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时间：2020-06-20 03:33: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石慧
当前，社会上有些人在抗美援朝问题上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否定抗美援朝的正当性，国内外一些学者也认为出兵朝鲜使“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延缓了解放台湾的目标”“中国被排除联合国之外达20年之久”，这是用当代人的眼光挑剔历史问题，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曲解，是通过虚无历史来误导民众的主观好恶，容易否定和歪曲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国际国内两大背景
朝鲜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众所周知，三八线是作为当时的美苏两国在南北两边分别接受日本投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被确定下来的，是美苏两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峙、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同时，作为美苏双方直接参与下达成的一种协定，是二战战后东北亚格局的再平衡。打破这种平衡，必然会激发连锁反应。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政策尚未最后明确，但集中力量争取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阻止“共产主义蔓延”始终是其亚洲政策的出发点。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后，美国政府要求改变对台政策的压力迅速增加。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建议书就主张，美国的长远目标应是“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声称：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的供应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派出飞机、军舰和地面部队进行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力援助侵略越南的法军，图谋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这样，中国国家安全在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战略方向均构成现实或潜在威胁。
二战结束后，美苏不可避免地由局部对抗走向全面对抗。斯大林一方面高度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构成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又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关系，极力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签订，极大地维护了我国的根本权益，但这个事实是苏联在远东地区战略部署所不愿意接受的。签订协议期间，米高扬曾指出“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这些谈话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苏联对放弃远东利益的不舍和不情愿。“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即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并且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朝鲜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快速转换，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方针和策略也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变为到后来避免過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既可以是亚洲大陆在远东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也可以是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方受美国政府扶持的李承晚集团上台，成立大韩民国政府。针对这种情况，朝鲜北方于9月9日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南北朝鲜正式分裂。苏军与美军亦先后撤出朝鲜半岛。但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却一直没有间断，南北两个政府都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实现半岛的统一。而“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朝鲜得到苏联的默许、支持和军事援助之后，战争朝着爆发的方向快速发展。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治理战争创伤。1950年6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会上，他作的《不要四面出击》明确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会议还部署了“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的工作。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讲，可以说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2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就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声明强调指出这“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舰队侵入台湾，特别是我人民解放军在海空军还处于建设筹备阶段，解放台湾的难度陡增。在我国东南和东北两个战略方向同时面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这对于建国不到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讲，必须有所取舍，作出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6月3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时强调：“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与此同时，在外交上积极开展了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斗争。
作出出兵朝鲜决策的过程
党中央在对待出兵朝鲜问题上，可以说是反复权衡利弊，反复斟酌得失，且随着朝鲜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而逐渐趋于成熟，最终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作“未雨绸缪”之计
6月30日，周恩来约见肖劲光时，就“当前国际形势”强调“坚持‘惧无根据，喜不麻木的态度”，才能防患于未然，才是“正确的”。7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10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商定有关问题。13日，经周恩来亲自审阅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报送毛泽东。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全国战略重心由东南方向转向东北，开始着手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从8月中旬开始，边防军转入了以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装备与编制调整、后勤准备为主要内容的突击整训。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新课题”就是“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
战略预判在军事斗争准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朝鲜交战双方在釜山地区陷入胶着状态，战争长期化的趋势逐渐显露出来。正如在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写就《论持久战》一样，9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作的外交报告后，深刻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他分析了美军的优缺点，强调：“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9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朝鲜人民军作战方针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的电报稿中，加写了“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我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这些战略预判和战略思想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朝鲜局势走向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正确道路。
三八线是一条底线
美军介入朝鲜的最初目标是阻止朝鲜人民军统一朝鲜，使朝鲜半岛恢复战前状态。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泽东就一针见血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会上，周恩来也强调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随着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美军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开始酝酿扩大战争。9月30日，周恩来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针对朝鲜战争问题，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再次郑重地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美国政府得到相关讯息后，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极小”“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误判中国没有能力单独与美国对抗，只要苏联不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也不会出兵援朝。很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越过三八线、消灭朝鲜人民军的命令。随后“联合国军”大举向北推进。
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10月1日、3日，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写信和发电报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尤其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局急转直下，“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并企图逼近鸭绿江，中国必须马上作出自己的决策。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万分火急，但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4日和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是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心存疑虑的理由主要有：“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和无制空、制海权”等，这些都是事实，说得“都有理由”。但最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认为，尽管存在着严重困难，出兵还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地从事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作用发挥受限，“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我军出战也存在着取胜的可能性。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我军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持近便;等等。在致电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估计“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针对这种最不利情况，党中央也作了预判，由于中苏同盟的存在，如果美国扩大战争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那么显然是要挑起世界大战，而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顶住美国的进攻势头，挫其锐气，就可能使战争局部化，然后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正如周恩来稍后指出的“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
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第二天，毛泽东便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出动。13日，毛泽东电告正在莫斯科寻求空中支援未果的周恩来时指出：我们出兵朝鲜的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面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中央政治局一致得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重大决策。1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
出兵朝鲜决策的启示
随着朝鲜战争局势的发展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党中央最终下了出兵朝鲜的决心，并且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坚持原則
在对待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对事件的把握有一个底线，即“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把底线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不得越线，如果越线，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正所谓勿谓言之不预也。中国说话算话，既不虚张声势，也不食言，更不信邪，不怕压，不管困难有多大，说到做到，言而有信，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敢于说“不”
面对帝国主义强加给新中国的战争威胁，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妥协退让，敢于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说“不”。出兵朝鲜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是讲信誉、负责任的国家，出兵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和平。出兵朝鲜，一举实现了打击美国侵略气焰、保障中国安全和援救邻邦的目的，确如毛泽东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所说的“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战略预判。
敢于斗争
党中央和毛泽东所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我党历史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光辉典范。面对着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困难局面，面对着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没有制空制海权等极不对等的作战条件，在国家主权安全受到威胁、人民根本利益受到损害时，毅然决然出兵朝鲜，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在事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忘却初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此，抗美援朝如此，将来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