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地方看书
时间：2020-07-08 03:36: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毕亮，1985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两本。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等奖项。
周作人的打油诗
周作人的打油诗，我读得多的也就《知堂杂诗抄》中的一些，曾作一短文，还引用过《知堂杂诗抄》中的几句。有杂志准备发表，校对时觉得引用有疑问，遂发微信确认。既然编辑有提出，就循著知堂的引用再去核查原文，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知堂引用有误，我未作思量地直录，终被有心人指了出来。此为我之幸，提醒我今后的阅读更应细致。其实古人早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只是被忽略的反而是常识。
既然《知堂杂诗抄》已经翻出来了，就趁着暑热，再看一遍。上次看此书，好像也是盛夏，翻书后尾页的阅读记录，果然如此。当时阅读，还在便签上记过几句话：炎夏热得厉害，躲进小楼吹着电风扇读《知堂杂诗抄》，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社出的，责任编辑是钟叔河，竖排简体，读得并不费力。
近日看《书衣文录》，发现孙犁提及周作人处甚多，但评价都不高。如在《知堂书话》书衣上，孙犁如是写道：“知堂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多读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书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处，则不尽然。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这也说明孙犁是认真看过周作人之文的，此外他在《知堂谈吃》书衣上还题有：“……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前不久有理论家著文，认为我至今不原谅周的这一点，是因为我有局限性。没有人否认周的文章，但文章也要分析，有好有坏。并非凡他写的都是好文章……”孙犁之言也是实情，没有谁的文章都是好文章，周作人也不例外。孙犁的这则题跋，写得不短，也很用情，自从《书衣文录》手迹版出版后，我们知道关于《知堂谈吃》的文字发表出来是经过孙犁修改过的，原文的情绪更为激动。
以上是重看《知堂杂诗抄》前想起的一些与周作人有关的阅读印象，姑且学着做文抄公，记在这里。现在言归正传。
沈从文曾言：打油作品竟有人赏识，也是幸运。或许沈从文之言，不是针对周作人而谈，但周作人的打油作品，赏识之人不在少数。即以广为人知的那两首《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被林语堂发表出来，应和者不在少数，在当年还引起过一番“口舌是非”。周作人晚年在《苦茶：周作人回想录》中专写一节《打油诗》，说的多是这两首诗引起是非的过程。
集中所收的杂诗，周作人前后写了不少年头，从中也可看出他的经历和思想转变，历来为周作人研究者所重视。周作人的许多诗，以诗记事、以诗记史，同样也能看出他的阅读史。
周作人自称这些杂诗是打油诗时“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这当然是自谦。他自己也说了：“这当初是自谦，但同时也是一种自尊，有自立门户的意思。”此时正是一九六〇年，周作人傲气依旧。
孙郁的门
王小波去世二十周年时，孙郁写了一篇《王小波二十年祭》。孙郁说：“王小波是一面镜子，照出世间的种种傻相。”在更早之前，孙郁就写过一篇《王小波遗墨》，孙郁的研究对象是以鲁迅那代人为主，主要研究范围用现在的话说，多半围绕鲁迅及其朋友圈展开的。但孙郁对王小波赋予诸多笔墨，这在其写作中并不多见，可见王小波吸引孙郁之处甚多。
从他的记叙中得知他和王小波仅见过一面而已，同在一桌而不相识。王小波去世后“大家热议他的时候，我才从照片上与他的名字对上号”，从此他开始有意识集中看一些他的作品。孙郁认为王小波的作品之所以让人喜欢，是因为“在根本上剔去了士大夫文本和精英文本的缘故”，他的文字“干净、劲健、阳光”。
谈论王小波他难免会与他熟悉的张中行、汪曾祺等人作比较。所以当我在《走不出的门》这本书中看到孙郁将《王小波遗墨》和《旧京的漂泊者》《苦行者之路》《新旧京派》《又远又近的老舍》《汪曾祺散记》等篇章置于同一书时，感觉毫不违和，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旧京的漂泊者》一文中，孙郁历数明代以来写北京的文章，觉得写得好的作者主要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和“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此外，他还很注意外乡人初入北京时的文章，《旧京的漂泊者》即是孙郁梳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漂泊在北京的青年”文人关于北京的文章所得的成果，文章涉及到孙犁、梁斌、张中行、韦素园、高长虹、李何林、丁玲、石评梅、沈启无、废名等一一列出来的话，就是一部当年的文化史。
同样一丝丝热也在鲁迅身上涌动，《苦行者之路》写的是鲁迅，是在教育部时期的鲁迅，是潜心抄碑文时候的鲁迅，即便“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但心依旧是热的。鲁迅是在“发酵”，以近十年的沉默来积蓄力量。在孙郁笔下，更显温情。这种温情在《新旧京派》中也时隐时现。在《新旧京派》中，孙郁勾勒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旧京派和悄悄兴起于八九十年代的新京派，点评作家和作品，少少几笔都说在要处，在叙述传承与发展时，不经意地就厘清了新旧京派之别以及几十年京派文学的发展史。老舍久居京城，作品京味十足，然而在京派的谱系里，我却未看到他的名字。
孙郁注意到，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二马》和《骆驼祥子》的。虽远离京城，但老舍将记忆中北京的市井生活进行了复原。老舍的文字“仿佛残留于世的碑文，见证了老北京的人间喜剧。于此，北京的老百姓才熟知老舍，像熟知前门大栅栏一样”。老舍，离北京很远又很近;在孙郁看来，老舍身上和文字中均无士大夫气，他的作品记录的是平民的命运，语言也是平民的。老舍的语言是生活化的，他认为只有生活化的语言才能表达描述生活的美，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能被北京的百姓所熟识。
身在学院中的孙郁，行文却毫无书院气，他想“要装一点学院派的样子”，当然装得也不像。孙郁说他的写作是想走出一扇通往明快世界的门，并自谦还没有推动这扇门，但是他的文章在识见之外，文字质朴、清隽，内敛而满腹激情。孙郁作品的迷人处，也在于此。
换个地方看书
近两年来，我每个月还要专门到单位包联的村中去“下沉”，即是沉下身子去服务群众，和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开始时很不适应，慢慢就习惯了，即如汪曾祺所言的“随遇而安”。空闲时，我便寻一角落，看书。
两年来，在村中还真看了几本书。看完的第一本书是莫言的《碎语文学》，莫言关于文学的一本访谈录。没想到在村里阅读的效果还不错。在正文后，我记下了阅读时间：三月十七日始读于英买里村，五月十七日讀毕于村中。在书后留下阅读记录，是近几年才养成的习惯，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些书还没看过，有些书虽然看过，但还应再看、再三看。
孙犁的《远道集》也是在村里断断续续看完的。这样的小开本，很容易携带，放在随身的包中，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同样在《远道集》上，我记下了看完的时间：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六日上午下雪之日看毕于英买里村。这是一本应该再三阅读的书，之所以只有一次阅读的记录，是因为淘到书后没几天就下沉了。书中夹着张纸条，是从工作日志本上撕下来的。
拿到《远道集》几日后，接到通知，我被选派去驻村入户数日。这样的通知已经习以为常;收拾被褥、换洗衣服，带着《远道集》就出发了。过去一年，化用孙犁《住房的故事》中的句子来形容我在村中的生活是贴切的，“我穿百巷住千家，每夜睡在别人家的炕上。我住过各式各样的房屋，交过各式各样的房东朋友”。于我，“穿百巷住千家”是夸张的，但穿十巷住百家是有的，有住户记录为证。
有一阵子，正集中写关于汪曾祺的文章，需要查读大量的资料，但下沉时间到了，只好把准备看的书都放在车上，以便在村里阅读。那次在村里待了半个月，带的书或精读，或泛朗，看时在手机上做笔记、摘录，待下沉结束后回去整理成文，有几篇小文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上次下沉回来，路过一家旧书店，顺便进去看看，竟小有收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水浒》《三国演义》，看品相还不错，价格也还公道，买吧。还有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史记》，可惜的是一套十册缺第四册，犹豫了下，还是买了。买这些书给自己的借口就是：便于准备带到村里去看。
当然，鲁迅先生的书也是常备着的。为了方便，我看的是先生著作的单行本，出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初到伊犁那几年逛旧书摊陆续淘得的，现在派上了用场。换一个地方看书，宛如是和故人换了一个地方见面，闲聊几句，也是很好的安慰。
孙犁的文论
一九八二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给已年届七十的孙犁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孙犁文集》。在《文集自序》中，孙犁简略地谈了他的生活、创作经历以及对文艺的看法。其中他专门谈到了对文艺批评的看法：“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到艺术价值。”
多年来，孙犁对文艺评论的意见是一以贯之，没有变过的。在一篇《读画论记》中，孙犁对当时的文论予以毫不留情地批评：“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为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所谈法理一般，就很像佛经一样，即便‘静参，也难明了。理论家之这一习惯，不分绘画、文学，根深蒂固，没有大智大勇，很难逃出这个圈子。”
同样的感觉，汪曾祺也有。在美国时他给家人写信说，对近几年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看得更少。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这是在美国作《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演讲前讲的“题外话”，他记在了家书中。熟悉汪曾祺的人都知道，他很少说很重的话，可见他对这样的现象是看不下去的。在另一篇作品《小说陈言》中，他更直言：“我深感目前的文艺理论家不是在谈文艺，而是在谈他们自己也不懂的哲学，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哲学是抄来的。”
汪曾祺、孙犁的创作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多，他们能同时感觉到文艺评论的问题，可见他们提出的问题已泛滥成灾。我们看孙犁的文论得知，他许多针砭时弊之文，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性很强。或许是源于对当时文艺评论的失望，他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及其他读书类文章。上面提到的《孙犁文集》五本，就专有一本“文艺理论”。在《文集》出版的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孙犁文论集》，书中所收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四十年。
孙犁的文论写作历史，几乎和他的创作同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他就有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文艺创作谈和评介作家作品的文章，其中的部分也收入在《孙犁文论集》里。孙犁的许多文章，尤其是五十年代给初学写作者写的几篇文章，《论培养》《论情节》《论风格》等，把“生活”提到了很高的高度，“生活”对文学创作所起的至关重要作用，往往为我们所忽略，“写作，要想得多一些，写得少一些;我们的毛病是写得多一些，想得少一些”，孙犁写这些文章时是一九五一年。遗憾的是，近七十年过去，我们的写作依旧是写得多而想得少，写作时有想起“生活”吗？在这些文章中，孙犁真是苦口婆心，从怎么体验生活、认识生活到怎么阅读小说，方方面面地都普及到，当时孙犁三十岁左右。
我在年轻的时候，从《孙犁全集》中就拜读过这些篇章，当时很不以为然。一些年来，待创作中走了许多弯路后回头再看，发现孙犁之言，多是经验之谈，是一个在文学之路上用心行走之人沿路做过的醒目标识，可惜被我这样后来走过的人忽略了。有些路，只好重新退回来再走，该补课的还得补。所以，在时隔多年后重读《孙犁文论集》也是一种补课。
孙犁一生谨小慎微，在文论写作中却胆大妄为，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他在借谈欧阳修散文之际，道今文之弊，横扫一大片。而他之所言，却都是实际存在并长期存在的。孙犁当然也有夸人的时候，一九八一年四月三十日他看过了贾平凹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一棵小桃树》，就认为“这是一篇没有架子的文章”，并专门写文章来谈贾平凹的这篇散文。在文章中，他还借贾平凹的短文来谈散文的长与短，并言“好文章，短小是一个重要条件”。
金梅是文艺评论家，孙犁借给金梅的《文海求珠集》写序时指出了他心目中评论家的职责：“从作品中，无所孑遗地钩索这些艺术见解，然后归纳为理论，归结为规律。”在《孙犁文论集》中还收了一份和志刚的通信，在信中孙犁提出了“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写文艺评论”，孙犁认为评论者对作品应该有定见;在其他地方，孙犁还认为评论文章要“力求做到有学有识”。一九八〇年，孙犁写《〈文艺评论〉改进要点》，实可以作为孙犁关于文艺评论的宣言或者文艺评论观来看。
孙犁一生尊鲁（鲁迅），早在一九四一年印刷很困难的年代，孙犁就出版过《鲁迅·鲁迅的故事》，后来孙犁还写过很多关于鲁迅先生的专文，尤其是每临近鲁迅先生忌日，孙犁就有纪念文章。在其他文章中提及鲁迅处，就更是多不胜数了。在孙犁的青年时代，他爱读鲁迅就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省吃俭用地买一本鲁迅的书，“视若珍宝，行止与俱”。早在上中学时，孙犁每天一下课就迫不及待地奔赴图书阅览室，伏在书架上，读鲁迅先生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当时为了应对检查，鲁迅不停地变化笔名，“但他的文章，我是能认得出来的，总要读到能大致背诵时，才离开报纸”。这是在一九七七年，孙犁忆起四十多年前的旧事，恍如昨日。
认识一个孙犁文章的爱好者，他看孙犁看得很多，也很细，在为人处世上也多学孙犁，他的写作当然学的也是孙犁。只是看他的文章，看他在朋友圈或者群里的聊天，开口必称孙犁，只是言语中一副居高临下的指教;读其文章，架子端得十足。此为我之观人，我之学习孙犁，不知在他人眼中，是否也是如此？这是我应该常自省并扪心自问的。同时孙犁所言的“以百纸写小人之丑事，不若以一纸记古人之德行，于心身修养，为有益也”，也应时常谨记的。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