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

罗宗强

东晋的玄释结合标志着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但是东晋士人，特别是会稽的名士群体，他们的人生情趣，人生态度，虽然已经渗人了崇尚虚寂的人生旨趣，追求宁静的精神境界;但是，玄风的色彩还相当浓厚。他们追求自然适情，追求闲适，他们清谈，等等。他们的人生目的，显然还是玄学思潮的产物。

玄学思潮起来之后，并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人生观来。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玄学名士的人生取向也各各不同。但是，从玄学的基本品格而言，则它在人生态度、人生目的上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那便是以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

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与人生目的，自从玄风起来之后，以迄东晋名士，一直没有能够成为实践的人生。人们事实上都没有能做到委运任化，也未能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把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付之实践，并且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的，是陶渊明。并非玄学名士的陶渊明实践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依靠的不是玄学的理论力量，而是借助于儒学与佛学。

陶渊明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

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大体说来，是在自然中求得一席安身之地，安顿自己的身境和心境。但是细究起来，却是颇为不同的。金谷宴集的名士们，他们是带着一种占有者的心态，让自然在他们的宴乐生活中增添一点情趣，成为他们生活的点缀，使他们在歌舞宴乐之中，得一点赏心悦目，使他们的过于世俗化过于物质化的生活得一点雅趣。兰亭修楔的名士们，他们是把山山水水看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他们留连山水怡情山水。他们与自然的关系，比起金谷名士来，当然要亲近得多。但是，他们仍然是欣赏者，他们站在自然面前，赏心悦目，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得到感情的满足。大自然的美，在他们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们与自然之间，究竟还有距离。山阴道上行，觉景色自来亲人，应接不暇。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大自然中的一种主客关系的心态。

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亲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的美，也没有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五首》之一）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沽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之三）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之四）

在会稽名士们的诗文言谈里，我们看到山川之美是草木蒙茸，是明秀之美的类，那是充满雅趣的士人眼里的美。而陶渊明所写的山川，却全是田家景色，是淳朴的村民活动于其中的山川，或者说，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个整体的环境。他并不对山川作纯粹的审美鉴赏。他是写山川在他的生活里、在他心中的位置，而你却可体味到他在其中的美的感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只是写气候，山中秋气来得早，写自然景色的部分，只此而已。但是，我们读它的时候，却是感同身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是因为他写的是心灵与自然的交通。山间景色，是他心中的景色。他没有说它美，也没有说它不美，没有说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没有象他的前辈会稽名士们那样，在山川秀色面前不可已已，说一些情何以堪的话。但是其中却含着甚深的眷恋。那是他的山水，他的天地，和他同生命同脉搏，和他的身心原是一体。《归田园居）中的景色同样如此，村落、炊烟、田野、月色、山涧、棒莽，都和他的心灵相通。他就在这安静的山野间生活，一切是那样自然，仿佛原本都是如此的存在着，是那样的合理，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永恒。心灵与自然，全融合在这永恒的真实之中。试想在那夕露沾衣的草野小径上带月荷锄归的情景，是怎样的一种人和自然的和谐！在渊明的关于田园的诗里，我们处处看到这种和谐。“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人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垅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这样的心境，是只有在领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机乃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归之所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的。他实在是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一切都生生不息，都自乐自得地存在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草木飞鸟，微雨好风，各得其所，我也在这和谐的大自然里自得自足，成了这和谐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诗句之所以令千古叹美，就在这难以言说但却确实存在的令人神往的和谐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间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这诗所表现的，也是这和谐。历代说者论此诗，谓其不知从何处着笔，关键也就在这物我的泯一上，分不出心物的界限，一片心绪，不知着落在何处。人与菊、与山、与鸟，和谐地存在着，仿佛宇宙原本就如此安排，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何以如是，不可言说也无须言说。这种物我的和谐，就是一种最美的境界。心物交融的美的境界，当然是一种不易描述不易图画的境界。多少人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驰神往，为之图画，而从来没有一位画家，能够画出它的境界。因为它充盈着大美，是宇宙一体的大美。大美无形，是难以用言语和图画表达的。

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正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起以来，还没有人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

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人生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并且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

玄学思潮起来之后，士人以老庄哲学为依归，追求任自然以适情。从理论上说，这应该是可以达到与道泯一的境界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达到。嵇康、阮籍没有达到，会稽名士没有达到，更不用说中朝名士了。他们之所以没有达到，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在于他们做不到委运任化。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衣食住行，都有各种关系的制约，不可能独来独往为所欲为。出处去就，时运否泰，不可能事事如意，因之便会有失意，有困厄，有苦闷、有悲哀，有种种祸患的到来。当生老病死，祸患困厄到来时，不能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去对待，便陷人烦苦怨愤之中。这样，要返归自然，达到物我泯一的境界，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陶渊明超出于他的前辈之处，就在于他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去对待出处去就、时运否泰，去对待世网的种种羁缚与纠结。

他象魏晋以来的所有士人一样，也为岁月匆匆，人生稍纵即逝的心绪所苦。这原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战乱年月还是太平时期，许多的士人都无法摆脱这一问题的困扰。但是陶渊明摆脱了这种困扰，而走向心境的宁静。这在他的诗里有大量的表现。在著名的《形影·神》诗里，形是对于实人生无可避免的终须走向死亡的慨叹：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末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湍。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在这个问题上，陶渊明并不比建安以来的其他士人前进一步。这个死之悲哀的主题，始终贯穿在玄风笼罩的两晋士人心中，无论是石崇辈的宴乐，胡毋辅之辈的纵欲，还是王羲之辈的潇洒风流，他们都同样为人生之匆匆而感伤叹息。从这感伤叹息，或走向建立功业，留美名于身后;或走向及时行乐，享荣华于生前。陶渊明借影回答这个问题，《影答形》：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酒云能销忧，方此讵不劣！

这其实也是他的前辈早已想到的，借留名后世，以弥补生命之短促，使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长。但是，对于老庄思想来说，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这只是用一种苦恼去取代另一种苦恼。人生如朝露，已引发无数士人的生之悲哀;而为名利奔波，复引发无数士人之烦怨苦痛。陶渊明比他的前辈朝着老庄的人生哲学走得更远的地方，是他在生之匆匆的苦恼悲伤中摆脱出来，走向无所为。他借神回答这个问题，《神释》：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肾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就是庄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也是玄学家所赞美的人生境界。庄子是做到了的，玄学家没有做到，陶渊明却做到了。这在他的诗中有许多表现，如：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窳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篙！《五月旦作和戴主薄》

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时，余糧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生命短促的悲哀，或者灾祸降临时的不幸，他都能处之泰然，一一任其自然。

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后来有两位著名人物也常常能在一个短时期里做到这一点，一位是苏轼，一位便是晚年的白居易。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根本点的相通，所以他们两位都十分崇拜陶渊明，而且两人都在晚年写了和陶诗。

从委运任化走向与自然泯一，这就是玄学思潮在陶渊明身上留下的印记。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陶渊明做到委运任化，达到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只是暂时的，存在于一段时间里。为什么他不能做到终生如此？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心中纠结着一个未能免俗的情结：人世。

他确实是心向田园的，在仕途也未尝忘怀田园生活，一篇《归去来兮辞》，全出自心底，无半点伪饰。他渴望回到田园过一种与自然泯一的主活，“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但是他也确实在田园生活中感到孤独与寂寞，感到被社会所遗忘，有如失群之孤鸟;感到他的固穷的操守未被人理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未能摆脱浓重的伤感，未能摆脱死亡的阴影对于他的与宇宙泯一的心灵的遮蔽。本来宇宙一体是齐死生的，齐死生就不存在为生命之短促而悲伤的问题，因此庄子妻子死了鼓盆而歌。委运任化便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是陶渊明心中常常有一个“死”字纠结着。“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这是他的《拟古》诗之七的开篇，是一种何等舒畅的物境与心境！但是接着便写“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杂诗》之一：“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之三：‘旧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游斜川》：“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他甚至为自己写了《挽歌》。这（挽歌》作何解释？何以要写《挽歌》，何以要写《自祭文》？前人有写挽歌的，陶当然不是出于对前人的模拟。它完全是在一种心绪的支配下写的。如果真个委运任化，那是什么都不用写的，听其自然就是;甚至连听其自然都不去想，也听其自然。但是写《挽歌）与《自祭文》，却分明心头反复纠缠着一个死字，“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结尾的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条通向他内心深处的隐约小径，循此以往，我们不惟可窥知池旷达、静穆的心境背后有多么浓重的苦恼与悲伤，而且可以窥知他实际情况《挽歌》与《自祭文》的更深层的动机。他是怀着对于人生的深深遗憾或者不满甚至愤慨才起了自挽自祭的念头的。

他一生始终为实现人生的不如意事所纠缠，他的超脱只是暂时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心中始终纠缠一个世俗的情结，他又何以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意味深长的。

他靠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力量。陶的思想实质，属儒家。他信守的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最主要的是一片仁心与安于贫穷。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

孔子还说：“君子固穷”。（《卫灵公》）他还把贫而乐作为一种很高的道德修养。孟子也说：“士穷不失义”。道德的操守一直是中国士人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为道德的操守而甘于贫贱，一直被当作高尚的人格来赞美。而这一点，正是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他反复地说着这一点：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姑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之二）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笼饮酒》之十六）

斯滥岂所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

孔子说：“小人穷斯滥矣。”贫穷而没有操守，就是小人，陶渊明的确说这不是自己的志向，自己的志向是贫穷而能始终恃守节操。他还写了《咏贫士》七首，反复表述這一思想。“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岂不实苦辛，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量力守旧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能在贫穷中坚持自己的操守，便感到满足，虽辛苦也甘心。甘于贫穷的思想帮助他从世俗的情结中摆脱出来，走向心境的宁静。

帮助他摆脱世俗情结的纠缠的，除了儒家守固穷的思想力量之外，还有佛家般若思想的影响。一念心寂万境皆虚，一切世间种种相，既虚幻不实，则不如意事之烦恼便也自行消解。在陶的诗文里，我们当然找不到他援引佛典的文字，但却可以找到他受般若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归田园居》五首之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在支遁的《咏怀》诗里，也有樊笼似的说法：“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

陶的《饮酒》诗之八：“吾生梦幻间，何事绝尘羁。”

《形·影·神》诗中的《神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都是一切法毕竟空，世间一切皆如幻梦如镜中象水中月，原为幻象本非实有的般若思想的表现。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陶渊明。他有世俗的种种纠结，但他安于贫穷，他用儒家的固穷的思想，用般若的万有皆空的思想，摆脱了世俗的种种纠结，走向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

这就是说，他的玄学人生观是有限定的。这限定，便是他并非始终有这样的人生观。只是当他摆脱世俗情结的纠缠之后，他才达到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

而这无疑地证明了，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是不可能实行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玄学人生观没有具备实践性的品格。玄学人生观最主要之点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不解决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就不能实现。只强调自我，强调性之自然，一到面对矛盾纠结的实人生，便寸步难行了。玄学思潮起来之后，从嵇康阮籍到西晋名士到东晋名士，他们都在寻找玄学人生观的种种实现方式，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何在呢？最根本的一点，便是他们没有能找到化解世俗情结的力量。陶渊明找到了，他找来的是儒家的道德力量和佛家的般若空观。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可能有他个人的种种因素。但他至少已经证明，玄学人生观不具备实践性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玄学人生观划了一个句号。（原载《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转载有删减）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