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庄子及道家认识的转变和原因

李乐平　李海燕

[摘要]闻一多对庄子及道家认识的转变，最终使他由绅士型知识分子站到精英型知识分子的行列。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厚此薄彼。无论对于庄子的肯定还是否定，都只是闻一多“金银盾”的一面。其实他人生价值的转变，还是源自庄子的“真人”思想，从生命的真实和率真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前后期的表现，都是庄子思想在他身上的折射。

[关键词]闻一多；
庄子；
道家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4—0445—05

一、闻一多前期对于庄子的崇奉及其原因

众所周知，闻一多在其前期对于庄子的崇奉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只要认真研究他于1929年11月发表在《新月》刊物上的《庄子》，我们就可知道闻一多对其“倾倒，醉心，发狂”包括两大内容，即庄子的人生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前者首先表现为庄子具有独立的人格，不愿去做统治者的“牺牲”。闻一多举了例子，“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庄子对楚王的使者讲：“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人太庙，当是时也，虽欲为孤豚，其可得乎?，，在此，闻一多所崇奉的是庄子的独立精神。其次，他特别认同庄子的“无为”思想。闻一多说：“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因为，“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
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闻一多在引用《庄子。人间世》这段话后说：“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合庄子的心愿。他‘学无所不窥，他‘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正因犯着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t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骏的样子。”庄子所以如此，闻一多认为他这是在“以求自救”。再次，闻一多所崇奉的是庄子的“潇洒”和“放达”。他认为，《庄子》中“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至少，“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闻一多说，“《齐物论》里‘庄周梦为蝴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一个潇洒的庄子”。如果认为庄子妻死他却“箕踞鼓盆而歌”还不足以“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闻一多接着又摘引了“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时庄子的那段宏论：“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贲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而当弟子说恐被鹰鸟食之时，庄子则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可见，闻一多当时所崇奉庄子的，正是他的“无用”之“用”。虽然“庄子说他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并且“他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湮没了”。但是，闻一多又说：“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想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子当面给他说破。”据此，闻一多感叹说：“求名之难那有逃名难呢?庄周也要逃名；
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为那永久的赫烜作了张本。”

庄子毕生寂寞，死后秦汉间无闻，而到了魏晋之间，他的声势却忽然浩大起来，并且“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在那时，庄子一跃而成为哲学和文学一身二任的大家。闻一多对于庄子文学方面的崇奉，首先因为庄子将哲学和文学交织在一起。他说“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闻一多认为庄子“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虽然“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然而，却绝“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而且，庄子“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更何况，《庄子》“那里边充满了和煦的、郁蒸的、焚灼的各种温度的情绪”。因此，闻一多便说：“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因为，“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

《庄子》一书，不仅最典型地表现为哲学与文学交织在一起，而且更以文学的形式承载起庄子的哲学。闻一多认为：“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乡的哀呼；
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在说过“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隋字”之后，闻一多又说，“《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
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
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

闻一多说，《庄子》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
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在具体分析《庄子》文字和内容的浑然一体后，闻一多认为其“外形同本质都是诗”，所以，他就从审美的视角阐发《庄子》的艺术成就，“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竞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
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件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而“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闻一多在文学方面崇奉庄子的内容很多，他还称赞“庄子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他的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诸如形容马之“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
写“风”，不只写其“表象”，更写其“自身”；
更有“隽永的谐趣”和“奇肆的想象”，就使他的“寓言”超过了晏子和孟子的价值。庄子“文中之支离疏”所表现出的诗中有画的“文学中这种境界”，闻一多说，它是“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庄子是它的开创者。

闻一多前期之所以礼赞庄子，当然在于他们之间有许多契合的因素。就人生哲学方面说，首先是庄子的“无为”和逃避，契合了闻一多当时作为知识分子那种飘逸的独立人格。由于“羁旅中的生活…是那般龌龊、逼仄、孤凄、烦闷”，闻一多才和庄子的“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产生共鸣。闻一多说，“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缈极了的‘无何有之乡”，但是，“谁能不追忆，不怅望?(第9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固然是儒家的主张，但“穷则独善其身”更有道家思想的因素，庄子的逃避和“无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闻一多因当时多处碰壁，在不能适应环境的情况下，这才痛苦地由诗人转向学术研究，躲进象牙塔去潇洒放达。

闻一多对庄子浪漫主义的崇奉，在于他对庄子情感和想象的高度认同。闻一多是一位诗人，对于文学尤其是诗，他首重的是情感，这在其早期的《(冬夜>评论》中有论述。而且，就在《庄子》中，闻一多更有

这方面的分析，如认为庄子在“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又因为“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所以，闻一多的情“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这就是他说“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的原因。闻一多在艺术上是兼容并包的，在留美时给梁实秋的信中就说：“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可，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
以冲淡为风格也可，以浓丽为风格亦无不可”(第127页)。但是，闻一多骨子里是偏重浪漫的。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他尽管有过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经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浪漫主义的苦心追求。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除了论情感，还把“想象”当作“幻象，，和“幻想，，进行论证。当想象落实到文学的意象上时，就是“幻象”的表现。当然，在闻一多其它的诗论文章中，也有许多关于“想象”的论证如《评本学年(周刊)里的诗》和《<女神)之时代精神》等。闻一多既然大力肯定想象，《庄子》瑰奇的想象，就必然让他折服。可以说，庄子在闻一多那里遇到了知音，闻一多在《庄子》研究中所礼赞的，其实就是当时的他自己，表现的也正是他自己的追求。

二、闻一多后期对庄子及道家的新认识

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在相隔十几年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闻一多对庄子及“道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在此期很多文章或演讲的内容就有证明。尤其发表于1944年7月的《关于儒，道·土匪》这篇杂文，闻一多受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之“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观点的影响，他不仅批判儒家思想和行为，而且更批判道家思想和行为。当然，闻一多在接受韦尔斯观点的同时，更有所突破。他说：“假如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c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这不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而且也许加强了它”。他说，因为这样“可以使那些比韦氏更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感着更顺理成章点，因此也更乐于接受”。

这篇杂文在说明“偷儿”和“土匪”分别代表“巧取”和“豪夺后，闻一多就论证道家之“无为而无不为”的实质。他说，“无为而无不为”就等于说是“无所不取，无所不夺”。又因为看去“像是一无所取，一无所夺”，所以“这不是骗子是什么”?闻一多更批判了道家的逃避，他说“道家因根本否认秩序而逃掉，这对于儒家，倒因为减少了一个掣肘的而更觉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对于道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够存在，闻一多说“因为道家消极地帮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对道家，只是口头的，表面的”，而绝“不像他对于墨家那样的真心的深恶痛绝”。“因为儒家的得势”以及儒家“对于道墨两家态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中，道家能够存在”而墨家却不能。

这时，闻一多认为道家的实质就是儒家。他说，被统治者视为捣乱分子的墨家被打下去了，这时上面只剩了儒家与道家，“他们本来不是绝列不相容的，现在更可以合作了”。而且“合作的方案很简单”。闻一多根据自己对《易经》之《遁》卦“肥遁，无不利”的解释，说“那便是一个儒家作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甚至还用不着什么实际的‘遁，只要心理上念头一转，就身在宦海中也还是遁，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就“在这种合作中，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
“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闻一多说，“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所以，“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屈吗”?在此，闻一多将儒道两家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其分析实在高超深刻。

闻一多甚至认为，“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道家穷凶极恶，原因何在?闻一多对此也作了分析。他在引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后说，“这些古语中所谓王侯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够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闻一多说，“事实上成语中没有骂到道家”，这“正表示着道家手段的高妙”。儒、道和土匪这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最好防备”，然而“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下”，正“天天剿匪”，更有甚者，“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闻一多认为“这实在欠公允，(第381页)。很明显，闻一多在此不是简单地分析评价儒道墨三家，而是在抨击时弊。他于此时剖析儒道两家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病根，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需要补充的是，根据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上着重从社会秩序、道德伦理角度人手分析儒、道、墨三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通篇并没有涉及文艺的情况，有学者认为闻一多“对庄子本人并无反感”(第96页)，笔者的观点是，闻一多没有涉及庄子的文艺情况并不足以说明他在当时对庄子某些方面就无反感。当闻一多批判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实质是“无所不取，无所不夺”时，他不可能不联想到这言行所从导源的庄子。闻一多发表于1941年1月的《道教的精神》，分析作为“渣滓”的道教“实质是巫术的宗教”时，就大胆猜想其来源是“古道教”的糟粕。虽然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只批判道家，没有点名批判庄子，但那只是因为行文方式所限，不便枝蔓。就在这同一时期中，闻一多就有很多关于庄子及“庄子辈”躲进象牙塔的严厉批评。尽管闻一多批判后来的道家行为并不直接是批判庄子，但是，他此时期多次批判道家行为时，就像《关于儒·道·土匪》中将儒家和道家捆绑在一起批判一样，他实际上是将道家和庄子捆绑在一起批判的。

闻一多后期没有专论庄子的文学，赞美或批评皆不可得，但我们不能认为他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就仍像前期那样狂热地崇奉《庄子》。庄子的文学是表现其思想的，既然对庄子的人生态度否定了，当然会对承载其内容的文学价值有所贬低。而且，如果根据闻一多的道家研究提纲要点之一即“中国文艺出道家”，再结合这一时期他赞扬田间呼唤时代的鼓手等，我们就可知道，闻一多在批判庄子及道家人生观的同时，肯定会贬抑庄子的文学。根据闻一多发表于1944年9月的《诗与批评》(这是他1943年12月的演讲)，里面批判“只吟味于词句的安排，惊喜于韵律的美妙”并“完全折服于文字与技巧中”，强调诗歌的社会价值，指出“你念李义山…你会中毒”，因为李义山和陶渊明的诗都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从而将他前期最喜欢的李义山等列为二等诗人(第223页)，就可推知，闻一多对于庄子文学价值的认识，此期也会发生变化。尚永亮先生根据《关于儒·道·土匪》一文，认为闻一多“若非对庄子及其代表的道家哲学有着深入钻研而又反戈一击，是难以道出这种论断”的，而且“熟读《庄子》(按，此指闻一多的《庄子》研究，笔者注)的人都知道，这一儒道交融的形象实早已作为原型存在于庄子

笔下那位一身而二任的‘支离疏中”(第240页)。如果再深入推论，我们从闻一多1945年11月23日所做演讲《战后文艺的道路》之“当艺术家作为消闲的工具时是消极的罪恶”这句话，也可猜到当时闻一多对于《庄子》的态度。

闻一多后期对于庄子及道家的认识所以有了转变，根本原因是他这时的文艺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前期的“艺术为艺术”转变为当时的“艺术为人民”。就在《战后文艺的道路》演讲记录的另一版本中，闻一多说，庄子虽然“主观无你我(主奴)”，但却“无损于客观的你我(主奴)之存在”，因为“庄周究非蝴蝶”。仍在这次讲演中，闻一多在归纳诸多历史人物及现象后，不仅说“道儒更无区别”，更认为包括“逃亡、开小差”的庄周等人，在历史上“只是没有一个真要做主人的奴隶”(第91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不同的文章或者演讲中，闻一多对庄子的批判态度又不尽相同，都没有《关于儒·道·土匪》中的措辞严厉，这是闻一多对于庄子情感的割舍不断所致。

三、结语

闻一多后期虽然对于庄子文学的价值取向不太认同，但是，他依然肯定《庄子》的艺术表现功力。这是因为，闻一多即使后期也没有否定文学的“效率”，只不过将其摆在第二位而已。这在他的《诗与批评》中就有论证。

闻一多经历了由前期对庄子的礼赞到后期对庄子的扬弃，对于某些学者出于政治有色镜的观察方式而对闻一多前后期思想简单地厚此薄彼，我们不能认同。

庄子本身是一个比“金银盾”还复杂的存在，对他的思想人们可以有多种阐释。如他的“无为”哲学，一方面表现出知识分子不愿做统治者“牺牲”的高洁品格，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而且，庄子之流旁观的结果，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帮助了儒家的统治。由于闻一多留美前后的社会经历，环境的骤然改变，就使出身于世家望族的他必然地礼赞庄子而不与污浊社会同流合污。然而到了后期，严酷的现实迫使他钻进象牙塔，但在塔中又找不到知识分子的价值，在想清高和逃避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就只能重新研究庄子，对其肠肚而对污浊现实进行反抗。

闻一多后期对庄子的批判，不是全盘的否定，他只是不满庄子的消极逃避现实。庄子坚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主张，始终影响着闻一多。闻一多不同时期的追求和表现，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庄子的人生操守。他后期艺术观特别是人生价值观的转变，使他勇敢地承担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大义无畏，慷慨赴死，仍是源自庄子的“真人”思想。他说“所谓‘道或‘天实即‘灵魂，的代替字，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是生命的本体，所以是真的。”“反过来这肉体的存在便是假的，真的是‘天‘假的是‘人”(第451页)。闻一多虽然最后失去宝贵的生命，但是有了这个“道”，他获得了圆满和永生。

从生命的真实和性情率真的意义上说，闻一多前后期的所有表现，都是庄子思想在他身上的折射。对庄子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只是性情中人闻一多其“金银盾”两个面的不同呈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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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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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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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闻一多：《诗与批评》，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尚永亮：《闻一多与庄子》，载李少云·《闻一多研究集刊》第9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7]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载《闻一多全集》第9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责任编辑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