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秋收――农民吴文光】吴文光
时间：2019-02-14 04:28: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5年4月6日，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的“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会议的现场，设置了一个图片展览区，一个DV播放厅。作为这个项目的一宣传部分，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里展出的所有照片和DV作品都是农民拍摄的。至此，“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展览现场，吴文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因为《大众DV》从“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之初就开始关注，无论是培训、评选还是展映。站在媒体的角度，对组织者的提问还是涉及到了一些敏感话题。
关于身份的转化
问：你是公认的“新纪录片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近些年来却没有看到你的新作，这多少让推崇你的“粉丝”们有些失望。这次以一个组织者的身份参与了这场“草根拍摄”计划，角色从一个创作者，变成了一个组织者。会不会觉得放弃了自己个性主张么？
吴文光：我不想谈我的从前，我一直在否定我的过去。无论你怎么说，说吴文光拍不动了，拍不出东西来了，都不要紧。看到他们（农民）拍出的片子比我拍出东西还要高兴。你看我给村民写信，充满感恩，我发现了乐趣，跟什么身份没多大关系。
问：您曾经说过纪录片对所拍摄对象的关怀、帮助，到底能够有多大的作用？现在几乎手把手去教农民去拍摄纪录片，真的和您原来认为我无能为力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吴文光：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这种绝望和悲观，再加上你发现利用被拍摄者的生活不幸变成一个作品，你内心道德在追问，要不要走下去。
问：把照相机和DV发给农民或发给孩子，让毫无影像经验的人进行影像的拍摄，然后再将这些作品示人。这种做法早已有之。很多时候是一种艺术的实验，或者说是艺术家一个行为的一部分。这次将DV发给农民，有没有这样的嫌疑？更直接地说，会不会有人这样理解：吴文光在用这机会，让这10个农民做自己作品的道具，从而完成自己的“作品”？
吴文光：应该说在这里面是有我的工作经验、工作方式的，当然也有不够的地方。至于是不是把村民作为道具……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以前刻薄的说法我听得多了，对这样的说法可以面对，关键是下面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这个问题存不存在的问题。很多问题也是要经过时间考验的。
这个嫌疑其实是永远存在的。就像刚刚说的，你工作的意见、影响对作品参与多少，你要干这个工作就要面临这些事情。
问：在我看来继续这个计划公益的色彩更强一点，因为你不可能一年拿出一部片子来。但是他们却能。
吴文光：我原来也没想过一年拿出一部片子。几年拿一个片子一点不重要。
我拍那些片子没有多少人看，村民的片子却能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我相信他们的声音更大。尽管不是我的片子，但是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把它视为我工作的一部分，虽然最后出来的都是别人的作品，但是它现在的意义和影响和对我的作用，远远超过从前。原来我也做过杂志，所谓一种艺术家或者一种艺术作品借助公共传媒，就会产生最好的效果。我们多年谈到艺术，我时时怀疑纪录片和小资艺术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某一天，你发现你的工作如果直接介入到公众里面去，那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无论是艺术家的身份、电影工作者的身份，还是要组织工作者的身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我工作的兴奋点。
问：据我所知，这10部农民的DV作品的后期剪辑工作都是你们来做的。这里就会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你是不是按照农民自己的意思来剪辑？你会不会在利用农民拍摄的素材通过剪辑组合在说你想说的话？
吴文光：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卓玛和伊初健的作品都是自己编完以后拿来的。另外八个他们都是意愿非常强的，要什么镜头，不要什么镜头都有自己非常强烈的意见。
问：有没有发生矛盾，比如你们不想要这个镜头，而村民说一定要有？
吴文光：有，很多。比如王伟（作者之一），他说要多有几个五保户的镜头。我的意见你留着一个，有代表性的。我的意见是剪掉，我说剪掉，你同意吗？他说同意的。后来又感觉不太痛快。
以后我会多注意点方法。还有付书记（付家崇）的作品，学校镜头特别多。我建议，学校太多了，能不能深入村子各方面事情。他的意见说学校就是那么困难。我说拍的不是学校，是村委会。他说了一句：在这你是头儿，你说了算。我说那就按照你的意见不要改了，一个字都没改。我们一定要注意他们的意见。这个阻碍是我的问题，个人意见在里面不知不觉在渗透，甚至强加于他人。别人因为尊重你，觉得你是行家、老师，觉得你说得都是对的。这个尺度确实比较难把握。其他人跟你一起工作，你的意见在影响着对方，村民特别渴望他们的片子能够像《焦点访谈》一样，解决事情。他们受电视公共媒体的影响巨大。还有编解说词，加音乐，在这个方面我坚持建议：不要用解说词，画面就解决问题，这个坚持是比较好的一方面。不要拍成《焦点访谈》，朴素自然反映出生活的一个片面就行。我觉得好经验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如果过头会怎么样？
我不能无为地顺其自然，因为我要在里面积极工作。我想这个方式不要放弃，在里面不断找经验。尊重对方肯定是第一位的，尊重以后再谈意见，让他们觉得这样是好的、这样是对的。在所有编辑的时候作者都在现场。下次工作的时候，让他们先学粗编，然后看他们的结构怎么样，最后做一些修饰。
是结束也是开始
问：你们这个项目还要继续下去，如何继续呢？
吴文光：我们会对原来的计划改为“村民影像发展计划”。即使没有商业和国外资金的援助。我们同时还要和 广东中山大学或复旦大学影像人类研究机构参与，在理论上有支持与指导。
现在这10个人手里已经有了DV，我们还会继续支持帮助他们，比如我们会继续寄给他们磁带，让他们拍。在拍摄期间也和他们保持联系。但这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第二个计划包括两个内容，第一就是原来的10个作者继续拍。第二就是新作者的加入，我们还要招募新的作者来参与。
问：这些村民的参与意识、表达欲望和影像表达的能力您如何判断？
吴文光：我们当时不能预料农民拿了DV会拍成什么，结果是什么样子，我们心里没有底。青年导演好联络好、控制，比如青年导演都有手机和电子邮件，村民就不一样了，发下去，再找到他们和他们联络就很困难。
但其结果，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并不是说他们对摄影和摄像的技术与艺术水准超乎我的想象，而是他们想表达的欲望和表达的方式超乎我的预料。我低估了他们要参与、要介入、要发言的热情。这种公民意识在他们身上很强烈的表现出来。很久以来，可能没有人给他们这个机会，没人给他们一个照相机，一个DV。中国开了那么多的会，会上说了那么多农民的事情，现在国家又重视“三农”问题，可是说农民话题的时候都不是农民自己在发表意见。
问：目前这些村民的DV作品以及青年导演拍摄的作品在对外推广方面有什么计划么？
吴文光：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都有播出的计划。这个播出也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有推进作用。此外，还会到大学里和电影节上放映。
问：这可以说明这些作品同样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认可，这是非常难得的。中国农民拍摄的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可能也将是第一次。
吴文光：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自己和公众有一种关系和桥梁，找到一个通道。
3天前威尼斯电影节一个顾问打电话对我说，他们对这个片子非常有兴趣。九十月份威尼斯电影节会把这个片子放映，还有明年2月份柏林电影节。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当初预料的。
问：对未来您有什么样的设想？
吴文光：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很难预料。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在村子里面不断地去拍摄，当然并不限于拍摄民主选举，还有村子里的婚丧嫁娶，再不断有人加入，若干年后，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份影像。
问：按照这样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你就像一位农民一样，在全国农民之中“播种”，而且春种秋收，在未来有一个影像的丰收。
吴文光：很高兴你对我有如此评价。我会做好这个农民的。
后记：
在对吴文光进行采访的时候，作为欧盟宣传项目的负责人简艺一直在场，年轻而时尚的简艺有着与他外表不相称沉稳与谦逊，他的话很少，只是对一些具体的事情做一些简单说明。
简艺刚刚从美国回来，他介绍说：“因为这是中国――欧盟活动的一部分，肯定会在欧盟国家展映。同时也接受一些国外大学的邀请进行展映。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的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圣母大学展映。纽约大学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个专场，一天时间，放映加讨论。他们对这些作品也非常感兴趣，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采访之后的几天里，陆续收到了简艺发来的美国观众的评价，从中感受到简艺严谨的工作作风。
对于这位合作伙伴，吴文光的评价是：“我不敢相信还有其他人可以代替简艺，他让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绕过一个个困难，这是一种信誉。不然很多想法根本没法落实，……他总默默地在旁边给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没有他的支持，我可能我会做不下去。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同事一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