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淑：走进苦难的角落，看见希望的微光

我先看到了小敏的理性，然后看到她的感性。

当看到封面上暗影里垂首妇人如油画般的静谧画面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苦难本身。翻过背面，折页上写着：“她，一次又一次，利用红灯的空档，缓步踱进忙碌的车阵中行乞。当绿灯即将亮起，她退回街边坐下休息。低头，是疲累还是沮丧？”这跟阅读这本《追寻角落的微光》的过程有着类似的感受。对旅人来说，印度是一个处处存在着冲突意象的国度，贫穷与富有，洁净与肮脏，建设与破败，不断扰人认知。而透过社会工作者的目光，现象背后的历史痕迹和社会脉络渐渐显现，也让人看见了被苦难所激发的潜能。

回头看她的第一本著作《我们》，其中记录她做海外志工的最初，到甘肃、青海、新疆服务的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有最质朴的思考和极浓密的情感。像是一下子看到了，初心。

“勿忘初心”，剑道里的用语。大学时参加剑道社，程敏淑所学到的就是“坚持，不要轻易放弃”。

为什么去服务？

程敏淑，目前是“微客公益行动协会”（WAKE）的秘书长，毕业于政治大学英文系，辅修心理学。

修心理学，一开始的动机是“想要帮助我自己，帮助我更了解自己”。由于成长环境的关系，程敏淑以前很容易陷入情绪低潮，在大学时有一段时间非常不开心，一度要到谘商中心接受辅导。“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学到很多，也得到很多支持。后来念了心理，在学校谘商中心受训一年后在宿舍当志工，我发现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困扰。从那以后，我开始比较喜欢听别人的故事，那样可以让我不那么专注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这跟我毕业后的选择也很有关系。我想要做助人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是开心的。”

但毕业前程敏淑并不清楚自己想要服务的是哪个族群，自己又能做哪些事情。有一天，朋友在MSN上丢了一个网址给她，那是一个暑期服务游学团的宣传网页。服务游学团，整合了“志愿服务”、“社区发展”、“国际参与”和“公益旅行”的理念，每年都固定有一批志工到海外各地的服务据点志愿服务。“服务游学团有旅行的部分，但很大部分是志愿服务。我想透过它，测试我适不适合或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第一次参加服务游学团，程敏淑和其他20多名志工到了甘肃省的西大滩中学。20人左右的团队，保证了成员的多元性，也有一个良好的团队氛围。每天晚上的小组时间，大家会分享当天发生的事情，检讨，然后讨论明天的安排，有时候也会讲一些自己的事情，例如，“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们有很多生命上的问题，但我发现很多人所面对的问题都很像。比如说，每个人内心都很没自信，生命中都会有一些负面的经验，都是跟不被爱有关吧，父母完全不管的觉得不被爱，但是那种管太多的也觉得不被爱。可能大家来的共同目标都是没有任何利益上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非常开放。我们很敞开，而且常常碰触到很深层的部分。大家回来后感情都很好，也是这个原因。”

后来多次与不同的队员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程敏淑发现，“我想要做有意义的工作，其实是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服务是，陪伴、爱与关怀

服务游学团的海外服务据点包括大陆的甘肃、青海、新疆、陕西、宁夏、黑龙江，东南亚的印度、尼泊尔、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地，服务内容都跟社区和教育工作有关，在大陆的服务皆是到资源贫乏的学校提供教育辅助。

程敏淑他们是第一批到西大滩中学的志工。组织已先行与学校的老师沟通，让他们列出期待的科目和方向。有不少志工本身就是老师，他们教其他人如何编写教案和设计课程。教案完成后，大家一起开会、试教，看流程顺不顺，与教学期待是否一致，最主要的是确定器材，因为所用到的器材都必须由志工背到当地。

2007年7月，志工们从台北坐飞机到香港，而后经深圳到广州，从广州坐36个小时火车到兰州，再转搭6小时巴士，抵达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夏玛镇西大滩乡。之所以选择这种平民的方式进入当地，是因为“参与服务队，第一件事就是要放下所有的习惯，转而去配合、去学习如何过当地人的生活”。程敏淑说：“一路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山区，从都市到乡村，我才知道出外打工的人，返乡的路有多长，思念有多长。”

西大滩中学四面环山，有超过八成的学生寄宿在学校里，因为他们的家都在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外。孩子们多数出身农家，但这里降雨量少，农作物常常歉收，所以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继续升学，都外出打工。用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可以说明这里的匮乏：当年西大滩的人均年收入只有约800元人民币。

但就在到达学校的第二天，程敏淑却看到了孩子们心灵上的富足。清晨五点半，她因为要上厕所而途经校园的草地，就被眼前的情景惊醒了。那时气温还不到十度，孩子们早已人手一本书，边游走，边背诵。“那个景象在我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非常非常感动，同时又有一点惭愧。”

“台湾很多小孩可能很早就被保护在很好的环境，从来也不会缺少什么，有很多自由的空间去探索。可是到最后，他们都探索完了，却说‘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什么或想要做什么。这就是城市的好跟坏吗？城市就是会有很多资讯，但是资讯太多反而让人容易迷失，然后就不会轻易地去做努力。可是西大滩的孩子是很义无反顾地努力，可能我某部分也很羡慕他们是那样的环境吧。”

即使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又一个备案，并且不断地讨论和演练，但要站上讲台的那一刻，程敏淑仍然忐忑不安。没想到，孩子们是那么踊跃而热情地抢着回答问题，他们尊敬师长的态度更让她感受到学生的期待。晚自习时，当他们一个个挤到身边问问题时，有一股很强的责任感浮现。星期六，孩子们一早要回家，志工们会陪着一些孩子走回去，顺道去关心他们家里的状况。这才发现，一个十分害羞的孩子对即将离开的他们有着那么多的不舍。

“有时候免不了问自己到底能给他们什么，但更感谢他们给我们的回馈。在我心中，其实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再次学到了珍惜、知足与简单的快乐，更在礼拜六孩子们带我们去森林采野菇时，看到了他们对自然的熟悉。我们被孩子们照顾着。他们亦是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心态，如我们一般，却挟带着更大的力量。”

只不过短短的十天，志工和孩子之间就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当时，程敏淑还不知道自己将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在分别时就在孩子们面前大哭。“我现在已经不会在据点哭了，可能就是上车后哭。我没有觉得哭不好，因为那代表我很在乎他们。但我不想营造出离别时很悲伤的气氛。我希望他们以后回忆起这一段是觉得很美好的。这段时间他们是很开心的，然后有一些收获，这样就够了。”

人性的光辉照亮坚持的道路

2008年6月，程敏淑与志工到青海省玉树州孤儿学校，7月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乡乌拉斯台牧业希望学校志愿服务。这时，她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志工慢慢转变为领队。她把甘肃西大滩、青海玉树、新疆乌拉斯台的经历和感受写进了《我们》。“我在这三个地方都有当过第一线服务的角色，跟很多孩子都有互动。但西大滩就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第一次，所有冲击性的思考都发生在那里，它拥有了某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而玉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我有话要说，我想要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

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要到玉树，只有一条公路可走，就是唐朝时文成公主进藏时走的唐蕃古道。在18个小时的车程中，高度会一路攀升，甚至要翻过海拔5266米的巴颜喀喇山，志工得经受高原反应的考验。地处偏远的孤儿学校，却有着“意外地好”的建筑和设备，光从外表看会让人感觉不到他们的需要。学校原名叫“玉树州藏医孤儿学校”，校长尼玛仁增原本是一名藏医，为了拓展藏族人对藏医的学习，他和几位朋友筹办了藏医学校。但当学生陆续入学时，他才猛然发现，原来玉树州里有那么多孤儿。他放弃了藏医这个优渥的工作，开始全心奉献于孤儿的教育。全校两百多个孩子从进校后的衣食住行所有花费，至未来毕业后到外地念高中甚至大学的种种开销，都是由学校提供。而这一切，都是校长一点一滴去筹款而来。这意味着，孤儿学校成立以来这二十年，校长的压力从来没有减轻过，而是随着学生数增加而与日俱增。因此，学校并不是每年都招收新生，每次预备要招收新生时，也不能提前让人知道。“因为许多人会带着孤儿来说情，听得我心也揪着紧了，可是进来的一个比一个还惨，然后我又会怨叹自己的能力有限……”尼玛校长说。

“这样的无奈，我想是每位社会工作者都会遇到的，但我敬佩校长没有被这无奈打倒，而是更踏实地去规划未来的每一步。……其实在帮助别人前，最重要的是先认清自己：认清哪些是自己的期待与想象，认清哪些是自己的限制，并且认清什么是现实。”程敏淑在书中写下这样的感悟，这些都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浮现的答案，而在2008年其时，在志工服务上工作一年后，她正思考是否要继续这份工作。“我以前跟一般人一样，觉得付出了就要看到成果，比较没有耐心，也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心力，可是那个结果不是我要的。”让她坚持下去的，是该年8月份印度之行的所见所闻。

“印度是一个世界的缩影，最好的跟最糟的你都能看到，而且不会有任何掩饰。我们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摸索印度整个社会的情况，那时候认识了很好的当地的伙伴。他们带我们去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民间组织，比如说照顾艾滋病童的、麻风病人的、贫民窟小朋友的、街友的、垂死的人的，遇到了很多很有想法的人。我就会问他们在这个工作上的经验，随便问一下都是已经从事十几年的，有的已经灰发苍苍，但依然活力四射。我就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挫折感其实会很大，为什么他们可以坚持下来？这个国家这么糟，可是她的人民有了想法之后，他们会很积极地采取行动，她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

相比一般的社会工作，程敏淑在海外服务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人性的光明面，看到很多人跟人之间很棒的交流、互相的影响，看到西大滩和玉树的老师、印度的志工怎么定位他们的生命，这些都是支持她一直做下去的力量。无论在印度还是大陆，去家访或是探勘组织，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却会毫无保留地把所有都拿出来分享。她难以想象如果在不认识他们的情况下，当他们出现在自己的城市里，她可以做到相同的程度。“我以前学校时代的朋友，现在会无法理解我做的选择，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有让自己的生活维持在一个好的水平。可是我在海外看到他们做这件事是没有任何保留的。我们之所以一直愿意去这样的地方，是因为完全不觉得辛苦，我们的内心很充实。”

融入，必要时赋权

在汉语世界里，师长和朋友叫她小敏。在藏语世界，她的名字是“白玛拉姆”（藏文音译中文，“莲花仙子”之意）；
在新疆，她叫“娜迪亚”（哈萨克语音译中文，意为“唱歌好听的人”）……每到一个地方，程敏淑都会请当地的孩子或朋友帮她取一个当地的名字，也慢慢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汉语和英文是比较强势的语言，可我们去服务少数民族或其它国度，当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不是每个人的汉语或英文都讲得很好。我们有蛮多次经验，去学校服务时一开始老师都不太想跟我们说话，我后来发现，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普通话说不好，怕我们听不懂。我转而去想：为什么总要他们说普通话来配合我呢？就开始学一些当地的基本用语，这样跟当地人互动时，很容易就能让他们知道你的出发点，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语言只是一个面向，就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志工们一直调整着自己的行为，避免成为“先进”强势文化的代表，把自以为进步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身上，而忽略了对方的限制。例如在卫生习惯教育上，单纯的出发点，却可能忽略了游牧民族不能随时取水使用的先天条件，以及传统观念下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微客有一个观念：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可能还比较开心点，除非我们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如果你完全否定你在那边的生活，怎么可能去帮助他们？在挂上服务或付出的名号以前，我们得先学习与他们‘同在。同在，不只是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过一样的生活，而是更进一步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并且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若不放下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不论给予什么，都只是强加在对方身上罢了。”

让别人感觉和他们“在一起”，这件事情有一种魅力。印度“拯救童年运动”的创办人凯拉许·萨蒂亚希说，台湾的志工很特别，无论到了哪里，很自然地就成了当地人。在与程敏淑洽谈“友善儿童村庄计划”时，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特质，可以让服务对象与志工本身，都看到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掌握和改变现状的潜能”。

“我们不要去改变当地的价值，可是当有些问题已经违背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时，我们就要去改变。这也是两本书之间的落差，在《寻找角落的微光》里我没有否决这个心态，因为印度的社会条件是不一样的。”程敏淑说。

印度，这个以左右摆头表示赞同的国度，处处都是对立并存的景象，随时给旅人爆炸性的冲击。虽然背负着“系统性的失败”的原罪，但印度的社会工作者一直用他们的努力和耐心试图翻转现状。

凯拉许，这位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人权斗士，他所创办的“拯救童年运动”是印度第一个旨在消弭童工、儿童贩运问题，并提供免费教育机会的组织。自1981年至2011年8月，组织共成功解救童工八千七百多名（印度童工总人数高达六千万名，占总人口的6%）。凯拉许认为，印度的童工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文盲”、“贫穷”、“童工”三者互为因果。所以在解救童工以外，还以“友善儿童村庄计划”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让他们有自己发声的管道；
附属在此计划下的妇女职业训练计划和公平贸易平台则为了解决贫穷问题。

德里，作为印度的首都，有一千八百万人口，而无家可归的街友有八万八千多人，其中85%为男性，6%是女性，9%是儿童。导致男性迁来城市的主因是失业和贫穷，离家女性多半是被欺凌或因家暴而逃出来，儿童则大部分是由于没上学及被送去当童工。他们餐风露宿，但并不懒惰，几乎每个男人都有工作，到建筑工地扛沙搬砖、修桥铺路，他们为城市砌起一座座的高楼，或是做那些肮脏低下没人要做的工作。但由于印度没有统一的身份证系统，若没有固定地址，几乎无法办任何证件，街友们因此连基本的投票权都没有，在政府眼中，他们比贫民窟居民更没有存在价值。达南杰、蒙苏、阿修克，他们先后组织了“街友倡权团体”和“贝格哈基金会”，旨在唤醒街友的自觉和为他们提供服务。

印度的社会工作者在赋权给弱势族群时的出发点和态度，提供给程敏淑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她第一次发现，愤怒原来可以是正向的力量。“印度的机构让我学到一件事：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激进？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人的基本权利。但他们知道自己不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就用种种的手法让政府去负责。在动员、倡议、服务的时候，他们除了自己照顾街友或被救出来的儿童以外，还花了很多时间透过法律的途径跟政府对话、提出要求。在解救行动中，他们都要邀请到三种人物——警察、记者和某政客大官——同时出现。政客需要签署一份文件，承诺当日被解救出来的童工都会获得政府对他们工作年资相当程度的工资补偿和家庭补助。机构也促成立法禁止童工，让儿童有免费的受教育权。他们知道，这个前提不是机构要给，而是政府要给，这是政府要做的，你不能逃脱掉这个责任。当然也不是一下就会成功，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在等待上。但这就是非营利组织要去学习的事情。”

出走，是为了再回来

“我想要接触不一样的事物，去看台湾以外的环境。但我不想去大国家或大城市，那是大家都向往的地方，但也是很多人已经重视的地方，我想看不一样的角度。”这是程敏淑在毕业时对未来工作的想象，后来海外志工的工作确实给了她很不一样的看世界的角度。

她笑说，每一次回到台湾脑袋都会变慢，有一阵子刚从新疆回来，骑车时都会想象自己骑着马在柏油路上，觉得城市的生活不真实。“因为那就是两个世界，但这反而让我更知道我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在乎。”后来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旅游经验，例如跟同行的朋友一起去菲律宾长滩岛4天，风景非常好，海滩很美，每天吃超好吃的食物，享受各种放松的方式。“我们当时都没有说，可是回来后分享，都觉得好空虚，我们不想再参与这样的活动了。”

程敏淑说：“我一直在出走去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地想要看见生命的本质与意义，更努力地将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弱势族群正面临的残酷现实，与我衣食无虞的生活拼凑在一起。这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但，这也是同一个世界。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体会是相通的，只要看过不一样的世界，改变就会默默地发生。家长写信告诉她，原本不懂惜福的孩子服务回来会帮忙扫地、洗碗，对立的亲子关系也改善了；
物质条件很好的老师，不断地回来当志工，他们说，要调整自己的一些重心；
一起出队的朋友，即使现在工作了，每隔两年还是会专门休假回来服务，“这对他们来说是充电。因为他们觉得工作的环境很狭隘，身边的人看的永远是眼前的利益，可他们有过服务经验后放的角度已经更宽了”；
有一个参加过很多次的志工跟别人分享服务经验时会说：“来这里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可以改变你自己。”

“我们为什么会一直让志工的人数成长？因为我们觉得，很多台湾人对世界的关心或认识是很狭窄的。你听别人讲的，你看别人写的，那都是别人的。唯有当他真的走出去，才会开始不一样。我们除了认为自己是服务一些据点的团队，也会觉得对于这些青年在某个部分有一个责任，希望利用14天创造一些可以留在他生命中的东西。”

海外服务常会面对一个质疑：“为什么服务要特别跑到海外去呢？本地还是有很多需要被关心的人啊。”程敏淑说：“做服务的态度和原则，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台湾，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志工回来以后对社福持续关注。因为有很多志工可能因为经济、工作、生活等原因没办法再去，可是他对社福已经有了一个态度，建立起某个认识，我们会鼓励他在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城市做服务。其实我们去到海外，也还是做社区服务。那为什么要到海外？到海外，有一种冲击，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你的扩展会更大，然后把那个视角带回来，像我们现在去台湾的偏乡，才会比较知道怎样更适切地提供帮助。”

微客在台湾的南投县鱼池乡、屏东县满洲乡等偏远山区也有服务据点，服务对象是低收入户的原住民小朋友，针对他们学习上的弱势，志工会协助课辅。“台湾的偏乡缺乏的其实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可是大家总是一直在提供硬件。我们比较强调用志工的方式去协助，这是我们比较擅长的。大哥哥大姐姐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我们希望能给小朋友不一样的看世界或学习的方式。”

大学念英文系时，程敏淑在一些课程上学会如何重新解构世界，开始对“理所当然”产生了质疑。“我们的观念都是被架构出来的，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认为什么是好或坏、对或错……都是被默默地塑造而成。上文学课时老师都会问：你觉得现实人生比较真实还是文学比较真实？在某个程度上，确实是文学比较真实。我眼前所见可能很多都不是真实的，我要再去看到后面的东西。”她很喜欢阅读世界议题和弱势文化有关的小说，因为小说不会强迫阅读者选择单一的价值观，但从故事中可以发现很多细节与真实。

程敏淑说，会参与志工服务的人都有一种特质：很愿意去扩展自己，想要跨出自己的熟悉圈。我不免想到，第一次阅读自然写作时的心情，那是同一个世界，却是从未真正接触和了解的角落。一如她笔下要告诉人们的大陆边陲与邻国的故事，自己又何曾知晓？我想，她之所以要记录，也是为了打破某些“理所当然”的视而不见、妄下判断与冷漠。她说：“我仍然深信，只要是我们见过的事，不论以何种形式，我们都能超出自我去观想和思考，进而产生改变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