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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晋商兴起现象中多种因素分析

    时间:2020-12-23 04:11: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王一菁

    摘 要:本文通过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气候与农业生产关系及社会人口等因素来阐述明清时期晋商兴起背后的自然与社会人文条件,从而揭开晋商群体演变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明清;晋商;地缘;气候;农业;人口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5.053

    山西晋商作为特殊商业群体从起源、发展壮大、到最后没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商业活动史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一笔。“汇通天下,通达九洲”是其突出代表,山西人善于理财经商的名气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为什么山西会产生晋商这个群体?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等,其中地缘、气候及农业、人口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 特殊的地缘因素造就成功之道

    山西地处太行山以西故名山西,北部与内蒙、张家口等游牧民族地域交界,西部与西北诸省连接,东部南部与河北、河南接壤,一直以来都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明朝中国政治中心从南向北移动,北京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后,山西的地理地位更加突出,无论在军事防御上,还是贸易交流上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决定了山西成为加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贸易交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尽管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不断,但这种互补型需求决定了双方贸易一直保持下来。明朝建立以后,山西北部以长城为界,双方在长城脚下开展贸易,更是刺激了山西商人与外蒙的物资交流。明朝政府出于巩固边防和解决军需供应的需要,大大强化了自宋代以来的盐引制度,地理的优势使山西商人有机会参与到与少数游牧民族的边境贸易当中,晋商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业群体出现在中国商业史上。清朝以后,隨着蒙古等少数游牧民族纳入中原版图,山西商人的足迹开始走向草原腹地。当时出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今天归属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虎口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史称西口和东口。明以来,山西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包括平阳、蒲州的三大商业中心城市。内陆货物从中国东南经水路到达湖北、河南等地,经旱路运至山西东南部入晋,后贯穿山西经雁门关后分成两路,一路经西北新疆至中亚各国,一路经张家口过外蒙至圣彼得堡。(图1)当时晋商借助地缘优势,基本控制了两口的贸易交流,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陕西、甘肃和宁夏一带。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受到维护自身统治和“重农抑商”传统农耕思想的影响,明清统治者多次下达禁海令,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和交流规模,使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交流出现严重阻碍。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朝更是将海禁等闭关锁国政策发展到了顶峰。与此同时,明清时期中国东南部手工业规模较以往有了极大提升,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国内对产品的需求有限,导致东部生产商品无法充分消化,商品急需找到可靠的输出地。十八世纪中俄结束边境争端,双方商定开放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市场,对于此处边贸双方政府均给予相当大的优惠,使得恰克图成为中俄边贸的最重要市场。晋商抓住了该市场的控制权,据不完全统计恰克图市场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进出口总额已达2,868,333卢布之多。正是把握了恰克图市场的控制权,晋商分号远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主要有恒隆光(祁县乔家)、锦泰亨(太谷曹家)、大德玉(榆次常家)、大盛魁(祁县史家)等名闻山西的商贾大户。可以看出晋商之所以兴起,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重要因素。

    2 不太温和的气候条件和脆弱的农业造成晋人多从商

    山西地处我国内陆,山地和高原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境内沟壑众多,山高坡陡,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态势,全省各地气候差异很大。受太行山脉阻挡,温湿气候难以进入山西腹地。温差大,冬春寒冷干旱,夏秋多雨易涝,这种条件对于农业影响很大。从影响农业的降水量来讲,全省降水量总体在400—650毫米之间,而且分布极为不平衡,西北少东南多。同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森林覆盖面积小,水土流失严重,这对于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因地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融地区,山西一直是边关要地,战争频发对农业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正常的农业秩序常被战争所打乱,这是相对其它中原内地省份所没有的情况。因此,山西农业的发展相对稳定阶段是在明代以后的事情,因明朝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山西北部蒙古游牧民族的进一步没落,使地处边塞的山西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此时农业得到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到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省农业人口达532万人之多。但明末大乱,农业人口锐减,农业生产严重倒退。清初政府实行“圈地”政策,大量的农业土地被划为“旗地”,原本从事农业的人口失产失业情况加剧,山西人口进一步向商业领域流动。山西人多经商的情况从清代税制改革中可见一斑,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废除实行了上千年的人头税,推行“摊丁入亩”制度,全国其它省份陆续推行,但山西在乾隆时期才开始实施直到道光二年(1822年)基本实行完毕。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山西外出经商人数众多,只征地税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实现“均平税赋”,清政府在山西长期实行“丁粮分办”政策,可见当时晋商人数之庞大。

    就薄弱的农业而言,山西发达的手工业和农副产品为晋商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山西自古以煤铁称于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此外潞泽的丝绸、绎州的皮张、交城的玻璃、大同之铜器、运城之食盐、蔳州麻纸等,在一定程度为晋商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物资交流基础。可以看出,不利的气候条件,山地众多加上土地贫瘠导致农业可耕地少,地产不高,但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历代统治者的农业相关政策反而促进了山西晋商群体的形成。

    3 过剩的社会人口是晋商兴起的原动力

    山西受地形、气候因素的影响,可耕地面积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至近代山西可耕地面积仍不占到全省土地面积的7.1%。比例较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山西的人口一直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在清乾隆二十七年突破一千万人。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口与耕地矛盾日益凸现。山西自清代以后粮食已不能完全自给自足,需外省输入,人均耕地也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例如同治、光绪年间,全省人均耕地仅仅三亩多,且单产低。仅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山西各地劳动力向其它领域转移,当时条件下,过剩的人口只能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来弥补农业生产的不足。故有“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地”的记载(表1)。

    自元末明初开始至明成化将近一百二十年来,明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和巩固边防的需要,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充实京师的需要,分批从晋南将人口分别迁往各地,富裕大户多迁往北京周边,普通百姓主要迁往晋北及河北、河南、山东甚至远达陕西和安徽多地。因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关系被打破。大量的山西人被迫走上各式各样的谋生之道。他们当中许多人本来就是从事着半商职业,其中一些人抓住时机,最终成为名震一方的富家大户,从另一层面也促进了晋商群体的迅速扩大。在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文化浸染下,走出去的人很多在成家立业后又与故乡的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断促进故乡物资交流,客观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脉络,为晋商行走全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就人口问题而言,山西近代日趋严重的人口性别不平衡因素是影响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山西地处内陆,重男轻女的问题尤为严重,男丁在家庭結构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经济角度来看,山西地区土壤不宜种植棉花,又无桑茧养殖条件,妇女在传统种植产业中相对男子处于劣势,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在山西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仅以山西清源县举例,咸丰年间该县男女人口比例为157∶100。直到民国1919年数据统计,榆次县男女比例高达166∶100,如此之高的人口性别失衡问题在全国也是不可多见的。高失衡带来广大底层男性无法婚配,形成特殊人口过剩的社会现象,大量失婚人口缺少家庭的羁绊与牵挂,客观上为人口外流扫清了障碍。这种现象在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清晰的记载,可以看出山西特殊的人口结构失衡情况是晋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间接的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势头。

    4 结论

    晋商作为在中国甚至世界商业史上的特殊群体,它的出现并非历史巧合,其中蕴含了多方面的原因。探讨、论述晋商能脱颖而出背后的客观因素,从而揭示晋商兴起的特定环境与条件。晋商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商业活动完美结合的典型范例,山西商人创造出巨大的商业成就,同时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更显其弥足珍贵。诞生于三晋大地的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紧紧抓住历史给予的时机,克服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顽强地发展壮大起来,可以说是历史选择晋商,也是晋商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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