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隐现巨额债务风险
时间：2020-11-28 22:06: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乡镇政府共负债2000多亿元，2004年增长到3200多亿元。相关专家估计，目前全国乡镇政府的债务规模恐怕在6000亿元至8000亿元之间。
政府办公楼能不能被执行?
2009年6月25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封条把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财务室和镇长办公室给封了，理由是该镇拒绝履行法院已生效判决。
按照2004年的有关裁定，该镇政府的办公楼已经被以物抵债裁定给申请执行人苏敏。裁定以来，伊春市中院已经多次前来执行，但一直执行不下来。
政府办公楼能不能被执行?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伊春中院执行局有关人士表示，作为唯一的财产，办公楼也是可以执行的。
大北涧沽镇为此连连叫屈，“这是当初乡镇办企业的遗留问题，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也不是不认账，但我们实在是没钱，只能慢慢还。”该镇副镇长韩克军对记者表示，当初镇政府兴办了十几家企业，后来随着这些企业的经营不善，导致了许多负债问题，如今都要政府来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欠多少，韩克军说他们每年都有清产核资，但那些都不是最后的数据，具体的其实他们也不敢统计，“法院找来了，该多少就是多少。”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法院前来强制执行的已经有两家。
“好多年前，我们这栋楼就曾被当地法院查封过。但是能怎么办?我们总得要办公啊。”韩克军一脸无奈地说；
“我们的财政主要靠上一级政府拨款，早就捉襟见肘了。”
大北涧沽镇现有民营企业217家，每年上缴税收约三四千万元。该镇就靠这些税收的返税款来维系。“最终能返给我们的部分没多少了。”
乡镇财政负债累累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全国各地的乡镇政府就陆续陷入财政危机。据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乡镇政府共负债2000多亿元，2004年增长到3200多亿元。相关专家估计，目前全国乡镇政府的债务规模恐怕在6000亿元至8000亿元之间。
2003年至2004年间，时任湖南省湘潭市人大代表的任玉奇曾自费走访调查了湖南、广东、福建、湖北、河南、河北等省的70多个乡镇。调查结果让任玉奇很是吃惊：被调查的73个乡镇负债率竟达100％，负债情况从几十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乡镇财政这些庞大的赤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巨额债务又将如何清偿?这些问题一度成为农村问题的一个焦点。
据日前湖南在线网站报道，湖南省汩罗市所辖的35个乡镇财政亏空严重，该市长乐片的一个小镇，人口区区一万多，“财政亏损高达1000多万元，拖欠干部集资款高达200多万元”。
据《南方农村报》报道，广东省雷州市的21个镇、街绝大多数都有欠款，总数高达3亿元，其中经济属中等的纪家镇也欠债700多万元。报道说，该市某些镇长和镇委书记每到年关都要躲避债主上门讨债。
乡镇政府巨额债务的形成虽不尽相同，但也有共性、都有迹可循。
据《重庆晚报》报道，1998年以前，永清乡还没什么债务负担。自从有关部门下达了“普六”、“普九”的硬性任务，小城镇建设也紧锣密鼓开展以来，永清乡通过改善学校教学设施，拉开了乡镇改造的序幕，修路、修桥、危房改造，热火朝天中，永清乡也从此扮起了债务人的角色。
据同样债务缠身的广东省雷州市松竹镇党委书记翟泽渊介绍，该镇的债务分5种：教育负债，水利欠债，工资欠款，干部差旅费、部门费，最后是其他负债，主要是欠私人的债务等。
多份调查报告显示，除了上述因素外，乡镇财政陷入困境，还与其当初兴办企业亏损带来的后遗症有莫大关系。大北涧沽镇副镇长韩克军表示，大北涧沽镇的大部分债务就是由镇办企业留下来的。
财权与事权的失衡?
业内人士认为，乡镇财政陷入困局的多种成因实际上反映出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相匹配，两者是失衡的。
在任玉奇当年的调查中，就有许多乡镇干部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加速了乡镇财政的负债速度。
统计资料表明，从1986年到1993年，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均年年有余。1994年分税制实行，作为一级政府财政，乡镇财政“形同虚设”，且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协调。
国家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前司长陈晓华也曾指出，事权与财权的极不对称，严重影响了当前乡镇的行政能力，也使得乡镇政府在寻求财政解困的过程中将负担转嫁给了农民。
1997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规定，从1998年开始，3年内各地向农民收取的“三提五统”费用，不得超过1997年的绝对数。这实际上成了乡镇负债问题大暴露的一个契机，矛盾从此公开化。
“造成乡镇负担‘滚雪球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有效的清消渠道。”任玉奇建议，从维护基层政权稳定出发，可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乡镇的负债问题，确保乡镇正常运转。
只能靠上一级政府来买单?
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作为债务人，许多乡镇政府也因此先后被推上被告席，或被要求直接承担责任，或被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只要证据确凿、充分，一告一个准。但就算我们胜诉了也高兴不起来。”14年的执行路，让债权人苏敏几乎寒了心。她告诉记者，乡镇政府几乎无财产可执行，而唯一的办公楼以物抵债后，也不太可能实现房产过户。
2008年底，中央部署清理执行积案。在本次清理行动中，最高法院全力推进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建设，一些地方还出台硬性规定，积极运用强制执行，形成了强大的法律威慑力，多年的执行积案得到清理。但是乡镇政府本就深陷财政危机，威慑力再大，它又能如何解决这些年的沉疴?
“恐怕只能靠上一级政府来买单。”某执行局副局长告诉记者，在此次清理执行积案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各级政府等特殊主体，最难执行的其实就是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机关，乡镇财政也是我国现行五级财政中最薄弱的环节，几乎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唯一的可供执行财产往往就是一栋办公楼，而真要把办公楼执行下来，也存在许多问题。她表示，在本次清理行动中，各地政府已经纷纷买单。她认为，清理执行积案虽然可以助推乡镇负债问题得到解决，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债权债务并没有进入法律程序，最终解决乡镇财政难题恐怕还要回到根源上去，“推动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