君子文化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背刚健而趋软弱的导向。孔子论君子，一方面看重仁、恕、谦、和，主张以包容礼让的心态实现共生共处。另一方面又有关于君子义、勇品质的论述。《论语·子张》篇云：“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就是在强调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君子不仅有礼貌、有雅量，同时也有原则、有锋芒。后一方面的品质，在孔子之后得到了先秦儒家的进一步发挥，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舍生取义”说，以及《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经典判断，均是对君子刚健一面品质的不断增铸。鲁迅所处的时代，面对迫在眉睫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全民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血性和担当。然而一些文化界名流却片面以温良恭俭让等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君子一个侧面的品质相号召，消磨青年学子与仁人志士的斗争精神与进取意志。鲁迅从历史和现实等多个维度，批判了这种论调的负面意义。《谈皇帝》一文中，鲁迅说古代的皇帝胡闹起来以后，“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1]269，其意就是在提醒：仅仅强调所谓谦让、恕道，实际上并不能让强权者迷途知返，有时更会导向助纣为虐。鲁迅批评国人“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的软懦性格时，就给予“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2]345的讥讽。从中即可见其对于传统君子文化实践片面性的警惕。

其次，鲁迅认为传统君子文化实践的不公正之病，会对社会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带来损害。当孔子对君子进行道德化改造时，他希望建立一个雍睦有序的社会伦理体系，但是由于古代社会各类权力往往掌握在从皇帝到族长的上下统治者手中，更由于他们掌握了道德法律的解释权，普通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和意志很容易被绑架扭曲乃至扼杀。鲁迅在激烈的文化和社会斗争中，体尝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种正直善良的人常被以“君子”之名相标榜的文化权贵迫害污蔑，感触极深。他尖锐地指出那些“君子之徒”实乃“拿着软刀子的妖魔”[3]4。他在《二心集·序言》中说：“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4]194既指出陈西滢等“正人君子”恶意制造谣言“害过许多人们”，又声言“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实在渊源有自。如果说这个判断是由他与敌论争引出，那么《春末闲谈》中，鲁迅针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两句古语所进行的“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5]215的议论，就更显明地指出了那些往古至今的尊者，虽以“君子”徽号相标榜，但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却常常不惜以“毒针”刺人，特别是剥削下层社会，充盈着残暴的本性。

再次，鲁迅认为传统君子文化实践中，存在表里不一的虚伪性。孔子论君子，既言“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強调君子要表里如一，又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明确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要能够以自身的优秀道德品质教化众生，但现实往往和孔子的理想相距较远。鲁迅对只知口头宣扬君子原则，对自身不能严格要求的无良文人，予以激烈抨击。“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集中批判当时支持北洋军阀镇压学生的无良文人，不仅指出了他们的残忍，尤其揭露了他们背地里的虚伪。譬如他言杨荫榆的善于请酒，“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6]263-264既言“讳”，又言“不得不虚假”，显然是直指“今之君子”的虚伪面目。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谈及：“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7]167-168在另一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文章中，鲁迅又辨析君子与才子的差别，认为“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8]298这讽刺的就是“君子之徒”的表里不一。民国时期新旧文化交替，但社会上对掌握文化或政治权力的尊者仍持有很高道德期待。鲁迅的批判，显然揭示了这类以君子人格标榜的伪君子的两面性。

二、以小说底层人物悲剧反映君子信仰的幻灭

鲁迅尖锐地批判各种占得名势的“君子”们的凶残与狡诈，在他所处的时代，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穿透力。但鲁迅并不满足于此，他将自己的君子观融入文学创作中，以极鲜明的艺术形象与极精确的艺术语言，揭示出传统君子文化实践中的种种误区。

阿Q和孔乙己都是鲁迅塑造的最重要的两位文学典型人物。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受乡村恶霸与无赖的欺侮，被专制制度迫害。面对强权，他们都选择祭出“君子”的伦理大旗，希望以此来劝导对方稍事收手，但不是遭遇奚落就是暴打。《阿Q正传》中写到阿Q的被打：

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9]521

阿Q曾被赵老太爷打了个嘴巴子，反问“你那里配姓赵！”[9]513他也尝过“假洋鬼子”“哭丧棒”的厉害，甚至遭到未庄“闲人”“打畜生”[9]517般的打骂。反讽的是：老爷、秀才等乡村统治者们用以规范秩序、训导民众的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理念，虽然已灌输到阿Q等贫民的思想深处，作为他们生存的道德保障，但是这一理念，对乡村恶霸和帮凶，却毫无约束力可言。当阿Q在绝望之中试图以君子道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之时，他却忘却，任何道德观念的实施，都需要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基础上，既然“王胡不是君子”（赵太爷更不是），那么所谓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失去了基本依据。鲁迅又在《孔乙己》中形象地表现了一个以君子之道维护自身最基本生存权益和人格尊严的小文人的幻灭：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10]458

面对周围人的嘲讽奚落，孔乙己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以“君子固穷”及“多乎哉？不多也”这类圣贤教训自我安慰，试图以此维护其早已被踩踏的人格，但却招致作为看客的“众人”乃至孩子变本加厉的讥笑。这一充满血泪的场面，就是在告知人们，所谓“君子”，只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已，下层民众如果想以此自我保护，只能是自取其辱。

阿Q和孔乙己都是最底层的民众，他们的悲哀在于皮相式地懂得了一些望之俨然的道德伦理，却不知在旧社会中，伦理的实行也有等级之分，不会是无差别的。鲁迅在《无常》中说：“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11]279暴露了“君子”们以愚民来维系统治的本质。问题在于，无论是阳间的无处说理，还是阴间的似有理在，皆为统治者所建构，其共同目的在于兜售“君子”概念，将民众引向束手。阿Q、孔乙己等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就是鲁迅针对君子文化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文学创造产物。

鲁迅对以“君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某些范畴进行批评，将其融入自己的人物塑造中，是因他洞察到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被封建统治者不断向着有利于维系专制的方向改造。这种改造，使得本来素朴诚挚的传统文化养料，在某些情况下变得负面，成为迟滞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譬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二十四孝图》却以图像展示的方式，竭力宣扬极端违背常识的所谓孝行。对此，鲁迅极为反感，他通过对《孝子传》中老莱子“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与日本小田海僊所画的《二十四孝图》中老莱子“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对比，得出当时人们所习察的掌故情节和原有的尚显不背“人情”的本事是不同的，但“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12]262，对所谓老莱子诈跌娱亲的做法，予以辛辣讽刺。鲁迅特地把“改”的功劳，归结于“后之君子”，告知大众真相，即旧时代各阶层统治者们推崇的君子人格，由于在实践过程中早已被那些他们所豢养的“君子”们粉饰和变形，背离了其本初意义。所以这些底层人物的君子文化信仰，很大程度上属于上当受骗，是一种文化压迫奴役的必然结果，鲁迅特别标识出这些人物脑海里早已被扭曲的“君子”观念，寄托着作家对于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批判认知。

三、将“君子”作为讽刺类杂文创作的有力凭借

姜振昌言：“鲁迅创造了与艺术规律相适应的‘曲笔议论方式。鲁迅杂文从诞生的時候起，就曾因‘非艺术而遭到责难。鲁迅尽管表示并不愿陪莎士比亚去吃黄油面包，表面上以无所谓的态度创作不已，但骨子里却始终为杂文能‘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作着不懈的追求。”[13]鲁迅使用“君子”的一百八十余处语例，绝大多数出现在其杂文中，这与鲁迅身处异常激烈的论争环境密切相关。密集使用“君子”一词，对保证鲁迅杂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起到重要作用。

鲁迅一生，遭遇过形形色色的敌人，在鲁迅看来，他和这些敌人的论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教育民众，改造国民劣根性，为民族精神激浊扬清有重要意义。正由于此，鲁迅不能不讲求艺术的方式。因“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鲁迅和陈西滢等支持北洋当局镇压学生正义运动的文人激烈交锋。在鲁迅看来，支持镇压者充满了凶残性。但是如何使他对这种凶残性的暴露得到社会更充分而彻底的认同呢？鲁迅将本来是一些报章谀颂陈西滢等人的“正人君子”徽号，反复使用，增加批判讽刺效果。譬如他批评陈西滢等人支持北洋政府的暴行，先说他们这样的“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的人存在，他们口中所标榜的可以“称这些为‘思想或‘公论之类”的口号，“却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14]170，就其论敌立场的政治后果进行定性，单刀直入，继而进一步提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曾经被诬陷幽会，甚至被用“情书”“情妇”“怀春”等攻击，而攻击者正是那些“正人君子”。其后作者又言：“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15]281这种既从大处着眼，又善于从细节加持的笔法，展示了蓄意的污蔑给处在弱势地位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造成难以估量的身心伤害，增加了其杂文的批判力度。

除了以“君子”之概念反向揭露某些文人的凶残面目外，鲁迅也以“尊崇”此类人为“君子”的方式，讽刺他们的虚伪性。在《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中，鲁迅这样感叹：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16]260

在鲁迅笔下，那些“正人君子”们有一副“温良敦厚的假脸”与一套“吞吐曲折的文字”，实为表里不一、狡诈虚伪的假君子。学生集会及1925年11月28日北京民众游行期间，分别出现了章士钊私人藏书和刘百昭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被洗劫事件。事件引起众人的怀疑，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鲁迅讽刺：“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17]201如果说这尚且出于推测，则“正人君子”们所依赖的主要刊物《现代评论》上大量刊登银行、餐饮乃至花柳病广告，可见其格调不高的敛财之道。这与他们标榜的道德法则尖锐对立，也使他们攻击鲁迅受苏俄资助而凸显其自身品格之高的阴谋昭然若揭。

在鲁迅看来，所谓的“正人君子”，不仅在公共事件的具体持论上言语虚伪，并且只要涉及自身利益，就立即彻底暴露其言行矛盾、公私相悖的面目。鲁迅对此刻画得逼肖精警：

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18]203

从电灯下到暗室中，表里不一的“君子们”表现各异，却要引导青年、引领风气，这确实是当时社会上以君子名号标榜的先生们该反躬自问的。鲁迅曾在《小品文的生机》中描绘主张以幽默闲适文风化解社会戾气的林语堂：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19]488

所谓“可叹”，旨在指出林语堂本想以幽默闲适来否定斗争的必要性，但当他维护自己基本权益的时候，仍满腹牢骚。即便是那些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在“三一八”前后充当北洋政府的援声器，但后来同样没有真正被北洋当局所信任重用。正如鲁迅在《厦门通信》中云：“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20]388《通信》一文中，鲁迅又写道：“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21]469暴露了这些“正人君子”们辗转依附却南辕北辙的软弱性、摇摆性。最能产生刺痛感的，莫过于鲁迅在逝世前两日所做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对章太炎人生悲剧的感叹。章太炎一度是开风气之先的思想革命领袖，鲁迅认为那些“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22]567，但由于其好尚清代学术，在人生后半程沉潜其中，使其逐渐脱离了时代潮流：

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23]577-579

鲁迅指出章太炎以服膺清儒的“醇风”而终于“吃亏，上当”，并且说“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明确表达面对当时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靠片面理解与践行大度、退让、妥协及仁厚等君子之风实是软弱，只会招致变本加厉的打击。这些文字，说理深刻而形象鲜明，体现了鲁迅深厚的思想与艺术功力。

四、鲁迅君子书写的传统文学渊源

鲁迅对君子文化中腐朽落后因素的批判，与他对传统文学遗产的学习转化紧密相关。鲁迅对魏晋人物、明末东林党事和明清讽刺小说的摘录与评价，构成了其“君子”文学书写重要的三方面文学资源。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及历史上的中国君子：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24]535

引文原出于《庄子·田子方》，但鲁迅说是出自季札之口，无论是误记还是有意为之，都有其所指。鲁迅肯定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对于礼教的态度，认为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反礼教，使礼义和人心更好地结合，从而完善礼教。魏晋时代的崇奉礼教者，本质上是不信和毁坏礼教，而那些表面上的毁坏者，却是真正的礼教信徒。鲁迅本质上继承了嵇、阮的精神传统，他深刻揭示那些处处以“正人君子”标榜自我或相互标榜的文人对优秀传统道德的现实伤害，而他自己宁愿顶着偏狭自私的人身攻击，也要坚定守护真君子的操守品格。正是因为有了嵇阮这样的前贤做榜样，鲁迅捍卫醇正君子之道的信念才会坚定，他的“君子”文学书写才显示出超强的力度。

明末东林党人的浮沉，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之后，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斗争的缩影。东林党人的具体政治观点暂且不论，仅其领袖顾宪成所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名联，即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东林党人反对强权，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予以正面称扬：

“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25]292

鲁迅认为东林党人的“疾恶太严”和“操之过急”属于“彻底的战斗”，这针對的是当时提倡“温柔敦厚”的君子之流的论调。《题未定草》中，鲁迅不仅屡称东林党人中多君子，而且特别指出底层民众虽然不识文墨，却往往是君子人格的最忠实的践行者。他在谈论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提及苏州人民保护东林党人——“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后又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26]449既肯定东林党人的君子品格，又说老百姓“明黑白，辨是非”不同于“清高通达的士大夫”，含蓄批评一般士大夫们逃避责任。东林党人的事迹和遭遇，不仅让鲁迅明白了真正的士君子应有的道德境界，又让他观察到一般士大夫为了求生、求利、求荣而背弃君子人格的行为。联系《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中，作者将对君子人格的自觉置于小人物身上，可见鲁迅鲜明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来源。

鲁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正人君子”的各种虚伪性，将“君子”从高高在上的神龛拉回现实人间。其实早在古代，面对封建王朝卫道士们对“君子”的各种粉饰，广大人民就通过幽默挖苦的方式对其进行解构，一些正直的文人主动吸取民间智慧，展开文学创作。如清代的《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小说中，皆有对“君子”虚伪、迂腐等面目的传神描写。

鲁迅曾专力从事古典小说变迁研究，对明清以来讽刺小说见解独到。《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其言真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但是他在游西湖时，无心看风情和女人，吃面、喝茶，买了很多吃食，鲁迅批评其“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27]230。如果将这段描写与《厦门通信》《通信》等文中对于那些“正人君子”的描画相对读，甚至可以说，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笔墨导引了鲁迅的判断与设辞。

鲁迅评价《镜花缘》中的“君子国”：

其（笔者按，指《镜花缘》作者）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羡，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27]259

君子国“因让而争，矫伪已甚”，非常准确地揭示出片面理解“君子”品格的危害性。再看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五十七》中所述：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28]366

很显然，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对君子的书写，早在明清以来的讽刺小说中已见端倪。鲁迅在继承学习前代文学资源的同时，实现了重要推进。

不可否认，“君子”一词作为附着在儒家经典上的重要概念流传后世，不同阶级、行业、地域，乃至性别都试图对其做有利于自身的阐释，鲁迅也拿来为其所用，但君子的基本品格是稳定的。鲁迅对“君子”的犀利批判，绝不是否认君子的基本品格，而是纠正对君子的某些功利化的曲解，将优秀的传统君子文化转化为推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的有力精神武器，也为其文学创作注入了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色。这既是鲁迅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开拓，足以彰显其真君子品格。（3）

注释：

（1）参见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年6月13日第1版。

（2）参见梁启超：《君子》，《清华周刊》，1914年第20期。

（3）孔子是最早对君子进行正面人格价值阐发的思想家，《论语》中诸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论述所指向的君子积极进取、敢于担当、心底无私等正面品格，都得到了鲁迅的忠实继承。参见冯光廉：《鲁迅与孔子研究的另一面》，《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鲁迅.华盖集续编·谈皇帝[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坟·题记[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鲁迅.二心集·序言[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鲁迅.坟·春末闲谈[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鲁迅.吶喊·阿Q正传[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呐喊·孔乙己[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鲁迅.朝花夕拾·无常[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姜振昌.鲁迅与中国二十世纪杂文[J].鲁迅研究月刊，1999（8）.

[14]鲁迅.华盖集·碎话[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鲁迅.坟·寡妇主义[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鲁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8]鲁迅.准风月谈·夜颂[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鲁迅.花边文学·小品文的生机[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0]鲁迅.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1]鲁迅.而已集·通信[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3]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4]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5]鲁迅.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8]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许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