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社区居民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与歧视调查] 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ppt
时间：2019-01-15 04:39: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章编号：1004-9231(2008)08-0388-03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皮肤科，上海 201700； 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皮肤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皮肤性病学系，上海 200032)
如同麻风、精神病、艾滋病等疾病类似，性传播疾病(性病)由于具有一系列不被社会所期望的特征而被冠以坏名声，即被贴上“污名”的社会标签，并可导致针对患者的“歧视”现象出现。虽然社会公众的负面反应有利于从道德角度抑制疫情发展，但却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正常就医行为，并非总是有利于性病防治工作。尽管此问题已引起医学界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但目前为止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研究报道并不多[1，2]。为此，本研究以上海某社区居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性病相关污名与歧视现状进行专题调研，为今后相关研究和制订策略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上海某社区≥16岁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6月期间，根据居委会提供的人口资料按1∶5的比例随机抽样调查。
1.2 调查方法
首先登门简介调查目的，征得居民口头同意后，发放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进行匿名横断面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并发放小礼品，最后由研究者统一处理数据。
1.3 调查内容
参照文献设计本调查问卷，共23个问题。包括居民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对性病现象的看法、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3]、对不同行为原因感染性病者的歧视情况。
1.4 资料分析
使用SPSS 11.0软件处理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Kruskal-Wallis H 检验、秩变换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处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发放和回收问卷453份，有效问卷447份，占发放问卷的98.68%。其中男243人(54.36%)，女204人(45.64%)�；中位数年龄34岁(16-81岁)；未婚144人(32.21%)�，已婚303人(67.79%)；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者72人(16.11%)，高中/中专128人(28.64%)，大专及以上247人(55.26%)。
2.2 对性病现象的看法
多数居民认为“性病患者同样享有平等就医权利”(74.05%)、“社会应对当前的性病现象负有一定责任”(65.55%)，但赞同“患者以外的其他人也应对性病现象负有一定责任”(46.76%)和“患者也是受害者，患了性病不应该自作自受”(33.33%)者不足半数，见表1。
2.3 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
调查数据表明，居民对性病患者存在比较明显的污名印象(26.62%～49.89%)，见表2。
2.4 对不同行为原因感染性病者的歧视情况
居民对各种行为原因所致感染的性病患者都存在歧视情况，其中对“主动自愿从事性服务业”而致感染者的歧视现象最突出，而对“非性交途径的其他污染”和“遭遇性侵犯等被迫原因”所致感染者的歧视现象则明显降低，见表3。
*Kruskal-Wallis H 检验的统计赋值：1=歧视，2=中立，3=不歧视；其H=1318.902，P0.05，其余各组之间彼此均为P[4]。该定义明确指出污名是对其贬低性、侮辱性的社会标签。而性病往往与不洁性行为有关，有悖于社会伦理规范，并且具有传染性，对社会公众存在一定的威胁性，已经具备了被社会贴上污名标签的基本要素。因此，尽管居民能够认识到性病现象具有其社会根源性，但作为一种情绪反应[5]，仍有相当比例的居民对性病患者存在较明显的污名印象。
传统观念认为，疾病污名来源于个体的无知，并设想可以通过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增进他们对疾病的了解，从而达到降低其对患者偏见与歧视的目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近年来对污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6~8]，目前认为根据其来源可以划分为“符号型污名”(symbol stigma) 和“工具型污名”(instrument stigma)2种类型。其中“符号型污名”源于对患者的道德判断，主要关注抽象的价值观念，表现为拒绝给违背了道德原则的患者提供等同的治疗和待遇，而且这类污名观念根深蒂固，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不容易改变；而“工具型污名”则是基于对疾病风险关心而产生的有意歧视，主要表现为不愿与患者接触、拒绝为其提供财政帮助等，但这类污名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是可以改变的[8~10]。而对表2各项内容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问卷的前3项主要涉及性病是否有悖于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婚姻家庭观念等，是从道德方面对患者的品行进行评判，应属于“符号型污名”的范畴；而后2项则涉及性病的传染性及疾病风险，应属于“工具型污名”的范畴。这种概念区分不仅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性病污名都能通过宣传教育加以改变，而且启示我们只有针对不同范畴的污名类型，通过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采取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干预效果、节省社会健康教育资源的目的。但这种观点与策略是否切实可行仍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3.2 居民对性病患者的歧视情况及其影响
由于疾病污名侧重于公众对患者的态度，而歧视侧重于公众对患者的行为表现，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11，12]。因此在研究中将此二者进行分开测量。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居民对性病患者存在歧视情况，但歧视程度却因患者招致感染的行为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其中对“主动自愿从事性服务业”而招致感染者的歧视情况最突出(80.98%)，而对因“非性交途径的其他污染”(8.28%)和“遭遇性侵犯等被迫原因”(8.95%)所致感染者的歧视则较轻微。这种差异悬殊的调查数据表明，如同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一样，居民对性病患者的歧视情况也明显受伦理道德影响；而由于可能受性病患者存在污名印象的影响，导致部分居民对“非性交途径的其他污染”和“遭遇性侵犯等被迫原因”所致感染者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现象，对这些问题产生原因的深层次研究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性病歧视问题。
提供性服务的从业人员是目前我国性病的主要传播来源，而本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性病患者歧视问题最突出的也正是集中在该群体。历史上对其他疾病歧视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性病歧视同样可能会引发负面效应，因为来自社会公众的歧视会使患者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无形压力，不仅会导致部分患者转至江湖游医处治疗，而且会降低患者的性伴通知率、治疗后的复诊随访率等，不利于彻底消除传染源，甚至影响性病传报数据的准确性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此外，尚不能排除其中极少数患者会因歧视而产生逆反心理，进而故意传播性病以报复社会的可能性，这些负面效应将会给当前的性病防治工作和社会安定带来挑战。因此，对性病相关歧视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3.3 针对性病相关污名与歧视的可能对策
研究疾病污名与歧视的最终目的在于减轻对患者的歧视，而由于歧视是建立在污名的基础上，是对污名对象进行“污名化”的结果。因此，减轻疾病污名印象是降低对患者歧视程度的必要前提。这提示我们在制订旨在减轻居民对性病患者污名印象的策略时，不仅要通过健康教育减轻公众对性病的恐慌程度，降低其“工具型污名”的印象程度，而且要针对其“符号型污名”这一来源，采取相应措施淡化对性病患者的道德评判，这样才有可能减轻其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并达到减轻对患者歧视的干预目的。
鉴于性病与艾滋病防控工作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了更有效地减轻居民对性病患者的污名印象与歧视情况，不妨借鉴艾滋病工作中的一些成功经验，这对于营造较为宽松的就医氛围，让患者主动纳入到科学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更规范地开展我国的性病防治工作均具有重要意义。
4 参考文献
[1]吴杰. 某大学临床医学生的性病相关歧视现状研究 [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7，41(1)：75-76.
[2]吴杰，秦薇. 某大学护理专业学生性病相关歧视现状研究 [J]. 中国艾滋病性病，2007，13(2)：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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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