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在摩洛哥

[关键词]

摩洛哥

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冠军企业

关键字（段）

与中东北非地区大多数国家一样，摩洛哥也采用了基于政府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国家通过资助部分企业来控制其生产方式。

这种发展模式起源于摩洛哥统治阶级——“马赫赞”对社会各方面控制的需要，尤其是经济领域。

1983年，经济持续下滑和社会不满的增加，迫使国王哈桑二世放弃了摩洛哥化政策，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开启了经济自由化和“去摩洛哥化”运动。

从1983年开启的去摩洛哥化运动和私有化政策，虽然在本质上是摩洛哥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延续，但其经济表现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转向以科技和知识为主的竞赛，国家冠军企业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

大多数有国际规模的摩洛哥公司都在非洲拥有业务。这些摩洛哥企业既包括公共企业，也包括大量的民营企业，集中在工业、电信、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国家冠军企业。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转变是提出非洲战略。

穆罕默德六世治下的摩洛哥能平稳地发展20年，与其君主制政体的弹性策略有关。

摩洛哥发展模式基本上解决了发展中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的双重目标，但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却远远未达到目标。

20世纪以来，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现有文献较多关注“经济奇迹国”或“经济大国”的发展模式问题，但较少关注以政治稳定为核心的小国发展模式研究。2010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相继爆发了“阿拉伯之春”、苏丹军事政变、阿尔及利亚政权更迭等政治事件。可以看出，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几乎都未能抵御大规模抗争政治的影响，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却能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政局。作为非洲西北角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摩洛哥自1956年独立至今一直维持着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发展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自1666年起，来自谢里夫家族的阿拉维王室一直统治着摩洛哥，延续至今。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面临持续的大饥荒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摩洛哥王室就通过调节经济政策，建立了“王室-经济精英-普通民众”的治理框架来消减社会恐慌。独立后，摩洛哥王室仍然秉持着这一理念：经济政策调整是消除内外威胁的重要工具之一。摩洛哥商业律师希沙姆·纳希里（Hicham Naciri）指出，21世纪以来，摩洛哥代表了非洲大陆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即在缺少自然资源的背景下，通过建立强大的民营集团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鉴于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独立以来摩洛哥发展模式及其背后逻辑。

联合国和西方学者均将发展定义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人类等各个领域的可持续进步。笔者认为，在考察中东非洲地区的国家发展时，须重点将政权稳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三个因素同时纳入其中。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摩洛哥发展模式的基础——国家资本主义是如何演变而来的？（2）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物，国家冠军企业对促进摩洛哥发展有何积极作用？（3）摩洛哥发展模式有何特点以及还存在哪些困难？

一、摩洛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演变

与中东北非地区大多数国家一样，摩洛哥也采用了基于政府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state capitalism），即国家通过资助部分企业来控制其生产方式。[1]从政商关系的发展历程看，摩洛哥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寻租、任人唯亲、庇护以及后来的“新世袭主义”。所以，摩洛哥国家资本主义又被学界称为“庇护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起源于摩洛哥统治阶级——“马赫赞”（Makhzen）对社会各方面控制的需要，尤其是经济领域。“马赫赞”对经济领域的持续干预，辅之以“仲裁人”的治理模式，最终发展成了摩洛哥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一）殖民时期（1912～1956年）

18～19世纪，“马赫赞”一方面控制着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商路，另一方面准许部分与王室亲密的摩洛哥商人建立自己的品牌。1912年，摩洛哥进入殖民时期后，一些传统大家族继续在殖民经济体系下从事贸易与商业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法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摩洛哥商业迅速发展，经济中心也从政治中心菲斯转向了欧洲人居多的沿海城市卡萨布兰卡，同时，菲斯大家族也将商业阵地转移到了卡萨布兰卡。这一时期，菲斯家族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他们开始支持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为独立后在政商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二）国家构建阶段（1956～1972年）

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王室在政治上面临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在经济上面临国家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摩洛哥资本在殖民时期非常活跃，但相对外国资本，只占不到5%的份额。因此，独立初期，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急需创立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同时还需要培养一批忠诚于王室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促进经济发展，摩洛哥开始采取了一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国家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1959年，摩洛哥设立了第一家国有银行——摩洛哥外贸银行（Banque Marocaine pour le Commerce Extérieur），核心功能是為摩洛哥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贷款;制定了促进民族企业发展的保护主义税收政策;大力兴建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大坝和灌溉系统，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发展。由此，摩洛哥王室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培育了位于农村的农业资产阶级和位于城市的工业资产阶级（以纺织业为主）。

（三）摩洛哥化阶段（1973～1982年）

20世纪70年代初，两次未遂的军事政变使得国王哈桑二世决心加强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这直接导致了1973年《摩洛哥化法》的启动。摩洛哥化措施波及了1500家外国公司和400000公顷的土地，涉及矿产、铁路、农业、银行等行业，目的是让摩洛哥资本接管外国企业和外国占有的摩洛哥土地。从摩洛哥化之后的资本流向来看，一部分公司直接由哈桑二世或者王室控制，另一部分是由与王室有亲密关系的新资产阶级所掌握，他们主要来自摩洛哥南部的苏斯地区。因此，摩洛哥化行动是进一步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王室可以通过新建立起来的资本体系来干涉与控制国家经济事务。

1919年由法国和荷兰建立的北非证券集团（Omnium Nord-Africain，简称ONA）在摩洛哥化过程中就完全由摩洛哥王室接管。在王室的控制下，20世纪80年代初，北非证券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与并购，并在1982年形成了COGESPAR-SIHAM-ONA联盟，旗下共控股85家公司，涉及行业包括矿业、汽车组装、食品工业、快消和金融等。1966年成立的国家投资集团（Société Nationale dInvestissement，简称SNI）也是摩洛哥化的重要举措。国家投资集团在摩洛哥化階段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股份继而再转手出售给公众的形式，一方面重启了卡萨布兰卡证券交易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20 世纪80年代在摩洛哥化政策的影响下，摩洛哥经济出现了回暖

1973～1982年的摩洛哥化阶段，王室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可以服务于国家的新企业家阶层，以减轻国家的投资义务。这一时期，摩洛哥经济精英的地缘图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忠诚于哈桑二世的政治精英开始涉足经济事务;另一方面摩洛哥南部苏斯地区的经济精英开始进入能源、旅游、房地产等国家核心经济部门。

（四）经济开放阶段（1983年至今）

在摩洛哥化政策的影响下，摩洛哥经济出现了回暖，GDP从1978年的130亿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210亿美元，但这种极为短暂的回升无法弥补因公共支出产生的大量债务。令摩洛哥经济雪上加霜的是，1979～1983年间，国际磷酸盐价格大幅度下跌，这导致摩洛哥“近乎破产”。[2]1983年，经济持续下滑和社会不满的增加，迫使国王哈桑二世放弃了摩洛哥化政策，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开启了经济自由化和“去摩洛哥化”运动，即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3]从1983年开始，摩洛哥进入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下的稳定化改革。从1993年到2005年，摩洛哥政府集中推进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1989年，摩洛哥正式推出《私有化法案》（La Loi de Privatisation），1993年第一家国有企业“糖产品公司”（Socie?te? des De?rive?s du Sucre）进行私有化改革。[4]此后私有化开始扩展到基建、电信、农产品、银行和旅游等领域。[5]私有化进程开启了摩洛哥大私人资本（Grand Capital Privé）进入摩洛哥核心经济领域的大门，共有114家公司参与私有化，其中最为成功的私有化案例是摩洛哥外贸银行和国家投资集团。

从中东欧的私有化经验来看，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前就已掌权的精英是私有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同样，在摩洛哥，我们也能看到私有化使得已经集中大量私人资本和大量物质或社会资源的精英群体受益。[6]1995年，摩洛哥外贸银行被摩洛哥商业大亨、来自贵族家庭的奥斯曼·本杰伦（Othman Benjelloun）收购。收购后，摩洛哥外贸银行被整合进了本杰伦的商业集团，成为其商业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7]同样，摩洛哥王室通过其控股的北非证券集团收购了国家投资集团的51%股份。1996年，该集团的营业额就达到了4.32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北非证券集团的第二大集团，同时还控制着工业、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投资。

法国学者奥德·西尼奥勒认为：“私有化政策的实际结果与其说是国家的退出，不如说是国家内部的重新部署。”[8]这种重新部署既反映在国家权力干涉的削弱上，也反映在其干预领域的增加上。国家将某些经济和社会职能“移交”给私人行为者，这些行为者为国家获取效忠和间接控制人民提供了支持。在摩洛哥，这种重新部署体现在摩洛哥王室通过私有化行动将更多的经济精英纳入其政治经济网络。由此，摩洛哥私有化的结果是导致国家经济的再集中化，培育了更多的商业家族。从这个角度看，私有化政策通过合作和排斥培育了谋求利益的联盟。寻租的“铁律”[9]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其维持和强化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商人-官僚体系。他们结成小集团，通过影响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来寻求互惠互利。

二、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的兴起、发展与作用

从1983年开启的去摩洛哥化运动和私有化政策，虽然在本质上是摩洛哥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延续，但其经济表现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GDP保持着4%～6%的稳固增长率，预算赤字从1983年的12%降到了1993年的3%，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到1996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7亿美元。[10]因此，正如史蒂文·海德曼（Steven Heydemann）所言，“在某些条件下，寻租、改革能力和改善经济表现之间也可能存在正和关系”[11]。梅兰妮·卡米特（Melani Cammett）通过对摩洛哥纺织业的研究表明，从改革的赢家或输家的角度来考虑私有化政策的社会政治影响是多么的狭隘。[12]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取得较好经济成就的背景下，1999年继位的穆罕默德六世却面临着三大困境：第一，私营企业不愿参与公共事业的投资;第二，摩洛哥大型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欧美为主）;第三，社会发展滞后。基于此，穆罕默德六世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了修正，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扶持原有的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型经济部门，其目的是培养更多的行业龙头企业。因此，在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初期，摩洛哥开始推动国家冠军企业的发展。

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1953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查尔斯·文·威尔逊在谈到其任职过的美国通用公司时说道：“对国家有益的政策也对通用汽车有益，反之亦然。”[13]这一讲话意味着国家与大企业可以建立牢固的联盟，前者为后者提供在国际竞争中所需的一切特权性资源，如保护性税收制度，同时维持必要的干预权，而后者则为拓展国家利益服务。这类企业还有丹麦的马士基、英国BAE系统公司、芬兰的诺基亚、欧洲空客公司等;20世纪70代以来，新兴国家也发展了大量的国家冠军企业，如沙特阿美石油和韩国现代汽车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转向以科技和知识为主的竞赛，国家冠军企业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

2004年，摩洛哥的大众媒体开始出现了国家冠军企业的概念。这一年，摩洛哥两大私有银行瓦法银行（Wafabank）和摩洛哥商业银行（Banque Commerciale du Bank）合并成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Attijariwafa Bank，简称AWB）后，摩洛哥《经济学家报》（LEconomiste）报道称：“两家银行的合并在摩洛哥创造了‘国家冠军企业。”[14]此后，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使用该概念，据《青年非洲》杂志称，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前老板哈利德·乌德基里（Khalid Oudghiri）是第一個使用国家冠军企业来彰显摩洛哥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定地位的企业家。[15]自21世纪初以来，摩洛哥各个行业都出现了国家冠军企业，如房地产行业的阿道哈（Addoha）、电信行业的摩洛哥电信（Maroc Telecome）、能源行业的阿克瓦集团（Akwa Group）等。

尽管摩洛哥官方从未公开提出发展国家冠军企业的战略，但自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其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变，事实上支持和发展了众多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据萨勒曼·马哈乌德（Selma Mahaoud）的研究，穆罕默德六世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扶持大型私有企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福祉。[16]与哈桑二世提倡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样，穆罕默德也坚信这一战略。由此可以看出，穆罕默德六世扶持国家冠军企业的背后逻辑在于：规模效应有利于集中资源，而集中起来的资源有利于控制和利用。作为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产物，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对促进摩洛哥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促进就业。根据摩洛哥高等规划署（HCP）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创造就业方面，摩洛哥私营企业（包括非正规经济）占比达到91.7%，剩下的皆由公共部门创造。从具体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农牧业、高新技术、外企、航天航空和汽车制造业等，其在2014～2015年共创造了103000个工作岗位，占总数的40%。从具体企业来看，2015年，三大国家冠军企业皇家磷酸盐集团、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和摩洛哥电信招收的工作人员分别达20700、17223和12394，成为摩洛哥就业市场的主要贡献者。[17]

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大大推动了摩洛哥的经济发展

第二，提升国民生产总值。尽管摩洛哥的大多数生产组织都是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其增值占比也能达到20%左右，但国家冠军企业仍然是摩洛哥GDP的主要贡献者。如2013年，皇家磷酸盐集团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3%。2015年，国家投资集团营业额达到334亿迪拉姆，占当年GDP的1.5%。

第三，贡献税收。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也是政府财务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经济学家》报道，2015年摩洛哥前100强企业缴纳的税款达244亿迪拉姆，占比达37%。2013年，前10企业占企业所得税的比率达26%。[18]根据摩洛哥咨询公司Inforisk报告显示，摩洛哥电信、皇家磷酸盐集团、摩洛哥烟草公司和以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为首的银行常年排在前列。[19]

第四，丰富投资结构。罗伊·哈罗德和埃弗塞·多马在其经典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提出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哈罗德认为投资不仅可以刺激总需求，而且可以提高生产能力。摩洛哥高等规划署在评估投资对摩洛哥经济增长时也认为：“一家大公司的投资行为会通过模仿与学习效应（外部效应）使其他公司受益。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双重作用：提高生产率和提升外部效应。”尽管目前摩洛哥的政府投资和外国投资占较大比重，但民营资本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以皇家磷酸盐集团、摩洛哥电信、国家投资集团和阿道哈等为主的国家冠军企业。

第五，服务于王室的外交战略。非洲已经成为摩洛哥冠军企业跨国经营的核心目的地。近年来，大众媒体对摩洛哥王室在非洲大陆访问的报道时，总会提及摩洛哥大型企业高管陪同王室会见政府官员，并在访问结束前签立各种双边协议和伙伴协定。例如法国《世界报》在报道摩洛哥王室一次东非之行时称：“摩洛哥资本开启了非洲之旅。”[20]摩洛哥智库阿马杜斯总裁法西·菲赫里（Fassi Fihiri）指出，大多数有国际规模的摩洛哥公司都在非洲拥有业务。这些摩洛哥企业既包括公共企业，也包括大量的民营企业，集中在工业、电信、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国家冠军企业，如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摩洛哥外贸银行、皇家磷酸盐集团、摩洛哥电信、马纳格姆（Managem）等（见下表）。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转变是提出非洲战略。这一战略包括：其一，加强南南合作，促进非洲发展，加强非洲认同;其二，抓住非洲发展机遇，促进摩洛哥经济发展;其三，寻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摩洛哥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支持——这也是摩洛哥非洲战略的最重要政治动机。通过动员国家冠军企业介入王室非洲战略，2018年，摩洛哥已成为非洲本土最大的投资国。过去10年摩洛哥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收购，使其足迹遍布撒哈拉以南非洲，摩洛哥85%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都流向了非洲。

三、摩洛哥发展模式的启示与前景

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摩洛哥发展模式两大核心要素。在摩洛哥语境下，国家更多的是指代以国王代表的王室集团。虽然摩洛哥是君主立宪制国家，2012年修订后的《宪法》也限制了国王的诸多权力，但由于国王具有教权（“信士的长官”）和王权（阿拉维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双重身份，其在国民中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理上的制度限制难以逾越神圣权力。此外，摩洛哥国王在治国上秉持的是“离岸式”的治理模式，即国王充当国家的“仲裁人”，允许社会各种力量、思潮和制度的出现，当社会中出现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王权安全的现象时，国王才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权力来解决。

从这一逻辑出发，在发展模式上，国王哈桑二世在独立后就选择了受西方国家认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通过特权阶层充分干预经济活动，集中国家有限资源发展经济。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资本的涌入和全球化的深入，穆罕默德六世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扩大化，采取了限制性的自由化改革，创造了大量国家冠军企业来管理国家经济。

从横向来看，穆罕默德六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要远远成功于20世纪70年代哈桑二世的政策;从纵向来看，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都曾制定过以国家干预为主的限制性市场经济，但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从上述国家的经验来看，国家资本主义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私营部门的发展被忽视;第二，核心资源由中央政府牢牢掌控，难以在社会中更广泛地流动。其政治后果是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间会出现持续性的紧张关系，继而危及政权生存。20世纪70年代初摩洛哥连续遭受军事政变，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2011年埃及、突尼斯和叙利亚都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了政权更迭，这些均是国家资本主义破产的鲜活案例。

穆罕默德六世治下的摩洛哥能平稳地发展20年，与其君主制政体的弹性策略有关。笔者在考察摩洛哥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现，摩洛哥存在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即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之间的弹性公共空间，它能缓解国家权力干涉私有事务带来的紧张形势及负面效应。[21]摩洛哥公民社会的发展始于独立初期左翼势力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其后扩大到工会、女权、人权、柏柏尔文化运动等领域。哈桑二世时期，公民社会的运作皆由持激进主义思想的政党组织领导，其与王室之间的关系以紧张为主。进入新世纪后，为了表现与过去“一笔勾销”，穆罕默德六世相继设立了解决人权问题的平等与和解委员会、回应女权运动的《家庭法》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深化私有化政策等，这些政策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公民社会的不合理发展也会动摇君主政体的稳定性，如21世纪初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公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为基础，给摩洛哥王室制造了诸多麻烦。对此，穆罕默德六世采取了笼络、平衡与政治威逼的综合性策略，将公民社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在王室深入参与公民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摩洛哥的公民社会被分成了三个部分：体制内的各类协会、体制外但支持王室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体制外的中立非政府组织，它们都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出诉求。据统计，摩洛哥现有各类公民社会组织达116836个。[22]众多的公民社会组织创造了自由的社会环境，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例如，摩洛哥企业家联合会曾在调解国家与企业间的关系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摩洛哥强大的工会组织也能发挥监督国家冠军企业腐败的作用。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冠军企业的发展模式须加上强大的公民社会，方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摩洛哥发展模式基本上解决了发展中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的双重目标，但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却远远未达到目标。从2001年至2017年，摩洛哥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两极分化的状况：宏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严重不匹配，具体体现在GDP的增长率不足以解决摩洛哥一直存在的失业问题。2012～2017年，青年人平均失业率达到19%以上，[23]根据摩洛哥高等规划署统计，2017年城市青年人失业率高达42.8%。[24]此外，现有发展模式也未能充分解决社会不平等与贫穷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

导致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有：第一，经济增长不足，创造就业岗位能力还有待加强;第二，在青年人口占人口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缺乏职业培训，技能不足以满足工作所需;第三，法律不完善，大量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25]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活力不够。长期以来，摩洛哥存在着一种经济悖论：从2011年以来，摩洛哥创造了大量国家冠军企业，外国投资额也大幅增长，但投入社会的资本仍以政府投资为主，私有部门活力显然不够。

大量经济学研究表明，私营企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虽然相较于哈桑二世时期，穆罕默德六世时期的私营部门的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执政初期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四年内。但是，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已经在私有化改革中充分获得利益的私营群体对于社会再分配的需求降低，深化改革的阻力势必将会增加。因此，对摩洛哥來说，国家冠军企业纵然是财政收入以及公共与私营投资的关键贡献者，然而，摩洛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规模如此之大，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摩洛哥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下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改善商业环境、加强对教育和基础实施的投入，还是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竞争环境，平衡国家冠军企业与私营企业，以解决日渐复杂的社会问题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儒西）

注释：

* 本文是第66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摩洛哥君主制国家政治稳定研究”的前期成果。

[1] Alex Dupuy and Barry Truchil，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8， no. 1， 1979， pp. 1～38.

[2] Guilain P. Denoeux and Abdeslam Maghraou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Morocco，”  in Azzedine Layachi， ed.，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Africa， London：
Praeger， 1998， p. 98.

[3] Diana K. Davis， “Neoliberalism， Environmentalism， and Agricultural Restructuring in Morocco，”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2， no. 2， 2006， p. 89.

[4] Koenraad Bogaert， “Urban Politics in Morocco：
Uneven Development， Neoliberal Govern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State Power，”  Ph.D. Dissertation of Ghent University， 2011， p. 167.

[5] “Quel Essor pour le Maroc：
L，avis de Driss Benhima， ” Telquel， no. 792， 22 Décembre au 4 Janvier 2018， p. 34.

[6] Myriam Catusse， Le Temps des entrepreneurs. Politique et transformations du capitalisme au Maroc，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2008.

[7] Selma Mahaoud， Les Champions Nationaux：
Léquation du développement au Maroc， Casablanca：
En toutes lettres， 2018， p. 58.

[8] Aude Signoles， “Réforme de l?tat et transformation de laction publique，” in E. Picard （dir.）， La politique dans le monde arabe， Paris， Armand Colin， p. 252.

[9] Steven Heydemann， ed.， Networks of Privileg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Revisited， Berlin：
Springer， 2004， p. 24.

[10] Steven Friedman， “A Tale of two Economic Developments：
Tunisia and Morocco，” 10 April 2010， CUREJ：
Colleg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lectronic Journ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urej/120.

[11] Steven Heydemann， “Networks of Privilege：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in Steven Heydemann， ed.， Networks of Privileg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Revisited，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2.

[12] Melani Cammett， “Challenges to Networks of Privilege in Morocco：
Implications for Network Analysis，” in Steven Heydemann， ed.， Networks of Privileg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Revisited，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245～279.

[13] Selma Mahaoud， Les Champions Nationaux：
Léquation du développement au Maroc， Casablanca：
En toutes lettres， 2018， p. 18.

[14] “Maroc-France， 50 ans après Que font les entreprises fran?aises au Maroc？” LEconomiste， 15 nombre 2005， No. 2151.

[15] Mehdi Michbal， “Les entreprises marocaines à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
une strégie royale，” Jeune Afrique， 07 octobre 2014， https：//www.jeuneafrique.com/6552/economie/les-entreprises-marocaines-la-conqu-te-de-l-afrique-une-strat-gie-royale/.

[16] [17] Selma Mahaoud， Les Champions Nationaux：
Léquation du développement au Maroc， Casablanca：
En toutes lettres， 2018， pp. 67， 99.

[18] Franck Fagnon， “Imp?ts：
Ce sont les mêmes qui supportent la charge，” lEconomiste， Edition no. 4963， 17 Février 2017.

[19] Rachid Al Arbi， “SMT， IAM et OCP， les trois premiers contributeurs du Trésor，” Le 360， 16 février 2017， http：//fr.le360.ma/economie/smt-iam-et-ocp-les-trois-premiers-contributeurs-du-tresor-108163

[20] Youssef Ait Akdim， “Offensive diplomatie et économique de Mohammed VI en Afrique de lEst，” Le Monde， 21 Octobre 2016.

[21] 张玉友、孙德刚：《摩洛哥政治治理的议题设置与路径选择》，载《国际论坛》2016年第6期。

[22] 参考：Civic Freedom Monitor：
Morocco，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morocco.html。

[23]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和摩洛哥高等规划署计算的失业率有一定差别，一般情況世界银行数值偏低，如2017年，摩洛哥高等规划署计算的摩洛哥失业率为10.2%，青年失业率为26.5%。

[24] “Maroc：
linquiétant ch?mage des jeunes sinscrit dans la durée，” Jeune Afrique， 12 février 2018， https：//www.jeuneafrique.com/529732/politique/maroc-linquietant-taux-chomage-chez-les-jeunes-sinscrit-dans-la-duree/.

[25] Mourji and Hicham Masmoudi， “Létat de léconomie marocaine：
un potentiel de développement réel mais contraint，” in Baudouin Dupret， Zakaria Rhani， Assia Boutaleb and Jean-No?l Ferrié， eds.， le Maroc au Présent：
D"une époque à l"autre， une Société en Mutation， 2015， p. 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