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亦斌与蒋经国的交往

程绍昆　黄继阳

最近，我们走访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原副主席贾亦斌。笔者访晤贾亦斌老人时，他已97岁高龄，但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现在仍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并且笔耕不止，撰写回忆录。老人晚年生活美满幸福，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在与我们的谈话中，贾老回顾了自己与蒋经国数十年间的交往。

一

贾亦斌生于1912年，比蒋经国小两岁（蒋经国生于1910年）。贾亦斌是湖北省阳新县人，与蒋经国没有亲属、同乡关系。贾亦斌于1930年18岁时投笔从戎，在国民党军的部队里当兵，后逐步晋升，直至陆军少将。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以至亲密无间的呢？此事还得从国民党“青年军”说起。

1944年，日军沿湘桂和粤桂铁路交通线大举进犯，攻击矛头直指云南、贵州、四川，威胁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在此关头，蒋介石集团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发动青年学生踊跃从军，并制定了复员后升学、就业等优待条例。37个师组成后，蒋经国以中将军阶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掌管人事安排等一切重大事项。

然而，“青年军”尚未投入作战，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兑现优待条例承诺复员“青年军”的问题。于是国民党组建了“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工作由蒋经国承担。处长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兼任，副处长有蒋经国、国防部新闻局中将局长邓文仪、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彭诚一），实则管理处的工作由副处长蒋经国负全责。

彭位仁是贾亦斌的老上司。彭位仁担任军长时，贾亦斌是他所辖的师参谋长。在抗日战争期间，贾亦斌率部参加过淞沪、徐州、武汉、鄂西、长沙等会战，对日作战勇敢、坚决。在彭位仁的眼里，贾亦斌为人直爽、坦诚，敢想敢说，所以对他印象不错。其时贾亦斌刚好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学习毕业，不愿参加内战，到山东任七十三军军参谋长，因此，彭位仁极力向蒋经国推荐贾亦斌担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第一组少将组长，主管青年复员就学业务。蒋经国采纳了彭位仁的意见。

在工作中，蒋经国对贾亦斌处处细心观察、考核，并就抗日、报国、青年、就学等问题同他进行了多次恳谈，特别是贾亦斌首次提出的预备干部制度，得到蒋经国的高度赞赏。蒋经国称赞他工作果断，有才干。于是，彼此之间相遇相知，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1946年，贾亦斌与著名的近代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的孙女谭吟瑞女士结婚，蒋经国为他们主持婚礼，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为新人祝福，新婚夫妇与满堂嘉宾深为感动。

1947年，国民党当局在北平和浙江省的嘉兴举办“青年军夏令营”，两个夏令营的主任一职均由蒋经国担任，贾亦斌任嘉兴夏令营副主任。嘉兴夏令营筹办完毕之后，蒋经国来到嘉兴，与贾亦斌住里外间。这一期间，两人朝夕相处，谈古论今，志趣相投，情同手足。

二

贾亦斌同蒋经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也产生过分歧，但一般在最后能够达成思想上的一致。第一次分歧发生在1946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陪都”重庆还都南京，对行政机构进行改组。“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改组为“预备干部管训处”，隶属于国防部，蒋经国任代处长；
贾亦斌任“管训处”第一组组长，主管预备干部的组训和青年学生的集训工作。他拟订了一份建造10个师营房的计划，编列了一个庞大预算，转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看火了，把蒋经国训了一顿。蒋经国则把气撒在贾亦斌身上：“现在是要同共产党打仗，你搞这么大的预算，盖这么多营房，领袖怎么能批准呢？”贾亦斌也不甘示弱，他当面顶撞蒋经国说：“办事就要认真负责。叫我管组训工作，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不搞训练基地，又怎能搞好训练呢！”他一气之下，一连几天没有去上班。结果还是蒋经国到他家，对贾亦斌进行劝勉，并将他由“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第一组组长提升为“管训处”办公室主任，可以蒋经国的代表身份处理重大事项，出席重要会议。贾亦斌消了气，更深感蒋经国的知遇之恩。这场风波过后，两人的关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嗣后，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升格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 ，蒋经国担任局长。他极力保荐贾亦斌担任副局长、代局长，均经蒋介石批准。青年军的事务，除联谊会仍由蒋经国亲自过问之外，均由贾亦斌负责。贾亦斌得到蒋经国如此信任和重用，羡慕者有之，想不通者有之，反对而说不出口者亦有之。

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贾亦斌同蒋经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多。

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国共大决战即将拉开战幕之际，蒋介石为了挽回其内部分崩离析的局面和提高其军队低落的士气，特命蒋经国组建一个“组织严密而又有力量”的青年团体——“铁血救国会”，加强内部控制。被吸纳参加这个新的秘密组织的领导骨干，都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属，贾亦斌也名列其中。蒋经国宣称：“我们主张‘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共产党赤化，也反对国民党腐化。新成立的‘铁血救国会就是这‘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组织。”

贾亦斌了解蒋经国历来反对像陈立夫那样搞小团体、小组织，现在却一反常态，自己主导搞起这种秘密组织来了，不免有些不解。他当即直言不讳地向蒋经国表达了不赞成成立“铁血救国会”的意见，并且历数这类小团体、小组织的种种弊端。蒋经国当面没有说什么，暗中却开始对贾亦斌起了疑心，进而处处提防，甚至派人对他进行监视。

解放战争后期，在国统区内，由于国民党当局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导致物价飞涨，民怨鼎沸。国民党当局为了“稳定经济”，发行金圆券，以顶替极度贬值的“法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物价，严禁囤积居奇”，借机强行收兑民众的黄金、白银、银元以及外币。蒋经国奉命以“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正督导员为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但仅是挂名）的名义，坐镇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他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将永无宁日。”他提出：“不惜以人头来平抑物价”、“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败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他规定：“从（1948年）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10月22日以前完成收兑法币；
9月30日以前收兑群众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违者严惩。”蒋经国还组织了被称为“打虎队”的执法队伍，在上海街头日夜巡查。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必欲把上海的“经济老虎”一网打尽之势。这些措施也确实处置了一批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套取外汇、私藏黄金等的罪犯。蒋经国说：“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权势，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在上海开局还搞得不错，在反贪官污吏和奸商、稳定物价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博得了社会上的好评，他对蒋经国是支持的。但蒋经国能否坚持到底，贾亦斌持怀疑态度。他当面对蒋经国说：“我担心你的后劲。不要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是打苍蝇不打老虎啊！”

结果果然不出贾亦斌所料。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上海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此事尽人皆知。就在蒋经国雷厉风行“打老虎”的时候，孔令侃有恃无恐地顶风同蒋经国对着干。蒋经国一怒之下，将扬子公司查封了，但对孔令侃本人却迟迟不动手。贾亦斌问蒋经国：“孔令侃一案，你打算怎么办？”蒋经国无可奈何地说道：“他没有犯法，叫我怎么办？”原来蒋经国也有难言之隐：宋美龄把蒋介石请了出来进行干预，上海扬子公司和孔令侃问题便不了了之。随后，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改革”也就以虎头蛇尾而告终。

四

随着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这加深了贾亦斌最终同蒋家王朝彻底决裂，“必须走自己的路”的决心。贾亦斌经过长时间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最终下定了决心。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党青年军第一批复员7.6万余人，作为预备役干部，被安置在嘉兴、杭州、重庆、汉中等地的34所青年中学。1948年8月，蒋介石集团决定在江南组建30个新军，以补充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部队，并妄图“划江而治”。国民党为解决新军的军官问题，由其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林蔚同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贾亦斌商定：在南京成立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招收的学员享受准尉待遇，训练三个月结业，分派到新军担任排、连长。1948年11月，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在南京正式成立，总队长由贾亦斌兼任。学员大部分来自第一批复员的“青年军”，少部分是镇江和滁县的青年军伤病员，共约1000余人。

贾亦斌与段伯宇、刘农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的同班同学，他们关系密切，对国民党的腐败极为不满。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他们主张国共两党进行和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1946年他们在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后，刘农被派到国民党伞兵第三团任团长，段伯宇被派到军务局任职。他们在南京经常会面，纵论时局和个人出路。

一天，贾亦斌、刘农、段伯宇等举行聚会，商讨举行起义的问题。贾亦斌提出，由他自己率领预干总队占领南京紫金山，控制制高点；
由刘农率伞兵第三团占领飞机场，然后将蒋介石集团的主要军政人员抓起来。段伯宇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认为，组织武装起义，道路是正确的，但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警卫森严，必须积蓄力量，周密准备，不能匆促行事。贾亦斌和刘农认为段伯宇的意见很有道理。大家经过深入研究，达成一致意见如下：必须掌握军队，紧密团结，以待时机。更为重要的是，要设法同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络，争取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

五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回到老家浙江省奉化溪口镇，转入幕后发号施令。国民党国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对伞兵部队和预干部队进行调动，重新部署，并将预备干部训练团加以扩充，由一个总队扩建为三个总队：预干团第一总队驻在嘉兴，仍由贾亦斌兼任第一总队总队长；
黎天铎、林新勉、潘振球为少将副总队长，文承三、祁宗汉为上校总队副。总队部秘书张文藻，是中共地下党员。贾亦斌感到，这是掌握和扩大武装力量的“天赐良机”，必须紧紧抓住。于是，全总队由原来的1000多人扩充到将近4000人。他将自己的亲信、骨干、部属以及被我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归队的军官，全部安排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第二总队3000多人，由贾亦斌派亲信徐云胜和杨锦枫任正副总队长，驻在重庆复兴关。第三总队2000多人，驻在汉中，总队长为蒋得。

与此同时，段伯宇设法找到了共产党组织。此后，贾亦斌与刘农等分头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贾亦斌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怀疑。1949年3月初，蒋经国电令贾亦斌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贾亦斌沉着冷静，应对裕如，终于化险为夷。他在溪口停留10来天，经过蒋经国的允诺后，匆忙返回上海。然而，蒋介石父子对贾亦斌仍不放心。3月12日，蒋介石一纸命令将贾亦斌的预干局代局长、训练团团长、总队长三个职务全部撤销，另以“国民党国防部部员”的名义，派到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工作。消息传到第一总队，全体官兵哗然。新任总队长黎天铎，唯恐闹出大乱子，力劝贾亦斌留下做工作，才使得局势稳定下来。

六

1949年4月2日，贾亦斌得到中共上海局工委的指示，要他率国民党预干局第一总队于4月15日起义，以配合解放军的渡江战役。起义部队用“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的番号，经过浙江北部的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当地的我游击队联系、会合。预干局第一总队的大多数大队和中队按照部署集结，4月7日准时开到乌镇；
唯独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林荫不听指挥，而且向国民党嘉兴城防司令告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命令浙江省警备总司令部派部队和保安队包围乌镇，预干局第一总队立即组织火力予以还击，并分三路突围。国民党军在空军飞机的配合下，紧追不舍，战斗异常激烈。此时贾亦斌同部队失去联络，入夜坠入山崖，受伤的贾亦斌在深山里躲藏了三天。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已是4月14日。他抱伤步履艰难地行动，终于找到了我游击队。他被护送到我苏浙皖边区驻地安徽省东南边境的宁国县。边区工委书记钱敏会见了他并予慰勉。起义部队领导人刘异以及一部分起义官兵在战斗中牺牲；
一部分官兵成功地突围后，转移到杭嘉湖一带打游击，另一部分被国民党俘虏的官兵押送回嘉兴第一总队队部，由新任总队长欧阳钦率领开往蒋经国指定地点——福建省漳州，改编为国民党国防部突击第五纵队，9月又改编为厦门要塞炮兵教导队。10月，教导队中的原预干团学员在大队长胡岳宣的率领下，撤出防区，成功地举行起义。

上海解放后，我上海市公安局派原国民党预干团第一总队大队长李恺寅携带贾亦斌的亲笔信，到杭州等地，将在嘉兴起义中失散的一部分人员收容起来，安排在上海的一个干部训练班学习，贾亦斌担任训练班副主任。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长胜等领导人都曾亲临指导。学员结业后根据“量才录用”的原则分配了工作。

七

1949年4月15日，贾亦斌的同窗知己、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与预干团第一总队一道按预定时间率领伞兵第三团全体官兵以及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伞兵第一团和第二团的部分官兵，在奉蒋介石之命乘船开赴福州途中驶至吴淞口外毅然宣布起义。

当时仍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上海局工委非常重视对国民党伞兵的争取工作。因为伞兵是国民党军的特种部队，蒋介石的嫡系，全部美式装备。在伞兵部队里，由于地下党员的工作，已经积聚了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骨干力量。刘农是湖南省邵东县人。1931年考入国民党军的通信学校，毕业后担任过连长、营长、伞兵司令部参谋主任，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49年2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伞兵第三团秘密成立了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该团的通讯连中尉通讯员周其昌担任支部书记，党员有刘农、陈家懋、李贵田、孟虎、谢易清等。

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和伞兵司令部直属分队部共2500余人，奉命于1949年4月13日登上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艇，由团副、中共地下党员李贵田担任航行指挥官，向福州方向驶去。蒋介石计划将伞兵第三团调往台湾作为他的卫队。当晚7时许，登陆艇已驶出上海吴淞口，到达花鸟山以东海面。航行指挥官李贵田通知船长佯称：“接到（国民党）国防部命令，派我团（伞兵第三团）增援青岛，命令立即调头北上。”无线电台台长、起义骨干成书生，切断了登陆艇与国民党国防部的电讯联系。刘农表示：“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北上青岛。”4月14日，刘农团长根据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决定，宣布全团起义。刘团长并向连以上军官讲解了形势，指明前途和出路，以及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

1949年4月15日上午8时，经过400多海里的航程，驶抵江苏的连云港，起义部队转乘火车到达新浦（今连云港市），受到我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起义部队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表示嘉勉。不久，起义的原国民党伞兵第三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伞兵训练总队。

八

解放后，贾亦斌曾先后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贾亦斌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经常运用“隔海传书”的方式，或者是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在台湾的老上司、老同事、老部属，同祖国人民一道，齐心协力，为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对台湾和海外朋友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个‘新的基础就是‘为了祖国的完全统一。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就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贾亦斌担任国民党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和代理局长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了一个名叫徐思贤的“军统”系统人员担任预干局副局长。不言而喻，这一安排的目的在于监控和牵制贾亦斌。贾亦斌率预干团第一总队起义后，预干团副局长徐思贤立即奉派出面处理预干团第一总队起义后的“善后”问题。事有凑巧，1980年，王首道率领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贾亦斌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美国，贾亦斌会见了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其中就有徐思贤。彼此阔别31年之后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不禁感慨万端，体会到真正的“一笑泯恩仇”。两人都认为：要向前看，大家都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繁荣昌盛尽心尽力。

尤其使贾亦斌不能释怀的是分离多年的蒋经国。贾亦斌一直密切关注着蒋经国在台湾的情况和动向。蒋经国任“总统”后，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台湾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开放探亲和两岸人员往来，对两岸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实行解冻，取消对大陆“禁航”，放宽经贸限制，并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

贾亦斌对台湾在蒋经国主导下政策逐渐转变，对海峡两岸的这些新气象、新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他特地嘱咐贾亦斌，要他做蒋经国的工作。贾亦斌提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畅叙昔日的手足情谊、家乡新貌和历史教训。特别提到国共两党曾经有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合作的历史，期盼“经国先生与共产党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国际反霸的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

此后，贾亦斌又将他于1987年重访溪口时拍摄的照片及自己的诗作托人辗转送到台湾交给蒋经国。据反映，贾亦斌的信、诗、照片，蒋经国都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时，贾亦斌再访香港，曾与在台湾的当年“老上司”、国民党“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通电话。彭位仁在电话中告诉贾亦斌：“‘总统先生很想念你啊！我每次同他见面时都提到你。”此后，蒋经国曾秘密派人到大陆探访贾亦斌，提出希望就两岸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探索和沟通。然而，1988年1月14日蒋经国在台北逝世，关于两岸沟通的想法也就此中断了，甚为遗憾。

责任编辑：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