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智识逻辑与策略演进

吴炜华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引发国际关系大调整大变革，使得中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本国疫情不力的情况下，利用反智化的“污名政治学”逻辑构建和策略推演，以政府、民间、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等多种渠道抹黑中国。这种“污名政治学”秉承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阵营对抗模式，继承了麦卡锡主义扫除异己异见的审查机制，与2020年美国公共卫生舆情和大选舆情密切相连。它不仅冲击了西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现代价值观，也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了自我诠释的信息困境。对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和反智主义智识逻辑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摆脱简单的道德审判思维，更为深刻地审视与应对其非理性中的“理性”和反科学中的“科学”以及“反政治”的政治传播规律，更好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复杂国际舆论。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污名政治学”;智识逻辑;策略演进

【DOI】10.19422/j.cnki.ddsj.2020.11.00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引发国际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防控治理以及公共卫生外交的重新认识。面对这场危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尊重科学防疫的知识逻辑，遵循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治理规律，以共抗灾难的大国担当、态度与行动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发出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中国呼吁，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共鸣。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控与治理，是中国艰难探索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的实践成绩。[1]但在全球团结抗疫的另一面，西方国家某些政客集团、反华势力和智库组织，罔顾本国疫情失控、感染病例死亡率飙升的事实，不断通过政府、民间、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等各种渠道抹黑中国，给全球合作抗疫制造障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全球行动，更是屡屡遭受由政治污名和谎言外交共同编织的“信息疫情”的污染。

“信息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控及相互裹挟，构成了2020年美国政党政治、公共卫生与社会行动的媒介场域中诡谲荒诞却又常态化的后真相情境。特朗普政府一贯坚持“后真相”式的政治宣传理念，这与美国本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淡化处理、推诿与指责、猜测与流言制造、误导与攻击等公共卫生宣传导向与实践不谋而合，在将美国社会推向疫情深渊的同时，实现了反智化的“污名政治学”逻辑构建和策略推演。

后真相时代的“污名政治学”

政治傳播诞生于政治科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领域，关注政府、新闻媒体和公众之间因政治理念与政策传达、宣导所催生的政治说服、政治修辞和政治沟通等传播模式。近年来，随着媒体与传播科技的发展，政治传播的表达与传播途径也从传统的外交空间、军事媒体向社交媒体和智能媒体平台演进，从闭合性的政治传播场域发展为复杂网络的泛传播场域。2020年政治传播遭遇了自身实践的最大困局。英国作家、策略传播商业顾问赫克托·麦克唐纳指出，在今天西方的公共传播场景中，因意识形态、权力与知识不平等而导致的欺瞒、歪曲、信息重构的后真相现象屡屡出现。政治传播借“后真相时代”这一概念描述了在英国“脱欧”、特朗普政府“推特治国”“美国优先”政策中频频出现的信息与资讯的结构性重组与设计乃至新闻造假、舆论控制与民意扭曲的时代性症候。[2]

“污名政治学”是与国家、种族、阶层相关的一种恶意政治修辞。在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中，美国特朗普政府采用的“污名政治学”以“中国威胁论”“中国病毒起源说”为逻辑基础，以递进性、策略性的反科学谎言、反智化的民意鼓动和“污名化”的疫情表述为常态语言模式，对全球合作抗疫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其在解构政治传播的科学性、现代性与严谨性的同时，也建构出自身封闭性智识逻辑，呈现出疫情污名、科技污名、信息污名和国家污名的演进路径，以渐进式的政治说服策略，来编织“中国—世界”“中国—美国”的对抗性语态，通过抹除真相、混淆视听以达到特殊的政治目的。

“污名政治学”不仅反映了西方国家在逆全球化进程中信息与舆情民粹化的建构特点，也折射出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反智主义、反科学态度与霸凌化多边关系的政治宣传立场。疫情暴发后，这一政治宣传立场迅速将疫情笼罩下的美国社会拖入防疫失控的迷雾之中。虽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援引联合国机构所提倡的“防止和解决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社会污名化指导方针，”[3]并在其官方网页设列“减少污名化”版块，试图劝导美国民众不要走向疫情污名化的思维窠臼，[4]但特朗普政府的疫情污名信息依然甚嚣尘上，美国反华政客接连抛出针对中国的荒谬论调，不断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西方一些国家的部分政客和媒体也推波助澜，甚至串联炮制针对中国的所谓“索赔诉讼”。还有一些受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所谓的“病毒战”“申诉”，蓄意挑起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外交战。[5]

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出现和形成，体现了其历史性与当下性的结合。其历史性表现在秉承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阵营对抗模式，同时继承了麦卡锡主义扫除异己异见的审查机制。[6]即使是美国本土学者与媒体，也惊恐其制造的传播乱象。美国科技资讯专栏作家克里斯·马迪斯科泽克对特朗普推文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污名化表达已经成为特朗普式的社交媒体语态。[7]对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研究追踪，也迫使美国媒体与学者重新思考70年前美国社会的“反共”泥沼。彼时麦卡锡委员会启动“莫须有”的“反共产主义”审查和“反共”听证会，使美国社会笼罩在“污名政治学”的黑幕之中，把美国推向法西斯主义的旋涡。这一历史警示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混乱场景中被屡屡提出。美国主流媒体指出，特朗普的“污名政治学”所辐射形成的“法西斯式宣传”[8]与“法西斯式表演”[9]已全面渗透到白宫政治传播的方方面面。

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当下性与2020年美国公共卫生舆情和大选舆情息息相关。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放大与变异，不仅是美国两党选举中最具特点的抹黑术（Smear Tactics）、策略性欺骗（Strategic Deception）和负面竞选（Negative Campaigning）策略的直接体现，更是美国政府政治传播的一种惯常模式。虽然部分美国民众和主流媒体都深知其来龙去脉，但对其却毫无办法。

疫情污名的反智主义建构

特朗普政府的“污名政治学”对科学知识、医疗常识和疫情防控规律充满质疑与否定，建构起其反智主义的智识逻辑，对西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现代价值观造成极大冲击。

1963年，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以“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来追踪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反科学、反理性根源。他指出，美国的“反智主义”比民族认同更加古老，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10]他提醒美国民众切勿走向“无政府主义狂热”和“没有焦点的乌托邦”之中。但霍夫施塔特的警告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早已被遗忘。反科学、反理性的“信息疫情”在2020年以一种加速被制造、被传播的辐射速度向整个西方社会蔓延。

疫情污名化是2020年“污名政治学”的核心表征，在反智主义的行动逻辑下，基于伪科学的疫情智识成为西方社会政治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常态。在政治传播维度，从“疫情隐瞒论”“疫情数字造假”的无端指责到“武汉制造论”“中国制造论”的恶意污蔑，从“口罩无用论”“中国口罩无效论”到“美国人感染率低”“儿童感染率低”的伪科学论证层出不穷，各种“信息疫情”混沌登场。虚假的疫情信息与特朗普政府独特的科学认知和行为逻辑相互勾连影响着其政治粉丝，不断制造新的叠加传播和误治医案。

反智主义所建构的“信息疫情”，将健康与公共卫生信息异化为具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谎言”。此种政治谎言在拒绝理性、拒绝科学和真知的同时，[11]更以常态化、日常性的方式被不断生产与再造，甚至成为特朗普总统魅力的“本真”载体。[12]从政治人物到新闻媒体，从升斗小民到白宫西厢，人们迷失于特朗普的谎言共振圈中。美国学者苏珊·雅各比批评“反智主义”的“美国症候”已经全面腐蚀全球关系、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政府维度，反智主义是特朗普“污名政治学”的哲学基础，协助其制造出体制化却又具有个人特点的“谎言（意识形态）文化”。[13]

在大众传播维度，“污名政治学”与后真相“新闻专业主义”互为补充。美国因两党选举而急剧分裂的新闻场域中，伪科学报道和“地域标识”化的疫情污名被不断制造出来，通过广播、电视、在线视频、社交媒体传播给大众，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共同搭建了一处众所周知的、反智主义肆意流淌的传播空间。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推特、脸书等传播平台顺势成为“污名政治学”精准展演的舞台。

口罩被广泛运用于呼吸道疾病及其他传染病的防控，自中世纪以来就在人类对抗重大公共卫生灾难中发挥作用，是现代医疗与传染病防控中最基础的一种医疗用具。但在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符号重构、叙事重构和意识形态重构的组织下，“口罩”与疫情污名、国家污名、科技污名交错纠缠，成为一种最日常化却又反常化的污名符号的载体。在疫情中期，当戴口罩与居家隔离成为美国各州的半强制性指令后，反对戴口罩的“人权立场”和“自由价值观”愈演愈烈，“拒戴口罩”的呼声在美国社会和社交网络上持续发声。美国学者托马斯·尼科尔斯悲叹道，美国社会已集体沦陷于“把无知当美德，尤其是对公共政策无知”的迷信之中，“拒绝专家的意见等同于维护个人的自主权……这是新的（却又是何等反智的）‘独立宣言”。[14]“拒戴口罩”已然化身为美国梦照耀下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人权抗争和伪科学幻境中的反智主义的“独立宣言”，造就了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學”引导下最为成功的民意漩涡。

在疫情污名铺天盖地而来之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警觉到美国社会“反华主义的抬头”。[15]在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策略性的孵化之下，疫情污名迅速向国家污名与族群污名转变。在其操控下，中国的成功抗疫从“不可能”变成“不可见”，公共卫生的成绩被污名成“中国疫情信息造假”。“口罩无用论”“口罩泯灭人权论”“劣质中国口罩论”“中国口罩外交论”等成为美英等国疫情暴发初期最具标志性的国家污名论调;而“华裔学者间谍论”“中国学生间谍论”“中国科技公司盗窃美国机密论”等言论也粉墨登场，将针对中国政府的“国家污名”延伸至更为广泛的海外留学生、工作者及华裔族群，他们以抹黑、策略性欺骗和反智主义的诽谤术，制造出席卷全球的反华舆论、社会分裂和种族歧视现象。

“医疗民粹主义”与污名共谋

“污名政治学”作为美国民主制和选举制护佑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博弈之学，借由新媒体与社交传播的技术放大和信息茧房效应的增强，转向了更为复杂的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场域。

《全球公共健康》学刊用“医疗民粹主义”[16] 这一概念来体现特朗普政府及其影响下的其他国家（如巴西）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的特点。如轻视疫情、吹捧简单治疗、以“自由民主”为口号的身体政治表演（如拒戴口罩、反对防疫隔离等）。在“医疗民粹主义”的旗帜下，特朗普政府的“污名政治学”步步为营，对其竞选对手、对立党派以及意识形态的异见者与国家，以“抹黑策略”进行“地域+病毒”的污名重构。美国学者罗伯特·布朗曾将其描述为“地域标识”和“污名游戏的表演”，即通过地域标识来强调派系差别与立场对立，通过污名化的命名术来聚集群氓性民意的围观。[17]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学者强力呼吁全球应合力关注疫情防控与病毒遏制、避免地域污名化语言之时，“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甚至“熊猫病毒”“功夫病毒”等污蔑性术语不断被特朗普政府制造出来。在网络与社交媒体平台上，污名化的攻击与后真相的政治秀合二为一。特朗普政府通过推特放大社交媒体的简单化、极端化，在进行所谓“推特治国”时，精心编织出一种底层化、煽动性、攻击型的政治语态与个人化表达交杂的社交空间，[18]完美地承载特朗普的谎言政治。[19]特朗普的个人推特成为一种政务、政客、政府的混生模态，意识形态宣传、国家管理与网红化、个人化与情绪化日常生活情境的诡态共融。它以一种个人化的信息理解与情绪表演来承载公共外交功能的同时，更成为特朗普政府政治说服的重要平台，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20]

当前，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疫情污名的温床。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蒂莫西·格雷厄姆和阿克塞尔·布伦斯研究员，通过对美国社交媒体推特平台上约260万条新冠肺炎病毒相关信息的抓取和分析，识别出一个庞大而智能化的“信息疫情”生产网络。该网络中活跃着2903个社交机器人，关联着4125个转发网络，由臭名昭著的“Q匿名者团体”（即QAnon）实施着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网络实践。仅于2020年3月中的某10天之内，该社交机器人网络就推出882条“新冠肺炎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化武器”的各式推文，这些推文被转发18498次，点赞31783次，总阅读量达500万以上。[21]“中国制造论”“疫情隐瞒论”的疫情污名经美国社交媒体不断放大，推动着“信息疫情”的循环传播，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疫情防控、选举攻讦、国家暴力、种族歧视的混乱中成功造就了“污名政治学”的社会共谋。

这一社会共谋不仅混杂着美国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喧哗声浪，也汹涌在社交媒体中由美国民众和海量社交机器人混生而出的复合舆情中。在意识形态偏见的驱使下，批评、质疑、责难中国成为美国部分主流和网络媒体对中国抗疫进行新闻化污名的标准操作。美国部分主流媒体在中国抗疫初期，不断释放各种充满偏见的负面论调。部分媒体甚至将“反华反共”“中国威胁论”作为抗疫的主要方向，成为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的又一合谋者。在“污名政治学”和反智主义激发下，西方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愈加显化，给中国民众以及全球华人形象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曾经被美国政治家和学者们认真探寻的政治科学与政治传播，在“污名政治学”面前不堪一击，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了自我诠释的信息困境。

结语

后真相时代的“污名政治学”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大美国主义下特朗普政府所秉持的一种极具破坏性和攻击性的政治传播策略。它不仅深度扭曲了当下公共外交、卫生健康和新闻传播的知识结构与实践样态，也对国际传播、地区和平与全球抗疫的急迫呼声造成了摧毁性和分裂性的伤害。在其“污名政治学”所造成的“信息疫情”迷阵中，“被共谋”的其他国家、大众媒体与互联网以及被误导的民众更是深受影响，被动地助长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和污名霸凌行为的国际流动。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与治理，本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检视政府、社会、医疗机构共同应对世界性大流行病的应急处理能力、健康舆情控制和健康服务能力的一次综合性考验。2020年见证了中国的应对模式与治理速度，也记录了国际间从相互指责到相互扶持、共同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努力。对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和反智主义智识逻辑的解读，将有助于帮助我们摆脱简单的道德审判思维，更为深刻地审视与应对其非理性中的“理性”和反科学中的“科学”以及“反政治”的政治传播规律，更好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复杂国际舆论。

【本文是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新闻传播业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向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327）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人才体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9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1] 王明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构建路径》，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第3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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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惠康：《借疫情污名化中国，于法不容》，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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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ichard H.，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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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蘇珊·雅各比，曹聿非译，《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290页，第23-26页，第7页。

[14] [美] 托马斯.尼科尔斯著，舒琦译：《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1页。

[15] Caputo， M.， “Anti-China Sentiment Is on the Rise，” May，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5/20/anti-china-sentiment-coronavirus-poll-269373.

[16] Lasco， G.， “Medical Populism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Global Public Health， Vol.15， No.10， 2020， 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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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Kellner， D.， “Donald 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Lying，” Post-Truth， Fake News，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pp.89-100.

[20] 栾瑞英：《从“推特治国”看特朗普形象建构及启示》，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3期，第5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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