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旋涡中的复仇与反思
时间：2020-05-11 08:53: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叶奕杉
摘要：山东作家留待的中篇小说《摊牌》在《啄木鸟》杂志2018年第3期发表，后经《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的转载，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留待的写作带有鲜明的个性，善于探索人性及人的内在需求，并将其合理地与时代接轨。这篇《摊牌》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对当代社会中的复仇与反思进行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留待 《摊牌》 复仇 反思
留待的《摊牌》是打上作家鲜明创作个性烙印的作品。小说并未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对现实主义进行一种新的探索，在不抛弃山东作家现实主义书写传统的同时，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和叙述切口的创新。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出身鲁西北偏僻山庄的“我”（刘思信），二十多年间与在“唐城”时结识的伙伴张伟强、李双海、王小路的交往，以及对“马奎之死”的认识和反思，展现了在变动环境中人物内在世界的澎湃。
一、时代的两个秘密
在刘思信及其他三个人物的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当今时代的两个深刻秘密：一个是身处世界经济整体变动、国家迅速发展的时代，个人机遇增多，但风险也随之提高。
刘思信出生于乡村但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优异，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希冀。“唐城”是他人生规划之中的“圆梦之地”，到后来却成为他闭口不谈的“堕落之地”。《摊牌》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失败青年”形象。这样“失败青年”的产生必然与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新阶段有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阶层和贫富分化问题会逐渐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置身于其中的人的人生价值更多地由其出身及原始身份决定。出身底层的青年在社会竞争大潮中毋庸置疑地处于弱势地位，命运相较于拥有良好家庭背景的青年更为跌宕。这些既有的阻力成为底层青年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导致改变命运的希望的幻灭。
孕育“失败青年”的不只是这些硬性条件，还有社会对于“成功青年”的理解的偏离。大众普遍将“成功”定义为以金钱为核心，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如鱼得水的理想生活。“金钱至上”“成王败寇”的单一价值更是根植于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摊牌》中，除主人公之外的三人就奉行着这种“成功”逻辑。张伟强采用金融诈骗的方式获取金钱，在出狱后仍旧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金融理念，急于改变自身的命运。李双海和王小路两人在失去国棉厂和供销社的国企靠山后，认准拥有一定资产的私企老板刘思信就是“成功青年”，进而从他身上索求利益。这样的价值观也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现代商业道德观的产物。
另一个是“城乡对立格局中的难以规避的不平等关系”。这既表现在物质生活的强烈对比，也表现在身心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上。表姨对于父亲送“我”进城时带去的两瓶香油和半袋玉米面的轻视以及同学对“我”青布褂子的嘲笑都是源于城乡的贫富差距。而小说在表现“城”对“乡”的剥削时这种不平等更为突出。小说中刘思信在唐城的人际关系全部都是依靠“成绩好”而建立起来的。秉承“寒门出贵子”观念的表姨，将“我”辅导其女儿的功课并接送她上下学作为条件接受了“我”父亲将“我”寄养在她家的请求。四人的友情更是开端于张伟强对我成绩的认可。
二、复仇母题的发展
小说中的复仇既是主人公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四人友情异化的标志。“复仇”作为一个永久的文学母题，在各个时代的文本中有不同的演绎。《摊牌》写出的不仅是刘思信的个人命运，也是当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现实，因而具有时代性。传统的复仇文本大多以宣扬惩恶扬善的普遍教化为目的，缺乏对于复仇主体的内心透视和人性探索。随着近代以来《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等西方文学作品的传人，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在其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个体价值的重要性，并开始对复仇附带的消极影响进行探讨。在现代文学中，鲁迅的《铸剑》、冯至的《伍子胥》、汪曾祺的《复仇》均涉及复仇题材，从不同角度颠覆和消解了传统的复仇主题。曹禺的戏剧《原野》中的复仇书写更是将根源于人感情欲望本身的复仇由“外在的命运挣扎转向自身的灵魂挣扎”。当代也不乏“复仇”主题的作品，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米》和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可以说是对现代文学中复仇书写的自外向内趋势的承接与延续。《摊牌》中复仇行为的延宕和复仇意愿的消解将复仇置于荒谬的境地。李双海因惧怕马奎背后的靠山“马汉”而推迟了复仇行动的时间，导致作为复仇主角的张伟强对于马奎的仇恨在等待和内省中逐渐消解，甚至在复仇行动中退居二线，使李双海和王小路反而成为主导者。作者在同时代作家对复仇的思考之上更增添了新的角度。李双海作为复仇行动后期的指挥者，其复仇的目的从替张伟强报“强奸女友之仇”和展现个人在社会黑势力中的强大力量转变为弥补在王小路和张伟强面前显示出的懦弱，这使得整场复仇行动的性质彻底异化为一场带着友情面具的个人澄清行动。张伟强为的是显示从一而终的坚定复仇信念;李双海需要证实他的义气和洗脱懦弱;王小路希望看到自身偷袭规划的成功实施，以此证明在身体多病无法直接抗争的情形下，思想指导的强大力量;“我”希望表现的是对于昔日友情的珍惜。这种脱胎于群体性复仇行为的“澄清行动”早已偏离了复仇本身，作者将其引向了更深的对于人情异化的探讨。文章对于给予马奎致命一击的关键问题语焉不详，其目的也在于将目光集中在对人物复仇后的内心异变的书写和对人情社会的探索。
三、反思罪责的时代性
小说中的复仇行为在法律上可被界定为故意伤人的群体性犯罪。作者借刘思信之口阐述了二十多年前的犯罪始末，并表现了人物对当时行为的反思。选择刘思信为叙述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这类命运被时代和社会裹挟的人物的同情和悲悯，同时也该注意到作者在挖掘主人公内心时的批判倾向。
小说题目“摊牌”具有多重含义。第一是指刘思信向警方的“摊牌”，然而这种“摊牌”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的叙述色彩。他的讲述多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将自身定位为利益的受损者，并带有为己辩护的意味，而这就是刘思信的局限所在。他对自己在整个事件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处处透露出逃避和推卸复仇责任的想法。虽然他在实际生活中，暗中给予马奎父亲经济支持并积极支援昔日好友，但是其出发点并非善意，而是人规避内心亏欠心理实施的替代行为。刘思信二十多年的中秋夜都在反思中度过，看似散发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实思考的更多的是导致马奎死亡的外因，真正的内省是极少的。第二是指“我”对其他三人的“摊牌”。“我”在二十多年间内心备受煎熬，命运鬼使神差地再次将“我”与其他三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更是激发了“我”对洗脱“挑拨张伟强向马奎复仇”罪名和得知“马奎死亡真相”的渴望。他迫切的心理同样反映的是自省的不足，他无法走出推卸罪名进而澄清自身的怪圈，拒不承认“共犯”身份，企图与其他三人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划清界限。当然“刘思信式反思”并非主人公独有，而是这四个乡镇青年的“团体精神”。推脱和保密在滑稽的拜把仪式后成了团体存在的契约和走向解散的证明。“刘思信式反思”是一种简单的主谋帮凶论，即认为被动作恶的情况下不需要承担作恶的责任。这是中国人熟悉的文学主题，现代文坛的领头人物鲁迅先生不乏对中国人冷漠和缺乏内省的批判。“祥林嫂之死”是群体无意识的他杀，华小栓一家作为杀死革命者的帮凶却茫然麻木。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刘思信式反思”在德国战后文坛掀起的战争罪责辩论之风中可以找到影子。20世纪60年代德国作家伦茨的作品《德语课》表现的就是人的奴性顺从和盲从是纳粹极权得以存在和犯下反人类滔天大罪的前提和条件。造成“恶”的不仅是少数的引导者，沉默麻木的群众也是“恶”合力的一个分支。作者从经典小说出发，结合当下的文学动向将复仇问题的反思和人情社会结合在一起，既保持中国故事的深厚意蕴又敏锐地捕捉了时代问题。
四、模糊化的“乡土人情”书写
自古以来“人情社会”便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当今所说的“人情社会”作为一种交换模式，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主要以人情作为交换媒介的社会。小说中的“復仇”背后隐含的是四人用来表示各自情感进行的资源交换，这种交换便是人情异化的开端。由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人情异化随着刘思信成为私营企业老板再度出现，并表现为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人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失去了润滑剂的友情，甚至会因此解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小说重新回到了老舍和沈从文的传统，老舍对市民社会的书写和沈从文对乡土中国的关注，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但是《摊牌》与当下的底层和乡土书写有所不同，作品中虽有乡土元素但是并没有乡村的尾巴，故事虽放在城乡结合的小城镇进行，但是作家重点探索的却是人性的奥秘。整体上，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在局部上，比如“我”莫名其妙的失声带有荒诞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是持有现实主义态度，从个人经验出发以新方式书写社会的实践者。
参考文献：
[1]王干.留待是个异数[N].文艺报，2016-12-21（7）.
[2]袁筱芬复仇母题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对话”与嬗变——解读《铸剑》《伍子胥》《复仇》[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3]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