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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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谨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全国的最后解放，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应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打开国门、开拓外交，等等，任务繁重而艰巨。由于共和国初创，政府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战争前线、农村根据地，尽管根正苗红，热情旺盛，但对城市普遍感到非常陌生，对行政管理更是严重缺乏经验;而少数旧体制留用人员，受着以往陈规陋习的束缚，一时积弊难以革除;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则对新社会有着新期待，各阶层人士也对新政权高度关注，在审视中考察新旧，在比较中区分优劣。
面对这样的状况和挑战，周恩来在统揽国内与国际、除旧与布新两个大局的同时，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这一特殊角色，高度重视政风建设。
“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
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他曾说：“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党的立场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立场”。在1952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
周恩来
担任政务院总理不久，周恩来即着手组建政府系统党的组织。1950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党组会议，宣布成立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并任书记。会议明确，“政务院党组有三层组织，即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和各部党组小组”，各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下去”。1952年8月，针对一些政府部门未严格执行政务院关于所属部门定期向中共中央作报告制度的问题，周恩来专门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发出通知，强调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制度。他还于1953年2月主持起草并于3月10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及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率先垂范。1952年10月，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后，他及时将7、8、9三个月的工作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对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打算作了详细说明。在国际交往中，周恩来更是严守纪律，保持与国内的密切联系，有情况随时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在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向中央发来请示报告，时间长则10天一份，短则1天一份，谈判进展、交流互动、临时出访情况一应俱全。1955年4月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于昆明及时致电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说明“出国半月，因时间仓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现在昆明休息数日，并将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分别电告”。于是，4月底5月初，不到一周时间先后整理并上报了《亚非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经过》《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等6份专题报告。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1946年，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号召“要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签署的政务院文件中强调，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新的政务院95名工作人员一到位，周恩来就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会议，谆谆告诫全体人员：中南海是过去封建皇帝待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他在1954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庄重承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1955年10月，在会见比利时工商界贸易访问团时，周恩来深有感慨地说：一切都必须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什么都做不成。
1956年6月，毛澤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
周恩来始终把人民挂在心上，高度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1951年6月，他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均要对外设立专门的问询室或接待室，并有专人负责，以此作为联系群众、倾听呼声、接受监督的桥梁和窗口。他对信访部门起初不愿公开挂牌的现象给予严肃批评，要求接待机构位置醒目，交通便利，方便群众。周恩来对老根据地人民感情深厚。10月，在接见老根据地代表时，他充满深情地说：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1952年1月，他以政务院名义作出指示：“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时虽已年逾半百，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工作，为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幸福夙兴夜寐、日理万机。1951年5月下旬，因操劳过度，周恩来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连休养。在休养期间，他并没有完全放松，先后到当地军校、工厂和港口视察，走访群众，指导工作，去医院看望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平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下情，关心群众疾苦。1954年底的一天，在晚上下班高峰，他带领身边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门前乘公交车，在市区绕行半圈，了解和体验交通拥挤情况，并交代有关部门迅速研究落实解决办法。1955年9月的一天晚上，他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来到新近落成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同老职工刘志泉亲切交谈，了解职工思想、工作和家庭情况。
周恩来还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好大喜功和官僚主义作风。1953年7月，国家出版总署擅自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图书室。针对这一不顾现实条件、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主张，周恩来提出严厉批评，并坚决加以阻止。8月，在讨论农田水利工作时，针对存在的好大贪多、不注意工程效益问题，他毫不含糊地说：“大工程要搞，但不能冒进、贪多。长远的利益應当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1956年初，全国从南到北都在大张旗鼓地推广新型农具双轮双铧犁，当他了解到这种农具在南方有“水土不服”问题后，明确指示立即调减生产计划，“既然不行，何必提倡？”在深入基层调研时，为了了解实情，周恩来时常采取“袭击办法”。1956年7月，他曾对外宾介绍说，下基层有关同志“常常问我到哪里去，我总是临时决定，让他们不能预先准备，这样我就能看到我要看的东西”。
“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文风、会风是政风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既关乎效率又体现作风与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作千头万绪，繁文缛节是必须消除的劣习，文山会海是必须逾越的障碍。周恩来对政府机关的文风、会风高度关注，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提出批评，坚决加以纠正。
1955年3月，周恩来毫不留情地指出国务院各部委行文中存在的问题，历数了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他严厉地批评说：“文字含糊不清楚，笼统而不明确，错杂而不准确;文法混乱无条理，错误或不通;文义常不合逻辑，更缺乏辩证;文风则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要求迅速整改这些“通病”。同年6月，在讨论政府部门的工作时，对一些部门会议太多的问题，他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敲警钟，一针见血地指出：“据13个部、会、行统计，今年开了570多次专业会议，人数达5万多，共开了7920天。这个情况要通报，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减少会议。”1953年9月，就一些单位滥发统计表格，干扰工作正常进行的问题，他指示开展清理工作，明确要求：“为着建立科学统计工作，必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调查统计，必须建立制度禁止乱发调查统计表格。”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报告时，周恩来对政府工作进行了反思与检讨，指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他强调：“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周恩来的个人文风和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一样，简洁、平实。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国事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亲自起草了大量文稿，包括电文、书信、讲稿，短文少则几十字，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言之有物，针对性强，让人一目了然;重要报告同样惜字如金，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辩证关系精当，数据引用翔实，分析透彻，情理交融。1949年12月，周恩来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作《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他亲拟的报告提纲，从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和外交约法三个方面展开，有形势分析，有问题阐述，有原则要求，要点集中，词句凝练，文字稿不足三页纸。他召集的会议，准备充分，议题明确，在广泛听取意见、积极吸纳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集中归纳，凝聚共识。1951年11月，在回顾政务会议召开的成效时，他颇有心得地总结说：“两年来，政务院坚持每周举行一次政务会议，所进行的议程共有300多项，通过的决定与指示、法律条令各有80多个。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著名党外人士罗隆基曾就参加政务会议抒发感言：“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教益很深，对我就像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
“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革命的传家宝，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两个务必”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民政府的应有本色。保持本色不仅对于克服当时困难、共渡难关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赢得民心、巩固新生的政权具有深远影响。对此，周恩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
1949年12月31日，政务院就发出公告，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除放假外，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在关键时间节点上公告于众，范围明确，要求具体，措辞严厉，新政府的新气象充分显现。周恩来对政府系统出现的问题毫不迁就，从头抓起，紧抓不放。在机构组建过程中，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大量购房甚至高价抢购问题，他指示通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斥责“此等情事，殊为不当”，要求“凡需购房，均需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和价目，经指定机关审批始得购买，否则以违法论”。1950年底，当发现一些部门存在年终突击花钱问题时，他指示发出通令，对“浪费国家财力、破坏了国家的财经纪律”的现象给予严厉批评，并责令纠正。1951年7月，为规范对外接待工作，他批准印发改进办法，强调“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1952年4月，他在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时，明确表示“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1955年6月，他在审阅国务院有关领导起草的文稿时，专门添加了这样一句话：“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朴素作风渐渐看不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
周恩来反对铺张浪费，倡导过紧日子，率先垂范，勤俭节约，公私分明，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从1950年起，他就规定中南海因会议延误安排的工作餐一定是家常便菜，而且只能是“四菜一汤”，就餐人必须自交餐费和粮票，喝茶也得交费，本人也不例外。这些规矩成为一种风尚，一直延续多年。周恩来尽管十分注重对外形象，但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总是穿很多年，内衣、浴巾洗了又洗，补丁摞补丁也舍不得扔。周恩来对直接分管的部门更是盯得紧、抓得严，没有丝毫的偏袒和照顾。1950年11月，他专门致信外交部办公厅负责同志，指出：“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不得加修，只修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