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董小君

〔摘要〕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研判，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双重视角，可以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特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体体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路径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国家创新体系;处理好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城乡及区域协调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绿色发展体系;处理好本国与他国的关系，构建全面开放体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重构收入分配体系。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3-0096-06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新时代方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论断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作出的全新研判。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理论与历史的双重逻辑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其理论与历史的双重逻辑。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与时俱进的科学论断。

（一）理论逻辑：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视角下，厘清决定主要矛盾的因素，以及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关系中抽象出了社会基本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在总结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社会主要矛盾是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具有普遍性，但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又表现出其特殊运行方式。马克思在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全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导致了以劳资对立和经济危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参照。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正是我党确立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原则，也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基本矛盾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它贯穿在事物发展各阶段中。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演进层次决定的。相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和发展性。一个社會的基本矛盾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因素则要复杂和具体得多。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取决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即生产力的变化 〔1 〕。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时有质的飞跃，时有量的变化;反过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基本矛盾。在实践中，当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得到解决，必然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以及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也必然促进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化递升。因此，要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 〔2 〕。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思想，也为科学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历史逻辑：我国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逻辑体现在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和运用上，对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往往是开启一个发展新时代的思想基础。

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确定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党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经历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我党科学地回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工作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用两至三年时间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在土改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1956年9月，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党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3 〕。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则是解决矛盾的主要办法。为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积极发展轻工业，同时实现农业增产和发展运输业与商业的各项措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4 〕553-554至2017年之前，我国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36年均未发生变化。但在理论界，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转变一直存有争论。一类观点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物质生产已摆脱落后的面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已经不符合我国当前实际了。随着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等新的社会矛盾凸显，我国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变化。另一类观点认为，主要矛盾问题关乎国家发展大局，必须谨慎对待。现阶段不是主要矛盾的变化，而是社会主要矛盾呈现诸多新形式。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没有变，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阐述，有力地回应了理论界的分歧。无论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都是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转变，而不是根本性的质变;无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是反映了人民对根本利益的诉求，从物质、文化领域向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质的提升。

〔5 〕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既体现了我党对科学理论的熟练运用和对实践发展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本质和党强有力的执政能力;既是对40多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对于制定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对立面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主要矛盾的主导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是实事求是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进行的事实判断，也是立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基本立场进行的科学认识。

（一）“不平衡发展”的主要表现

不平衡是指横向层面诸多要素配置失衡，导致的过程、结果和机会不平衡现象。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平衡”就会经常出现“不断的平衡的运动”。平衡发展只是一个目标，不平衡发展才是一种常态。不平衡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乡发展不平衡。现階段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不但制约农村发展，也制约着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其一，城乡发展不平衡首先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51.00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617.00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69（农村居民收入=1）。其二，城乡发展不平衡表现在公共服务不平衡。目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农村公共资源投入效率低下，政府投入动力不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异。

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增长在区域上总体呈“东快西慢”特点。由于禀赋优势以及政策差异，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了率先发展;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然较为落后。近年来，尽管东部省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速降至约7%，但经济总量仍然处于全国前列。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GDP四强省份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均是东部省份。西藏、贵州、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尽管发挥其后发优势，经济增速保持较高水平，但GDP总量仍在全国垫底。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严重，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经济增长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平衡”还表现在一个省份内发展的差距，比如广东省珠三角与粤西北发展的差距，浙江省环杭州湾与浙西北发展的差距，江苏省苏南五市与苏北五市发展的差距均较大。

产业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在动态调整中，合理化程度大大提高。产业结构演变有着这样一个规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这一转型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显著的变迁：在工业化尚未完成阶段（前4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工业制造业。当工业化进程完成到2/3时（2018年），即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第三产业保持较快发展，如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出50%。但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批发零售、交运仓储等传统服务业占比高，信息技术、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等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GDP比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平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在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方面承载了诸多压力。多数工业和企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能源、淡水、耕地等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致使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对社会和谐发展构成直接威胁，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带来危害，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二）“不充分发展”的主要表现

“不充分”是指纵向层面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够高，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FP）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TFP又叫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 〔6 〕，主要用来衡量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加不能解释的部分。运用索洛余值法可以对中国不同时间段的经济情况进行研究。例如，对1978-201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7 〕。Young认为，东亚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处于1.4%的较低水平，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依靠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 〔8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是从生产力角度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现阶段，无论是从单要素效率还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看，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1）从资本要素看，资本绩效与GDP增长率呈单调非一致性。中国资本绩效由1980年的1.86降至2014年的0.94，下降49.5%;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排位从1980年的24位降至2014年的69位。这表明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拉动，这种红利效应正边际减弱。（2）从劳动力要素看，劳动力绩效与GDP增长率呈单调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红利，中国劳动力绩效大大提高，从1980年的0.18升至2014年的0.61。（3）从全要素生产率看，TFP与GDP增长率亦呈单调一致性。2000年以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绩效提高缓慢，在绝大多数年份维持在0.3左右;2001年以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绩效从0.39上升至0.61 〔9 〕。因此，在经历了依靠人口红利以及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有保持适度的TFP增长率，才能保证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以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10 〕8从生产力角度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从生产关系角度就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五大发展理念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国家创新、对外开放、城乡及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绿色发展等方面，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

（一）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国家创新体系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位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起着战略支撑作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要适应科技发展的趋势，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概括性地将国家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 〔11 〕534。这种划分，有助于了解促成经济发展或导致衰退是哪些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在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已经发展到创新导向阶段。美国、德国和瑞典则是在21世纪先后进入这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意大利处于创新导向状态。目前，我国正从“投资导向”向“创新导向”转型，经济增长动力由“技术模仿”向“自主研发”转型。但现阶段，科技創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创新活力还未充分释放。2018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的比值）为2.19%，连续5年超过2%，但远低于高收入国家2.57%的水平，与美、日、德等科技强国3%左右水平差距更大。尤其是我国基础研究产业化率低，仅是发达国家的1/4;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仍面临重大科技研发瓶颈、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等问题。这是中国在创新方面的短板。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于2011年2月发布的《美国的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提出，未来经济增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制造业技术创新。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创新驱动是现代制造业的重要发展动力，通过创新驱动战略引导制造业发展，才能抢占经济制高点。

（二）处理好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城乡及区域协调发展

城乡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城乡间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各要素收益最终将趋于平均化，从而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从1978年到2010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57∶1扩大到3.23∶1，2011年开始出现缩小的势头，截至2018年，城乡收入差距已降到2.69。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背后，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目前资源要素持续向城市净流入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短期内仍将持续。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速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增强城乡互动联系，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看，主要应处理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的关系。根据经济运行规律，微观层面的企业一般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于是否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那只是企业经济活动中的衍生品，企业活动或可能推动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实现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共进的双赢，也可能使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中观层面的地方政府在完成中央政府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仍将从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驱动出发，推动本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由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导致区域间经济合作缺乏，生产要素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宏观层面的中央政府职责和目标是弥补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通过权威的调控能力和资源配给方式，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阶段，中央政府要通过政策调控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引导。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绿色发展体系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 〔12 〕170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获取能源等资源的同时排放废弃物，在享受生态服务好处的同时，对自然环境又造成破坏。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限制着人类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过程，也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互动过程的重要表现。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不断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则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社会领域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和谐共生，达到双赢效果，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自觉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如果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不仅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也会危害社会稳定。因此，我党首度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并将其放在突出地位。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另一方面要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