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新一代气象雷达【2009军旅中篇:新一代作者渐成气象】
时间：2019-02-08 04:28: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集中读完2009年的近50件军事题材中篇小说,最明显的感触是:终于都是新作者、新作品了。虽说江山代有才人出,虽说年龄不饶人,但军队作家中那个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群落的扩张性存在,似乎维持得有点太久了――说句不太应该的话,他们甚至一定意义上压抑了一批90年代艰难起步、现已届中年的作家们的成长。所以,当我现在数出王凯、朱�鸢、王凤英、赵宇、王甜这样一些人们肯定还有些陌生的名字时,大家最好不要见怪。
我记得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在某些场合听到过作家们议论说,中篇小说的创作,有时候比长篇小说的创作还要困难。这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一部布局得当、叙事充沛、结构精巧的中篇小说,有时候的确比一部扬扬洒洒的长篇小说更具魅力,也更具艺术创造的难度。有时候,一部杰出的中篇小说往往就是一部精致的长篇小说,而一部漫无节制的长篇小说很可能徒有百万千万的字数而什么都不是。只要想一想出自茨威格那样的大师之手的一部胜似一部的“中篇”,我们就会知道,“中篇小说”这个看似不具名份的小说种类,其实是考验一个小说家创造力的最好尺度。
军旅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勃兴,多半有赖于中篇小说这一形式。像李存葆、朱苏进、莫言、乔良、苗长水等一大批作家,差不多都是以中篇小说的创作来建立他们的文学基业的,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自始至终就没有涉足过长篇的写作,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小说家地位或文学声望。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长篇渐多而中篇衰微,至少是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中篇小说不多见了,这个受人尊敬的小说种类一度成为文学新人们冲刺“作家”头衔之前的预习作业,不能不说是令人沮丧的事情。
鉴于当下的许多长篇小说都越写越长,而目的大多不过是在争相为下一步的商业影视剧脚本提供素材,因此而显现出某些堕落情形时,我在此要特别强调中篇小说地位的重要,也要向那些为捍卫小说荣誉而孜孜不倦地写作中篇小说的人表达敬意,并且寻找证据。我知道,这样的工作只有从近年加入军旅文学写作的新面孔着手。
朱�鸢的《坝上行》,是最有可能告诉我们今天军队中兵员成分变化消息的小说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走进军营,任职于重要或不重要的岗位。在经历了全方位的市场化洗礼和互联网文化塑造之后,他们的心灵和意识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人生道路将会如何开始?与之前朱苏进、李存葆等人笔下单向度的“军人”不同,朱�鸢观察到的,是一群触角灵敏、自我意识活跃、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对军队、对责任和荣誉之类的价值,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他们选择而不是被灌输和强制。新的兵员成分不等于新的军队现实,但至少为我们认识今天的军队和军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作为生活在预备役部队的一名基层军官,朱�鸢也注重吸收处理新的生活语言,包括时尚语言、网络语言,行文往往轻松自在,幽默谐趣,有意疏远以往太过作者化的腔调,这让人隐约想起赵树理等前辈作家的可贵努力。在《蓝色沙漠》中,王凯提供的同样是一组不卑不亢的新军人群像。外部的律令和内在的自我相互作用,上升与坠落的诱惑同样存在,在看似近乎荒诞命题中居然生发出诗意:克服平庸的冲动成为完成军人形塑的关键驱动。这是让小说重归于体面的重要努力,因为任何重述或镜子式的反映,都必然将生活本身的瑕疵甚至邪恶带入作品,譬如一些作者乐于在作品中表现的深层的圆滑自私,对人际关系中致命的腐化的纠缠,还有消极的所谓遁世和“看透”之类。王凯的写作已日趋成熟,他的认真和专注是他步步为营迈向成功的关键。
任教于武警部队院校的王凤英,无论从其小说叙述能力的自在裕如,还是在作品中对道德人格的兀自标示,都透露出一股难以言传的优越和清高。她居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君子之道、丈夫气概与当代军人的严格自律相对接,而且天衣无缝,直让人猜测她似乎受过只有张爱玲那个时期的作家才可能有的某种“旧式”教育。以军人的正直、正气、磊落等人格力量与军人价值之间密切关系为探究对象的《黛色参天》,显然只是她深厚小说功力的“冰山一角”。即使是科技工作者身份的唐本奇,也出手不凡,他有一部《冬至的饺子》,看上去原本是要让一对突然面临二次择业危机的军人夫妇陷入愁云惨雾,最终却出其不意地以一种自我安顿的平常心,化解烦闷无解的“社会问题”,实现了心灵的自我救赎,获得了对充满竞争性蛮力的生活苦厄的解脱,一瞬间让人心生安慰和平静。这样的小说在军旅作家的笔下并不少见,但分寸往往不容易把握,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所谓新写实小说那样的“烦恼人生”的套路。
还有更多的作者和作品是无法在此一一列举的,不过这些作者们和他们的作品,注定已在逐步更新军旅小说力量格局的那个长长的名单中,当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将无可阻挡地成为军旅小说创作的核心队伍。这一班新人的写作中如果说有什么需要警惕的话,那就是整个8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似乎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种过分的平静和冷漠,缺乏对现实的观察、介入,尖酸刻薄、调皮笑骂有余,激情、想像和理性都相对匮乏。相反,80年代那一批作家能在某种程度上能一时风骚,正是由于他们那种并非与现实同步的理想情怀。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是理想的同义语,由于渴求理想而寻求文学表达的审美创造过程,是人获得精神净化与提升的关键需要所在,写作因此而有可能达致超凡脱俗。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没有热情的、冷冰冰的职业化写作,就等同于实用写作、功利主义写作,当然是无法获得尊重的。另有一种迹象,在这里我姑且称之为新的假大空。即随着所谓大国崛起之类话题的聒噪,人们好像认为经济自信会自动转化为文化的自信、文明的自信,结果容易滋生出近乎虚拟的国家与民族自负来。这种貌似正当的情绪渗入文学表达,则多显示为一种浅薄的国家与民族情绪的宣泄,这反倒远离了惯以忧患、同情、命运与共等挚爱之核为特征的深刻人文关切,与真正的爱国诉求有着霄壤之别。新的假大空还表现在,一些作者热衷于构筑所谓“世家”之类的军人血缘之链,在军人与国家、使命与忠诚、责任担当与功名荣誉之间建立简单的逻辑关系,这都是对文学使命进行不当简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