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修辞幻想研究
时间：2020-09-18 04:22: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他的《台北人》系列小说集是修辞幻象交织的艺术文本。但先前评论界对其小说的研究主要是从思想主题、创作特色、悲剧艺术风格、与大陆作家的比较研究这几个方面进行，从语言学方面进行研究的还很少。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台北人》系列小说集进行全新的修辞阐释。笔者在前人对修辞幻象的研究基础上，根據自身理解并联系具体文本，将修辞幻象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为与现实对立的、空幻而非真实的形象，并归纳出其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非现实或非实体存在形态，二是基于现实联系而又超越现实联系。需要指出的是，修辞是一种利用语言手段增进情感传递的表达效果的语言活动，修辞幻象作为一种修辞运作方式，对它的研究阐释必定与挖掘文本的内涵主旨相结合。
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修辞幻象
作者简介：张焕，女，汉族，河南南阳人，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2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关注的台湾作家之一。从1958年登上文坛始，除了散文、杂文、喜剧外，在小说领域总共只发表过短篇小说三十六篇，长篇小说一部，但这些微量的精品是其丰富的人生经历的积淀，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观念内核正是作者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
一、《台北人》修辞幻象类型解析
（一）修辞幻象—观念内核
观念是人们对事情的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化之集合体。“《台北人》是高度凝缩的观念化的作品，作者把人类、时间、历史、命运、文化等作为研究的认识对象，以情为底蕴发而为文，因而我们可以在其中抽象出一些空幻的、具有高度凝缩性的观念内核。”[1]观念内核修辞幻象是表达者对原有所指对象的超越，是作者的时间观、历史观、命运观、文化观等心理结构、宗教情怀的表象化及其自我心灵世界在文本中的呈现。
今昔幻像是在有限的文本篇幅之内，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小说中常常是死亡）加以浓缩比照，于时间的幻变中阐释历史擅变下人类无法把控的无常的命运走向。《台北人》以《永远的尹雪艳》开篇，正是作者为《台北人》系列小说集写下的隐喻式开场白。永远不老的幽灵，被赋予跳出时空界限俯视众生的独特视角：“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是昔日隆盛的幻影，而头发全白、走路踊姗、常年淌着眼泪、眼圈溃烂的吴经理之流是象征惨淡现实的幻象。”[2]末篇《国葬》借一场葬礼为逝去的时代写下挽歌，往昔之辉煌的幻象在秦副官的意识流动中徐徐展开，而又在李浩然将军抗战凯旋归来渴陵中山陵这一代表其军事生涯巅峰的幻象中戛然而止。全文不断在葬礼与由葬礼所见所闻引发的意识流动中切换，所表现的李浩然将军的人生历程与葬礼喻示的肉体之消亡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今昔幻象。
（二）修辞幻象—语境因素
小说情境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语境因素，由与故事情节所发生的空间相关涉的一系列物象共同组成。“在修辞接受中，真实接受语境是接受者亲临某种情境，虚拟接受语境是接受者想象中的某种情境”，[3]《台北人》中，场景作为参与建构文学话语的文内语境之一，除了单一的直观的物象描绘，还融入了融入历史、哲思的深层蕴含，构成一种含有隐喻意味的情境幻象，力图引领读者进入作者制造的虚拟接受语境中。该幻象通过对故事情节所关联的场景的反复渲染，烘托出具有内在审美意味的统一的语境，在读者的心理层面重建一种象征性的现实。
如《思旧赋》里的场景：“院子的小径上，生满了苍苔……石径两旁的蒿草，抽发得齐了腰，非常沃蔓，一根根肥大的茎秆间，结了许多蛛网，网上劲满了虫尸。”[4]通过毫无人之气息只有虫尸的恐怖场景，作者营造了一个恍若“活坟场”的情景幻象，而昔日留学国外风华正茂，如今痴傻的少爷就像是被丢弃在这荒野中的行尸走肉。作者截取这一幕作为叙述的“切口”，毫无生机恍若“坟场”的情景幻象及活动其中的痴傻少爷影射了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进而影射人生无常盛衰不定的哲思。文本中充满死亡气息的神秘、悲凉、凄清可怖的情景幻象潜在地造成读者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使得文本自始至终都笼罩在一层死亡的恐怖阴影中，也和文本以两位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为叙述者相契合。作者没有明说少爷是因何而精神崩溃，在这坟场幻象里唯一的生灵就是看到谁都“嘻嘻地傻笑起来”的少爷，作者把他置于一个仿佛被现世遗忘的苍凉荒芜的幻境里，他退缩到疯癫的世界里，遁离现世。
二、《台北人》修辞幻象建构策略
（一）融合传统文化因素参与修辞幻象建构
诗词、意象、巫术宗教这些传统文化因素，不仅在读者的心理层面构建具有深意的修辞幻象，更为文本笼罩上充满着历史的幽深和玄虚的古典韵味。古典诗词参构形成修辞幻象，即古典诗歌主题及其关联的人和事，隐喻、对应、暗合小说文本，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象征性修辞幻象。通过反复强化性的隐喻、暗示，幻象与小说主题、人物达到由表及里的深度融合与统一，形成一种“意在言外”的修辞信息。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经验为基础，引领读者进入诗歌所制造的语言幻觉中，从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表达意旨。
《台北人》中十四个短篇，以诗词直接为标题的文本有：《思旧赋》《梁父吟》《游园惊梦》。小说的标题“往往包含着对整部小说来讲最为重要的信息，并以最凝练的形式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读者，引领读者准确地理解作品，正确地评价人物。题目的这种特殊地位和关键作用，使它常常被小说家用来强化作品的象征性。”[5]作者以诗词为标题建构修辞幻象，诗词高度凝练的深层内涵赋予小说多重的意义，引导读者进入作者营造的幻象空间。
“梁父吟”一词，出自李商隐《筹笔骚》“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及杜甫的《登楼》“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作者以《梁父吟》为题，显然是以诸葛亮为修辞幻象观照王孟养：诸葛亮辅佐刘备以图重兴汉室江山，立下汗马之功，暗合王孟阳追随国父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南征北伐，屡立奇功，一心统一中国;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暗合王孟养壮志未酬，老死异乡。以诗词为牵引带出诸葛亮，修辞幻象生成的基础是二者命运的相似性，使得读者对历史上诸葛亮鞠躬尽瘁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惋惜慨叹也自然投射到王孟阳身上。
（二）借鉴现代派技法构建修辞幻象
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最早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先驱詹姆斯创造，用来表示意识的流动特性：个体的经验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意識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从来不会静止不动。后自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陶罗赛·瑞恰生的小说《旅程》开始，被引入文学界，作用于作家的创作，并产生了“意识流”文学。
而中国现代派作家也有意识地运用意识流手法，打破中国传统小说所具有的注重情节的新奇、曲折和完整性的特点，通过散乱的结构及缺乏前后相因的逻辑秩序的想象性建构，呈现出一种与传统小说模式完全不同的表象世界。
意识流的特点是“不按逻辑法则的规定，不受时空观念的牵制，摆脱因果关系的考虑，而遵照‘心理时间的概念，进行‘放射性的自由联想、回忆，或对直感、直觉的瞬间情绪进行细致入微的状描等，故事和意念跳跃、多变，而不通过有线可循的情节来串联”。“白先勇受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感物说的影响，以外在景物点化生成牵引内在意识流动，即通过对逻辑法则、时空观念的消解，用意识流无规则的自由联想建构起非真实的修辞幻象。”[6]
“《台北人》中，意识流对修辞幻象的构造，着重于把过去的瞬间和现在的瞬间渗透在一起，眼前景象与内心幻想重叠，外在表现为虚幻的意识流动。意识流幻象打破今夕界限，在叙述逻辑的链条里套入插叙和倒叙，在插叙和倒叙中又混入当下感受与内心独白，即在时空颠倒跳跃和交叉中表现人物心理。”[7]始于眼前事，又不断超越之，不断牵引勾连之，在现实层面外，不时照见过去的幻影，使读者得以从语符汇成的表层流动中，窥探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捕捉微妙的心理活动轨迹，深化对文本主旨的认知。
三、总结
修辞幻象作为一种修辞运作方式，它是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当我们进入小说叙事的深层，把人物及其故事放在整个人类生存方式、历史、命运的整体链条去考察，就会发现，它们指向一个超越性的世界，这就是观念内核存在的幻象世界。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小说集涉及了多重幻象，修辞幻象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生、时间、命运自觉式的沉思和唱叹;语境因素修辞幻象则是选取最富有表现力的一些语境因素，通过象征、隐喻等一系列修辞，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审美角度，引导其细微体察语境因素中所隐含或暗示的没有言传之物。
白先勇虽被归为台湾现代派文学的阵营之中，但其小说技法“融传统于现代”，因此很难说《台北人》中丰富的修辞幻象建构手法哪些是现代派的流脉，哪些是古典文学的承继，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本文从与中西方小说普适性的联系出发，将《台北人》修辞幻象的建构粗浅分为融合传统文化因素及借鉴现代派技法两个大类，其中前者包括古典诗词、传统意象、巫术迷信和色彩驾驭，后者包括意识流，共同支撑修辞幻象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璐.论地方文化在白先勇小说中的价值和功能[J].歌海，2019（02）：114-119.
[2]武俊宇.悠悠哀歌中的寄生、超越与浮华——评白先勇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8（12）：40-41.
[3]李怀宇.白先勇的文学因缘[J].法人，2019（03）：90-91.
[4]杜莎.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艺术观比较——以《传奇》和《台北人》为例[J].东南传播，2019（01）：140-142.
[5]王明洁.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J].戏剧之家，2019（05）：195-197.
[6]李咏梅.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与电影改编[J].南方论坛，2019（01）：164-168.
[7]汪睿.社会记忆与国族认同——以白先勇《台北人》为考察中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12）：5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