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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化中的突围:僵化

    时间:2019-02-04 04:29: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在众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献礼剧中,河北省话剧院新排话剧《寻找李大钊》夺人眼球。该剧运用戏中戏的形式,采用多重视点的叙述方式,追溯了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感人事迹,在表现现代人对李大钊精神的思考、渴求及追寻的过程中,升华了传承张扬共产党人精神的叙事主题。凭借编创者们的共同努力,宏大中不失细腻、开阔中尽显深刻,在当今逐步呈现僵化趋势的同类话剧创作中成功突围。
      间离效果是德国戏剧学家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的要素之一,是布氏创新改革戏剧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手段。该原则作用于包括导演、表演、舞美、音乐、文本及戏剧结构等在内几乎戏剧的所有方面,对舞台戏剧突破僵化、保持活力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叙事、舞美及表演等三个方面对话剧《寻找李大钊》的间离效果做一简浅分析。
      
      一、叙事结构的间离效果
      
      戏剧的间离过程,无论是表演的间离、叙事的间离,还是舞美的间离……其实就是人为将观众与熟知的东西疏远的过程。因为间离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化,即,所有出现在舞台上的事件都是历史事件,具有暂时性、一次性及时代性,展现时已是历史,需由下一个时代去审视和评判。历史化的舞台会具有天生的陌生感,而这种陌生感正是包括舞台艺术在内的艺术形式保持活力的动力。话剧《寻找李大钊》的主体是对革命先烈李大钊足迹的追溯,这一远离今天近百年的历史事件展现在舞台上对很多年轻观众来说委实“陌生”,但编导的巧妙在于其并不停留于李大钊历史故事的讲述,而是将该剧的整个叙事结构历史化,在不同历史空间参差出现的叙事内容被平列在现时的舞台表演中,接受所有受众的检验。
      话剧《寻找李大钊》有三层叙事空间:1.革命先烈李大钊生活的历史空间;2.一群话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们正在排演话剧《李大钊》以及拍摄电视剧《反贪局长》的现实空间;3.电视剧《反贪局长》中的虚拟空间。三层叙事空间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表达“寻找李大钊”的中心主题。其中李大钊的历史空间是全剧的叙事基础,是阐发和提升主题立意的重要事实依据;电视剧《反贪局长》则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写照,面对一位老党员写来的检举高官犯法的信件,反贪局周局长是向腐败势力妥协以保全自己,还是继承革命先烈的不朽精神与贪官斗争,其两难境地真实体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精神在当今社会难以为继的尴尬处境。而将这两个空间联系并对接起来的,是两出戏中戏――话剧《李大钊》和电视剧《反贪局长》的排演及拍摄空间,这一空间相对于其他两个空间来讲是最“现实”的空间,在这一“现实空间”中,两出戏、两个场景、两个故事相互交叉进行,导演角色既是不可或缺的串场人物,又因其可以在台上直接分析李大钊精神的特殊身份,和男主角共同担当着寻找、阐释和提升“李大钊精神”的重要作用。所以说,这一“现实空间”是全剧时空维系的解读密码,是整部话剧的中心线和最重要的叙事结构。话剧《寻找李大钊》正是凭借这一层面的叙述,才真正解决了电视剧《反贪局长》中的尴尬,用周局长交出贪官名单的举动,连系了话剧《李大钊》,从而坚定而肯定地回答了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精神在当今社会对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
      该剧三层叙事空间的设置,必然造成该剧多个叙述视点之间的不断移位。同一个演员在李大钊、反贪局长以及自己这三个身份中不断转换,其表演上跳入跳出的间离效果必然形成舞台叙事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习惯于按照一个角色或者一条线索的发展延续去欣赏舞台戏剧表演的观众,会突然发现无法在想象中进行自己在戏剧中的“角色定位”,难以与戏剧的节奏共鸣,更谈不上对戏剧发展做到了然于胸的掌控。而这样的效果正是保证艺术陌生化的手段,编导掌控着戏剧节奏,不断推出新的视点,观众被迫不断从沉浸中醒来回头审视刚才演员的表演和自己的观演,内心的追问被唤起,习惯于从“我”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观众从这种间离效果中获取的是更加深刻的思索和判断,其对于该剧的思考就可能做到更多更全面也更同步,该剧间离所营造的哲理性效果也就自然生成。
      
      二、舞台空间的间离效果
      
      话剧《寻找李大钊》的间离效果还突出表现在其舞台美术的设置上。
      全球化的今天,各种信息和表现方式相互冲击和融合已成定势。最初局限于“三一律”的话剧舞台,在有识之士前赴后继的努力下早已逐步突破了种种羁绊,展现出越来越具综合气质的舞台表现风格。话剧《寻找李大钊》充分发掘了有限的舞台空间,多维度的舞台空间都得到了有效运用,呈现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宏大气势,并将不同时空和叙事角度巧妙地凝聚在一起,自由转换,尽情叙述,在客观上对该剧叙事结构的间离效果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话剧自身三层的叙事空间,为使该剧舞台多维空间的自由拓展以为可能。舞台的纵深度可以抵达四度空间,革命先烈李大钊生活的历史空间作为背景墙用多媒体手法播放,罢工遭到镇压的矿工们的尸体也作为一堵背景墙立体列陈在铁架上,这些或平淡或浓烈的背景墙被编创者赋予了浓厚的叙事功能,不仅以最简省的舞台空间给观众最直观的交代,更是极具冲击力地强化着舞台上演员的陈述,增强舞台深度的同时增加了叙事的厚重,同时还形成了将观看表演过于投入的观众拉开距离的间离效果。满载人群的火车从舞台深处开出来,打开了通向历史的门,这扇历史之门开合之际,李大钊完成了实为意想中和列宁的对话,在虚拟的真实中,舞台、现实、历史完成了一次胜利的思想对接。在编创者的安排下,前台近乎乐池的位置也成为了舞台的重要部分。剧中不时有两个从戏中走出来的演员或导演和演员走到离观众席最近的地方谈论着与排戏相关的事宜,这些交谈不仅延伸了舞台空间,更在无形中架起连接表演与表演(两部戏中戏的表演之间)、表演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对于该剧主题的阐发和提升无疑非常有利。
      
      三、表演层面的间离效果
      
      运用间离效果的舞台作品,其节奏掌控在编导手中,但由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呈示出来。该剧戏中戏多点式的叙事结构,不仅对观众形成隔离的效果,对演员自身也一样具有这种效果。最为突出的是剧中男主角在饰演反贪局长时,其在话剧《李大钊》的排练和表演场景中被迫跳出,在话剧《李大钊》中演绎角色所体会到的李大钊精神对其内心形成的浸染,无形中影响了其在反贪局长中的思想轨迹。这种越来越深入的思考,也都是源于该剧间离效果引发的理性引导。
      剧中男主角呈现在舞台上的思想轨迹经历了多次变化,每次变化都发生在隔离效果的“跳出”之后。虽然从其和导演的对话中我们得知,男主角为了排演话剧《李大钊》先后推掉了上百万稿酬的电视剧拍摄,但在金钱的魅惑下,依然同时接受了电视剧《反贪局长》的拍摄邀请。全剧开始不久,身着李大钊服饰的男主角便和另一位同伴走到前台面向观众发泄不满,对于导演提出的“认真”“铁肩担道义”的角色要求,他心不在焉且颇不耐烦:“不能太认真――铁肩担道义?我要是担了,那边稿酬全扣了!”李大钊高大的英雄形象和男主角痛惜金钱的庸常形成的巨大反差对观众的理解力不乏挑战。而接下来男主角从话剧《李大钊》中跳出,拍摄电视剧《反贪局长》时,身着现代服装的男主角又将李大钊的台词脱口而出:“好哇,都是咱们发动民众运动搞革命的地方!”,这种演员舞台身份的再次错位,也许恰已证明在先烈精神面前,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保持住铁石心肠。心不在焉在乎票子的男主角此时内心已经受到话剧《李大钊》的浸染,这种浸染和感动虽不自知,但都真切地发自内心,只在特定的情境中突然发作。于是电视剧的拍摄中,男主角一把推开引诱自己的女秘书,并替李大钊愤然不平:“心里堵的慌――他们的命好像不是自己的,说献出去就献出去,我想不通,就是为了理想?就是为了信仰?要是他们知道,今天的人谁要是谈理想和信仰,周围的人就会说你是装孙子!要是他们看见像我这样活着的人,每天想的都是房子车子票子儿子再加上妹子……成天喝酒打牌,昏天黑地,醉生梦死,吹牛叫劲,骗老妈骗老婆……你说要是李大钊知道他们当年的牺牲,换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他还能那样坚定地走向绞刑架吗?还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慷慨赴死吗?”这些台词是话剧中演员的、也可以是演员真实自己的,同时也可以是台下观众的,身份的隔离反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事实证明,适当的情感共鸣可能使观众对剧作所叙事件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审视进行得更加深入和彻底。当然,周局长最后的决定给这种情感共鸣一个发散的出口,他交出了贪污官员的名单,没有辜负写检举信的那位老共产党员,更没有辜负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们的在天英灵!男主角用周局长的舞台身份圆满解决了所有的困惑,在现实中承继先烈精神,绝不能只是在口头上为先烈抱屈,而是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中,继承发扬共产党人为了祖国、民族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放弃自我的精神。
      
      四、间离引发的思索
      
      在很多人逐渐习惯了遗忘和冷漠的今天,话剧《寻找李大钊》的上演带给我们莫大的震撼。这种震撼固然来自编创人员开放而凝重的大手笔,来自舞台叙事呈现出来的宏大壮观,最关键的还是因为话剧《寻找李大钊》间离效果中勃发出一种直刺灵魂般的震动和摇撼。
      “用我有限的生命通向理想的道路”,李大钊的理想是像老师白雅雨那样救赎国家民族,救赎更多的生命。在这样的救赎道路上,“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李大钊们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生的死?”,面对李大钊的慷慨赴死,我们中的很多人和李大钊的爷爷一样无法理解李大钊对死亡意义的诠释。可正是这貌似矛盾的逼问,使得每一个用心看戏的人能够在编导者间离效果的运用中,穿越爷爷的亲情之痛,体味到人文主义的人情人性,进而更生发出深入的思索:生死之间的矛盾,是怎样恰合为共产党人“为生而死”的革命情怀?难道古人没有用“好死不如赖活着”表达出对生命的渴望和尊重吗?死了就是死了,不能再活,轮回转世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死怎么能够是为了生?
      而正如“为了忘却的记忆”中的悖论依存,和李大钊一样满怀革命激情的先烈们正是充分利用了“生”与“死”的极端对立,振聋发聩地宣扬了自己不可撼动的革命信仰!历史证明,慨然赴死的是革命人单个的生命,最终换来的却是最大数民众更好地生活。对此,李大钊最喜爱的小女儿钟华稚嫩的话:“爸爸说了,一个人要服从两个人,两个人要服从多个人”也许是最好的诠释。“舍生取义”的无私,“铁肩担道义”的坚定,若没有李大钊一样的先烈们前仆后继“为了生的死”,今天的人们又如何能够在“一片赤旗的世界”中尽情享受各自如花般怒放的生命!除了感恩,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每个人都有各自相应的社会责任,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到自己的职责,像周局长一样恪守自己反贪局长的职责,像女秘书一样保留最后的良知,也许就是对先烈最基本的告慰。李大钊为了信仰舍生取义,今天的人们并不需要像先烈那样为了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放弃自己的生命,但人活一世,信仰是必须的,哪怕这种信仰只是“与人为善”,能够一生坚持下来信守它,也是一种平淡而深刻的坚守。总之,只要不让烈士的鲜血白流,珍惜美好、摒弃邪恶,不辜负、不背弃那些为了我们更好地活着的先烈们的英灵,帮助实现和延续烈士们关于今天和未来的所有梦想,用我们的每一份的真心为祖国更加强大美好付出每一天的努力,让天可以更蓝,云可以更白,让孩子们的笑能永远都那么纯真灿烂,难道不也需要我们发自内心地继承和发扬先烈们不朽的精神吗?
      当然,任何一部精品的诞生都需要千锤百炼的打磨,话剧《寻找李大钊》也不例外。除了一些表演上的细节之外,笔者认为叙事内容上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剧中导演和演员讲戏时说“我们这个戏为什么叫《寻找李大钊》……”,后面再说到该话剧时又说话剧《李大钊》,略显混乱。从剧中话剧的内容上看应该是“话剧《李大钊》”,而且是叙述体的话剧形式,让李大钊本人讲述自己的生平,辅以和历史、现实人物的对话,介绍李大钊精神形成过程的同时,历史化地将其精神推至在观众面前,共同接受观众和演员的审视和评判。所以,即使戏中戏的这部话剧不是《寻找李大钊》,只是《李大钊》,也丝毫不影响女导演和演员对李大钊精神的分析和寻找。李大钊精神也许是历史性、时代性的,但其对观众造成的现实冲击刚好证明了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寻找李大钊”的原动力。这样,整部话剧是《寻找李大钊》,通过戏中戏话剧《李大钊》的排演从历史中寻找,通过戏中戏电视剧《反贪局长》的拍摄从现实中寻找,不仅可以使全剧的叙事结构层次清晰,而且产生出来的间离效果也非常突出,最后通过两剧精神的汇集揭示当今共产党人精神和李大钊为代表的英烈们的一脉相承,使“寻找李大钊”的主题得到了令人震撼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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