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思想上的巨婴
时间：2019-02-05 04:42: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在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和“五四”时期作家文化心理等内容的感召下，深入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主要以郁迭夫小说《沉沦》中的“我”和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例进行论述。
关键字：多余人；“我”；魏连殳
有一种人被称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那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思想比较先进，超出一般人，而行动又迟于他的思想，与一般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往往是对当时的社会充满着梦想，但是当梦醒了又无路可走。也就是他们的行为与思想往往是相背离，不能达到统一。然而，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也可以被称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为他们往往是有思想但缺乏行为，或者是采取消极行为的人，具有适得其反的效果。这里的思想是一种积极的、先进的，看到社会现实的进步思想。消极行为是相对于积极行为而言的。积极行动是指一切积极、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消极行动是指消极、有害于自己和他人，对他人或自己造成危害的行动。这里说的“行动上的矮子”中的“行动”就是一种消极的，对他人和自己不利的行为。这种人习惯被称为“多余人”。
“多余人”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俄国，它的产生与当时俄国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在19世纪初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1812年击败拿破仑入侵后，一部分有觉悟，有理想，盼望改良的进步知识分子决心推翻沙皇的统治，但他们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了。于是这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把其希望寄托于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因此大量的“多余人”形象应运而生。这些“多余人”大部分有着共同的特征：首先他们是多余的、孤独的。有着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实际行动。因此，从思想上看，他们思想进步，看见了历史潮流的趋势和贵族阶级的腐朽，开始厌恶贵族生活，这种厌恶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反叛；从行为上看，他们又缺乏同贵族作斗争的坚定毅力和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缺乏一种积极地行动。由此可见，他们就成了整个社会中一种上不靠天，下不接地的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们沦为所谓的“多余人”。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最早出现于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有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同时波及世界各地，也影响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与19世纪的俄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民生活极其痛苦，人们渴望变革，希望打破这种悲苦的现状。于是大量“五四”作家在西方个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发现了自我个体的价值，认同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而真正开始了作为现代的独立个体必备的“自我”主体人格的设想和构建。他们不约而同的意识到中国的封建制度对人性严重束缚的各种弊端，并开始反省自己在内的中国人的人格现状。他们对自我弱小无助、孤独的揭示是为了争取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五四”作家的创作，大部分展现了觉醒者对旧秩序的反叛，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但这些反叛和追求也显示出强度、毅力和决心的不足，那种“意志顽狠，善斗不屈”的猛兽精神是很少展露出来的，也反映出他们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迷茫。因此，“多余人”形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小说中踊跃出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多余人”形象包括：郁达夫《沉沦》中的“我”，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巴金《家》中的“觉新”，柔石《二月》中的“肖涧秋”，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曹禺《雷雨》中的“周萍”等。他们大部分都看到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迫害，都想改变这种社会面貌，但最终他们表现出的是自我哀怜，自我毁灭，自我在肯定与否定、失落与寻找的漩涡中沉浮。他们有的“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视的贤人，有的“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眼泪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从这里表现出他们孤独、忧郁、自卑、敏感，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又没有实际行动，无法去改变现实的矛盾冲突，他们迷失了思想和行为应有的方向，同时也失去了对自我应有的把握，因此沦为“多余人”。他们当中有的是生来多余，比如周萍是一个私生儿，生来就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成为生来多余的“多余人”。有的是情感多余，比如《沉沦》中的“我”在情感中的困境，找不到自己向往的爱情，成为情感多余的“多余人”。还有的是生活多余，比如魏连殳生活极端贫困、苦闷，没有人帮助他，身边也没有朋友，使他成为生活多余的“多余人”。本文着重分析情感多余的“我”和生活多余的魏连殳。
《沉沦》中的“我”是一个较早接受了西方进步的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一颗救国的雄心，梦想将自己的才华与知识奉献给贫穷而落后的祖国。当有人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时，他仿佛被推上断头台一般惊慌失措，脸红心跳。日本人叫中国人为“支那人”，这“支那人”是骂人的话，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正因为如此，他生活在异国觉得孤独。而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说的话：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起来，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直到他最后心力交瘁，决定沉沦于海时还发出满腔的悲愤，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从这可看出，他对祖国贫弱的忧心和焦虑，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看出祖国的贫弱，这比当时的人思想先进，不过他也只能是发点自己的愤怒而没有去真正的反抗最后沉沦于大海。从这里表现出“我”是一个孤独内省敏感，缺乏正常人的人性发展的余地，转而以反常的病态向社会施以报复，也向自身实行自残。可以说他的忧郁导致他的自我沉沦，他时常感叹境遇的不公，但自身的性格缺陷则是导致他最后走向死亡的真正原因。
王国维曾说过：“人生充满了欲望，由欲望而引起追寻，追寻的途中由过恶而产生痛苦，由痛苦而产生忏悔的情绪，由忏悔之情的荡涤，陷于泥潭的灵魂得以净化、升腾。”《沉沦》中的“我”也充满着某种欲望，这种欲望表现在他的情感上。他一方面去窃视房东的女儿洗澡，窃听恋人的窃窃私语，乃至到妓院去寻求刺激；另一方面又在自己本能的冲动后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强烈自责，一种犯罪感。这些无疑写出了他陷入情感上的困境，写出他心灵破碎的同时，也揭示出他将苦闷转移到变态情爱的过程。在这种变态性心理的描写中，极大的摧残与压抑了自我的自然欲求，使人的本性遭到扭曲，变得软弱、卑微病态，他即寻求感官刺激和精神麻痹，又自我谴责，向往着自己的爱情，但对自己向往爱情的追求采取变态的方式。他“因有下意识的恪守，才可能有行为上的退缩。然而退缩成了这个觉醒者的悲剧结局，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他内心的痛苦，只能再一次证明他的软弱无力。“我”追求的爱情动机首先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得到异性的安慰、体谅和同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 精神的寄托，灵魂的依赖，这充分体现了他情感上多余的特征。他具有向往爱情的思想，具有想改变现实的意识，但是当他的梦破灭后采取一种消极的行动，使自己沉沦于大海之中，使自己成为情感上的一个“多余人”。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一个对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强烈不满，经常以无所顾忌的言论和举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进行抗争，对宗法社会里的制度和习俗表示极大地轻蔑和愤慨，他也曾对年青一代、对未来怀有信心，但是，在现实的逼迫和坏境的重压下，他的孤身反抗越来越无力，精神上越来越感到孤独与失望。他一方面找不到改造社会的力量，一方面又为社会所不容，终于一反常态，采取自卑自弃、玩世不恭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复。再看到社会的黑暗与压迫之后，自己的希望破灭之下，他没有勇气继续同那些恶势力斗争，而是开始妥协，采取复仇的方式来报复社会，这种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使自己走向毁灭，也是自己成了“思想上孤芳自赏，行动上同流合污”，社会上可有可无的人。这个特征与《沉沦》中的“我”有着相似之处。不过魏连殳独特的多余表现在他的生活多余这一方面。
魏连殳可谓在追寻理想的路上走得更远，然而走得越远无疑意味着他的落差越大。他“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里去教历史；对人总是爱理不理，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他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但领到薪水却立即寄给祖母，一日也不拖延。从这看出，他的理论激烈的可怕，而行动似乎是“百以孝为先的卫道士。”并且他受封建社会的压迫，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但结果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逆来顺受”，明明自己失败了，却还自以为得计了，认为自己是一个独醒者，从这显示出他是一个自夸自大的“假贤士”。作为一个单身的大龄青年，在那个可以一夫多妻的年代，他也是为外界所不容的。当他在生活上陷入极端的困境时，宣称自己还得活下去，而他活下去的动力就是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要和这些朋友一起与封建势力抗争，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一直喜欢的失意人得意之后离他而去，仅凭他一己力量是震撼不动旧社会的基础，他反抗也是徒劳无功，所以失败了。然而他生活在虎狼当道，邪恶横行的社会中，把他这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独行者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使他孤独地生，孤独地死。然而他是一个觉醒者，但往往缺少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梦，当梦醒后他同《沉沦》中的“我”一样，采取极端的行为去报复，结果使自己被封建社会又无情的“吞噬”。从魏连殳身上我们可以看出：
“想用骄傲和玩世不恭作为武器来反抗旧社会的压迫，来挣脱苦闷的镣铐，这样的人所得的唯一报偿就只是加倍的苦闷，甚至达到宿命论的程度。”魏连殳的生活是苦闷的、孤独的，没有人帮助他，没有朋友同他分担痛苦，只能迫使他沦为生活上的一个“多余人”。
从《沉沦》中的“我”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身上表现的“多余人”特征，从“五四”作家们创作出被社会抛弃，四处漂泊，无所归依的估计感受的“多余人”形象，揭示出“五四”环境下自我意识觉醒后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危机，显示出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对抗，从而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因此陷于孤立的地位。在我看来，这些“多余人”，他们或者接受封建制度的压迫，这样才能打破孤独的坚壁；或者是他们固守自我，甘愿承受孤独，甚至为此玉石俱焚，这样只能沦为当时社会上多余的人。然而他们大多数是不屑于“庸人”为伍，同时又不甘孤零零地被社会所忘却，外表脱俗清高，思想积极进步，但是往往缺乏积极地行动，就像“我”和魏连殳一样，最后只能成为一种思想与行为相背离的“多余人”。
总之，一个真正的典型，有着永恒的审美价值，这源于它总是可以超越时代民族，在人们心中不停地获得一种心理对位。通过对以上“多余人”形象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文化背景下，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敢于接受西方现代思潮，大胆地去挖掘人深层的心理意识，从而创作了一大批具有“自我”主体人格的人，即“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多余人”形象。这一批光彩夺目的“多余人”形象，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并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其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