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湖平原的水环境和渔农开发

夏方胜

摘 要：两湖平原降雨量大、河网密布、湖泊成群，良好的水域结构为渔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水环境基础。宋代两湖平原水产资源富饶，渔业开发有利丰富饮食生活、繁荣农业经济，渔税征收有助增加地方官府财政收入。宋代两湖平原军民主要通过向山地丘陵与河湖滩涂拓殖农地以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问题和巩固荆襄国防，但这种大规模地农田开拓运动已开始造成当地水土流失与河湖淤塞，引起水环境逐步恶化。频发的水旱灾害促使两湖平原盛行祈雨神祠信仰，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是导致祈雨神祠造就与空间差异形成之主要原因。

关键词：宋代;两湖平原;水环境;渔业;农田拓殖;神祠信仰

中图分类号：
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4 - 0018 - 09

两湖平原是宋代荆湖路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地域范围大致涵盖今湖北省中南部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具体政区为江陵府（荆州）、荆门军、复州、汉阳军、鄂州、黄州、灃州、常德府（鼎州）、潭州和岳州等10府州军。众人皆知，水是生命之源，水环境状况的好坏对以利用生物生命活动进行生产的渔农产业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两湖平原的全年降水量大，江河纵横交错、湖泊广布，水域面积宽阔，水资源十分丰富，这样的水环境条件有益渔农开发。两湖平原的渔农开发历史悠久，考古资料显示，在新石器时代的灃县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中发掘出土了8 000年前的稻作实物和青鱼、草鱼、鲤鱼、鲇鱼及黄颡鱼等大量鱼类标本[1]。这说明新石器时代两湖平原的渔农已得到初步开发。春秋战国期间，楚国长期统治这里，渔农获得进一步发展。秦汉魏晋至隋唐时，随着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和北方人口不断南迁，加之北方农耕技术传入，两湖平原渔农业发展速度继续加快。至赵宋，两湖平原得到大规模开发，社会经济获得前所未有进步，渔农规模也因之不断拓展。

渔农是历史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学界有关宋代渔农研究的论著数量颇多，如魏天、熊燕军、王占扬、史行洋、韩茂莉、方健、曾雄生等均有相关成果刊发或出版，1但这些研究都是以全国视角做出的分析探讨。虽然也有若干研究湖南、湖北和两湖平原的论著或多或少地论述到了当地渔农内容，2但它们并不是专门研究宋代两湖平原的渔农问题，也没有综合概述出渔农的主要内容，所以宋代两湖平原的渔农业历史仍有探索的空间。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参考前贤时彦成果和相关文献，从环境史视角出发，以渔农开发和水环境互动关系为主线，着重分析宋代两湖平原水环境与渔业开发、农田拓殖与水环境代价、水旱灾害制约和神祠信仰地理三个内容，以期深化对当时该地渔农开发的历史认识。

一、水环境和渔业开发

渔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有“利民生、佐财税”的作用，对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众所周知，任何农业开发都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渔业生产的对象是水生生物资源，而地表水资源是其生存和繁殖的必要基础，所以地表水资源的优劣程度制约着渔业开发。依学界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记载，可知宋代两湖平原拥有丰富的地表水资源和面积广阔的水域，这为当时该地渔业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水环境条件。

宋代两湖平原优越的地表水资源状况，我们首先可通过当地降雨量来窥视。降雨是地表水资源的主要来源，降雨多寡是衡量地表水资源是否丰富的一大基本标准。两湖平原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的中低维度地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域，全年降雨量非常丰富。囿于史料阙如，我们虽然无法直接获悉或者推测宋代两湖平原的年均降水数量及其变化，但可通过该域当今年降水量窥视大概。相关的研究指出，当今江汉平原的降水量为“1 100 - 1 200毫米，年均为1 180毫米，折合平均降水量2 193亿立方米”，湘北洞庭湖地区的年降水量在1 300毫米左右[2 - 3]。尽管两宋时期我国的气候经历了若干次冷暖干湿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两湖平原所归属的气候类型，1也尽管冷暖干湿变化会影响年均降水量，但其并不会引起年均降水量的巨大波动。年均降水量丰富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一大典型气象特征。因此通过对比当今两湖平原的年均降水量，我們可毋庸置疑地认为宋时两湖平原的年均雨量也必定相当丰富，这为该域地表水资源提供了充足水源保障。

江河湖泊（江、河、湖、泊、洼、淀、潭、池、渎等）属于水域生态系统，为地表水资源的储存器。因此江河湖泊数量是反映某地区地表水资源是否丰富的一面镜子。稽史获知，宋代两湖平原拥有纵横交织的江河与星罗棋布的湖泊。两湖平原河流以长江为主干，以汉江、沅江、灃水、资水和湘水为次干，还有汨罗江、浏阳河、沧浪水、沩水等数十条二级支流[4]，诸多河流形成密集的水系网络。宋代两湖平原湖泊水域主要是以洞庭湖和云梦泽为主体的湖泊群。洞庭湖现为我国仅次于鄱阳湖的第二大淡水湖，面积2 740平方公里，容积178亿立方米，接纳湖南湘水、资水、沅水和灃水等绝大多数江河水流。张修桂认为4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洞庭湖的沉降扩展期[5]。唐宋时洞庭湖号称八百里，《赋洞庭》云：“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6]9611《北梦琐言》言：洞庭湖洪水期湖面“凡阔数百里”[7]63。洞庭湖周边州县分散着不少小湖泊。我们可从《永乐大典》辑录方志记载来了解宋代两湖平原湖泊数量的大致状况。潭州除洞庭湖外还有黄道湖和苏廖湖等50个湖泊;岳州有赤沙湖、御池湖、赤亭湖、紫港湖、青草湖、杨林竹根湖、鹿角古塚湖、金山台池湖、杜家潭庐圻湖和白土湖等湖泊;武陵县、龙阳县和桃源县界内有赤沙湖和东湖等25个湖泊;沅江县有泗汀场湖和乔江场湖等15个湖泊;灃阳县和安乡县有灃州南湖和伯伯湖等27个湖泊[8]。江汉平原湖泊群主要由云梦泽淤积演变形成。张修桂认为时至唐宋，“历史上著名的云梦泽，基本上消失，大面积的湖泊水体，以为星罗棋布的湖沼所代替”[9]42。《武昌府志》载：武昌府江夏县、武昌县、嘉鱼县、咸宁县、蒲圻县有武昌南湖和车湖等43个湖泊;汉阳有周围二百余里的白湖;汉川县有安汉湖、小理滩湖和上冷残湖等[10]。以上河湖只是文献记录者，未载者应更多。众多的江河湖泊显然可以说明宋代两湖平原地表水资源之丰富。

两湖平原密如蛛网的水系以及星罗棋布的湖泊共同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水域生态系统。这些江河湖泊因有丰富降水作补充，它们尽管会有洪水期和枯水期之变，但几乎不会断流和干涸。也就是说，两湖平原江河湖泊儲存着众多地表水资源，俨然使之成为水乡泽国，且该域地形平坦，江河水流平缓，湖泊水域面积宽广、蓄水量大，这不仅有助水运交通建设和方便农业灌溉，还有利水生生物生存与繁殖，为渔业开发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水环境条件。

两湖平原渔业资源丰饶。张孝芳《景濂堂记》云：“云梦七泽，水物之美甲于天下。”[11]480足见江汉平原的河湖水域中生存有众多水生生物资源。《方舆胜览》载：“复州地濒江、汉之洳，民足渔鳖之饶。”常德府“有水名鼎口，盖沅、灃二江最深处，尤多鱼。”[11]《太平寰宇记》载：岳州土产鱼、鳖甲、舶鱼、龟甲和鱏鱼;潭州土产鱼稻;荆州土产白鱼，并引《荆渚故事》云：“江陵城西二十里高沙湖，其中多鱼。”荆门军土产与襄州、荆州同，鱼类土产有咸干鱼、鳖甲、鳊鱼和白鱼[12]。黄榦《申省豁常平米》说汉阳军“多湖泽荻林，湖泽有鱼虾，荻林有藤根”，荒年时灾民多取鱼虾滕根为食。苏轼谪居黄州时曾作《夕作鮰鱼一绝》云：“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寄予天公与河泊，何妨乞与水精灵。”这首诗歌不仅反映鮰鱼是黄州名菜，也折射出鮰鱼、石首鱼和河豚是黄州鱼产。宋代岳阳盛产江豚。现今江豚是生存于长江中下游的稀少名贵鱼类，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宋代岳州渔民一般利用渔网和钓钩捕捞江豚。《岳阳风土记》曰：“江上渔人取江豚，冬深水落，视其绝没处，布网围而取之，无不获，或用钩钓。”[13]32岳州也盛产鳇鱼，即中华鲟，现为长江流域的珍贵保护鱼类。史载：“岳州人极重鳇鱼子，每得之，沦以皂角水少许，盐渍之即食，味甚甘美。”[13]28因历史文献记载有限，我们不能全面归纳宋代两湖平原的所有渔业资源，其他的如蟹和蚌等环境适应和繁殖能力强的常见节肢动物与软体动物，当地也必然会有。但史料辑录的鳖、龟、鱏鱼、鳊鱼、白鱼、鮰鱼、石首鱼、河豚、江豚和鳇鱼等显然是可视为宋代两湖平原盛产之渔业资源。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武昌鱼是江汉平原的特色鱼类资源。武昌鱼为鲤科、鲂属，形体扁平，又名缩项鳊、团头鲂和槎头鳊，因原产于武昌梁子湖而得名，宋时襄阳和武昌等地盛产。武昌鱼肉质鲜嫩，为古今闻名遐迩的特色美食，历来受食客厚爱，中古以来的民谣诗歌对之多有记载和赞誉。相传东吴就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14]1401的民谣。南朝庾信《奉和就丰殿下言》说：“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15]32唐代岑参《送费子归武昌》言：“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6]2054宋代周端朝《三江口》云：“晓梦惊辞赤壁鹤，夜栖看打武昌鱼。”[16]276王十朋游玩荆州时，见到渔民“一网鳊鱼二百头”[17]350的捕捞盛况。

两湖平原拥有优越的水环境，江河湖泊中蕴藏诸多渔业资源，当地已有不少农民从事渔业生产，成为专业化的渔民，他们以渔为生，很少或不从事农耕。文献中有关宋代两湖平原以渔采为业的渔民记载不胜枚举。如鄂州“人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蠃、蛤食物常足”[12]2276。岳州专业化渔民数量不少。陆游经过岳州巴陵县某地时，见当地“有二十余家，皆以渔钓，芦藩茅屋，宛有幽致，鱼尤不论钱”[18]39。华容县因濒临洞庭湖，易发水患，不利农耕，故当地有40% - 50%的农民专从渔业生产。《岳阳风土记》载：“华容地面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时至，建宁南地决，即被水患。中民之产不过五十缗，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其常产即湖地也。”[13]35岳州渔农数量比例与华容县一致。史言：岳州“中人之产，不过十金，以舟为家，以渔为生者，十室而四五。其土人则以潭户名之。”[11]510宋代岳州近一半农民以渔为生，说明渔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的捕鱼者，渔业已成为当地仅次于农耕的重要行业。

渔民将大量渔业资源捕捞而来之后，必然是将其售卖以换取粮食衣物等其他生活生产物资。这种物质产品交换贸易定会刺激渔业资源的商品化和繁荣渔业经济。宋代两湖平原民间的鱼产交易活动相当活跃，王十朋在华容县所作“草市鱼多骨”[17]341之诗句便是明证。渔民的鱼产品或零售给他人消费，或批量卖给大鱼商贸易。渔民零售，即自己做小商人，把捕获水产运送到周边草市等小市场或者偏远城镇大市场售卖，这种小型鱼产买卖文献记载实例颇多。《入蜀记》载：鄂州“洑中有聚落，如小县，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鲊为业。”[18]王十朋《晚过沙滩》记录荆州“渔人生计占沙洲，鱼未到家人买尽”[17]350。岳州“平江细民张氏，以煮蟹出售自给，所杀不可亿计”[19]1080。“汉阳、武昌滨江多鱼”，当地土民常把鱼产做成干鱼，“载往江西卖之，一斤近百钱”。这种鱼产食物还特受饶、信人钟爱[20]8。汉阳军丰盛鱼产也吸引了外地客商前来作批量鱼产买卖。汉阳知军黄榦《与漕司论放鱼利事》云：“每岁冬月采鱼，湖主不得自采，皆是荆襄、淮西、江东、湖南诸处客人驾船载网，前来湖主家结立文约，采取鱼利，而与湖主均分之。”鱼商和湖主订立合约共同分享鱼利，他们把汉阳鱼产运送到外地售卖以赚取中间差额利润。这种长途贸易链接了汉阳军水产和外地市场的联系，对促进当地渔业的规模化开发和沟通区域间的渔业经济有积极作用。

商品供求关系影响价格。两湖平原渔业资源丰富，商品化程度较高，市场鱼产供给充足，但其供过于求，鱼价低廉。《入蜀记》言：黄州“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欲觅小鱼饲猫不可得”[18]43。苏轼《与章子厚书》说黄州“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21]1084。鱼价虽低，但鱼产为贫苦百姓和穷困潦倒官员日常食物，故消费者多，售卖量大，可薄利多销。正因渔业有丰厚利润可图，朝廷也就十分重视渔业，对之征收赋税。两湖地区渔税之征由来已久，光绪《湘阴县图志》载：“盖自汉时有陂池鱼税，宋初荆湖路承马氏之遗，湖潭陂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或遣官吏主之。淳化元年，始令经市货卖乃收税。”[22]329黄榦在赈济汉阳军旱灾时就曾上书《与漕司论放鱼利事》建议朝廷蠲免“湖北路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渔税是荆湖路官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如荆门军和汉阳军的财政就比较倚重渔税。洪适《盘洲文集》卷四十九《荆门军应诏奏宽恤四事状》曾说：荆门军“在江汉之傍，产鱼甚多，旧以鱼利添助支费”。黄榦在《放免渔人纲钓鱼利钱榜文》中指出：汉阳“常赋所入甚薄，全籍湖池鱼利支遣”。当国家对某种行业或商品征税时，说明其经济发展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两湖平原渔税，汉时已开始征收，两宋时成为汉阳等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这凸显当地渔业经济之发达。

要之，渔业开发必须以水环境为基础。宋代两湖平原有优越的水环境和丰饶的渔业资源且已出现诸多专业化渔民，渔业开发不仅有利丰富民众日常饮食生活，还可活跃当地市场经济和加强区域间的贸易联系，渔税征收也有利增加地方官府赋税收入，拓展财政来源，故渔业开发于民、于国均有益。

二、农田拓殖与水环境代价

宋代两湖平原农田拓殖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和屯田巩固国防之需。依整理资料统计，两湖平原太平兴国户总数为105 576、元丰户592 352、崇宁户817 999[23]。对比发现，北宋两湖平原户口总数在增长。宋代户口增长可说明人口总数增加。南宋户口史载阙如，故南宋两湖平原人口增长量无法得知，但其为荆襄防线大后方，宋廷为巩固国防，在此大力施行军事屯田或者招诱外地农民前来垦田以征税供给军需，如淳熙三年（1176年），臣僚言：“今湖北惟鼎、灃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以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24]4218人口增加和国防建设无疑会促动两湖平原拓殖农田。

宋代粮食单产无实质性提高，因此要在固定空间内提高粮食总量以养活更多人口，最有效、最简单方法就是开垦更多农田种粮。生态环境在给人类农耕生产提供基本地理条件的同时，也制约着农耕发展模式与拓展方向。两湖平原属河湖淤积平原，境内有高低山地、河湖滩涂和低矮平地等多个地形小板块。农田拓殖的环境选择顺序是先低矮平原、后山地丘陵与河湖滩地，因此当两湖平原的低矮平地被开垦殆尽之后，农田拓殖的空间便是山地丘陵与河湖滩涂。知潭州李允则曾劝民恳山为田。史曰：“湖湘多山田，可以艺粟，而民惰不耕。（李允则）乃下令月所给马刍，皆输本色，繇是山田悉恳。”[24]10479这是直接反映潭州开垦山田的史实。《画墁录》曰：“湖湘之地，下田艺种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自蓁莽。”李氏指导农民前往襄州购买粟米和杆草种于高田之中，使“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25]72。文中所言高田实际就指在山地丘陵上开垦的山田。岳州永宁山也开垦有不少山田。《舆地纪胜》载：“（永宁山）在平江，其山四壁削成，倚以云梯，续以飞栈，而后可跻，其端沃衍可耕，断戈朽镞时出于上。”[26]2353两湖平原山地丘陵甚少，宋代文献中有关该域山田（梯田和畲田）垦殖的史迹寥寥无几，故其农田拓殖的主导方向是河湖滩涂，即开垦垸田。垸田，亦称圩田、围田和湖田，即把沿江沿湖滩涂改造成农田，是我国先民在治水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农田类型。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围湖造田的首个高峰期，江南围田数最多，两湖平原居次。宋代湖南路洞庭湖平原已有规模不小的围湖造田运动。史载：“自虎渡口至洞庭，但三四百里……兩岸圩堤相属，陂、泽、港、汊无算……迄于宋代，圩田、湖田，创为应奉。自兹以后，更不知几千万顷矣。”[27]43光绪《湘阴县图志》载：元丰时期“洞庭湖地已多占为民田，若今围垸之类。”元丰六年（1083年）宋廷令“鼎、灃等州开沟洫、置斗门，以便民田”[22]320。民田，即指洞庭湖沿岸的垸田。《钟相杨幺佚事》记：鼎州等地的豪民大族“倚势侍强，鱼肉细民，侵占湖泊淤地，筑垸为田，延袤百里”[28]32。《直秘阁徐公墓志铭》言：湘阴县因濒临洞庭湖，“少田，多盗”，绍兴末年主政者为增加赋税收入便稽查私自开垦之湖田，“括盗耕湖田者，悉输租，号增耕税”[29]645。这些湖田即是在洞庭湖沿岸滩涂私自开发之垸田。至和年间（1054 - 1056年），华容县令黄照筑修的绕城周15里长的黄封堤，即为开发垸田而建，黄封堤也称“官垸”[30]183。研究指出：“东晋、南北朝时期，沦水携带荆江泥沙，直泄县（华容）西南的赤沙湖。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松慈堤决，形成荆江向南分流的虎渡河，从此荆江水沙大量南注，沿湖洲土逐渐淤高，绅民竟相围垦。约当元末明初形成华容历史上第一次筑堤围垸高潮。”[31]69但这个高潮却是在宋代围垦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江汉平原的垸田开发主要源自军事屯田。南宋末期荆南（荆州一带）成为赵宋抵御蒙元的边防重地，两军于此对峙40余年。为巩固国防，宋廷在荆南屯田种粮以供军用，这些屯田便多是垸田。《行水金鉴》载：“宋为荆南留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为田亩。”[32]1161元朝林元说：“宋以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师，荆湖之费日广，兵食常苦不足。于是有兴事功者出，而划荆南留屯之策，保民田而入官，筑江堤以防水。”[33]89端平至嘉熙年间（1234 - 1240年），宋理宗令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兼屯田大使孟珙在秭归至汉口筑堰调夫屯田以供军用。“军无宿储，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24]12370。筑堰即为筑堤造垸。从史料数据看，孟珙在江汉垦殖垸田之数量规模已相当大了。除军屯围湖造垸田外，江汉亦有私家垸田，如石首县宋元已有三合垸和郑家院[34 - 35]。

山田和垸田是先民改造自然的产物。人类虽可能动改造自然，但改造自然的结果会有正反两面。宋代两湖平原山田和垸田开垦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农田拓殖虽势必会拓展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可明显增加粮食总量以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但两湖平原的农田拓殖运动已是过度改造和干涉自然，超出山水环境的自我承载力与恢复力，造成水土流失和河湖淤塞，破坏了原有水环境系统。

我们知道山田（梯田和畲田）是烧毁、砍伐山地或山坡草木而开垦出来的农田，这破坏了地表原有植被，使土壤裸露。尤其是畲田生产，为刀耕火种和撂荒型农业耕种方法，人种天收，不加施肥，2到3年后，土瘠则弃，再以同样方式另辟新田。仇兆鳌注释杜甫“斫畲应费力，解缆不知年”诗句时，引用宋人薛梦符之言：“荆楚多畲田，先纵火烧炉，候经雨下种。盖田历三岁，土脉已竭，不可复树艺，故需烧榛以肥其土”[36]1441。可见垦殖畲田要烧毁诸多林木生态。烧畲破坏生态的后果，宋廷有深刻认识。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八月，朝廷颁布《令十月后方得焚烧野草诏》规定春季草木生灵复苏时不得烧林造畲，秋后十月方可“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式尊旧制，以著常科。诸州县人畲田，并如乡土旧例外，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37]660。但该禁令只是规范毁林垦畲时间罢了，并不能全面禁止烧畲，根本阻止不了畲田拓殖及其破坏生态。山田开垦越多，势必会牺牲更多的植被，使林山变童山。范成大在潭州见到的环境景象是“湘江岸小山陂驼，其来无穷，亦不间断，又皆土山，略无峰峦秀丽之意，但荒凉相属耳”[38]12。潭州湘江两岸山地变为荒原的主因为开发山田而毁森林植被。这是两湖平原开垦山地丘陵造成环境破坏的典型缩影。山田开拓面积越广，山地草木植被破坏数量就越多。丘陵山地失去具有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植被，一旦遇大雨，就易出现水土流失而淤塞河道，以致破坏原有水环境系统。

垸田是人水争地的结果，是劳动者在认识和利用水土资源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耕地，属高产水利田，对拓殖农田种粮以增加粮产有积极推动效用。两湖平原本来水资源就丰盛，且地势总体平坦，河湖滩涂面广，特别是唐宋时云梦泽已解体使诸多滩涂裸露水面，成为农田拓殖的沃野空间[39 - 40]。这样的地表样态本是垸田开发之天然环境优势。但遗憾的是，两湖平原无序开发垸田造成了水土流失与河湖淤塞等水环境恶化问题。

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筑堤造垸占据河湖滩涂，这样一来，一方面缩小了河湖面积，会减少河湖蓄水量，一旦夏秋流水泛涨，便可能溢出堤垸甚至冲毁堤垸而造成垸内洪水成灾;另一面，垸田开发造成滩涂水土流失，导致下游河道或湖泊湮塞。河湖水环境系统运动不正常，随之而来者便是洪涝灾害。南宋在荆南屯田、围湖开垸以农养战，虽在战略上起到了巩固国防和减缓蒙元军队进攻的作用。但从生态角度观察，大规模围湖造田对水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如造成水土流失、泥淤积河道、使之变窄而形成洪灾。《行水金鉴》言：南宋“沿江筑堤以御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废，三江流水之道狭而溢。”河道变窄，蓄水量减少，水流便会泛滥冲毁江堤，“所筑之堤防亦渐溃塌”[32]1161。江陵原有“九穴十三口”以分水流，可防治夏秋长江水流泛滥成灾。南宋为在此屯田而筑堤开垸，还堵塞了古穴，“筑江堤以防水，塞南北诸古穴”[33]88。但堵塞分洪穴口，导致泛滥洪水无法分流，进而造成河流改道，水患常生。《荆江洞庭利害考》曰：“自南渡之后，国家贫苦，以荆南屯留之卒艺种民田，筑江堤，塞穴口，以筹兵食，而水道一变，江患遂起。”[41]493这种堵塞分洪口造垸的做法显然是改变了原来正常江水分流环境，使长江“迫不得已”地变道而生成洪灾。南宋在江陵造垸开穴生成的水环境负面问题留给了元代。元时荆南垸田已被洪水冲毁的狼狈不堪，林元《石首重开古穴记》载：“今之古址，或摧而江，或决而渊，或潴而湖，七十年间，土木之工，皆生民之膏血。”[32]89

宋代两湖平原农田拓殖造成水土流失问题的外在表现还有荆州沙市镇的建立。《宋史》载：沙市镇“地本沙渚”[24]2417。也就是说，沙市镇是建立在因大量流失之水土而淤积形成之河滩上的。也因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摧残防洪堤岸，江陵公安县治不得不逐步南移。《入蜀记》载：“十五日，周令说（公安）县本在近，北枕汉水，沙虚岸摧，渐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18]46較为典型事例还有云梦泽的淤塞消失和“九曲回肠”式的荆江河床在宋时已成雏形。1总之，这种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变迁必定是两湖平原农田拓殖造成水土流失和淤积水域带来的负面结果。

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环境，但绝对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倘若改造限度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自我恢复力，便会受其报复。宋时两湖平原因人地矛盾与国防建设，农田得以大量拓殖。虽然当时无序盲目的山田与垸田拓殖可缓解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压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巩固国防，但这种农田开发运动牺牲了山水环境，造成水土流失和河湖淤塞，导致原有水环境不断恶化。

三、水旱灾害制约和神祠信仰地理

两湖平原水资源环境虽优越，但也常引发水旱，成为制约农业开发的重大障碍。据学者整理之气象灾害史料可知，宋时两湖平原水旱频发，江陵府两类灾害发生8次和22次、荆门军为3次和11次、复州为8次和8次、汉阳军为7次和10次、鄂州为10次和11次、黄州为2次和6次、灃州为10次和11次、常德府为15次和11次、潭州为10次和41次、岳州为17次和18次[42]。降雨异常变动和农田拓殖活动造成水环境恶化是两湖平原水旱生成的两大主要原因。传统社会民众消弭水旱办法有修水利和建仓储等多种，其中一大特色方略是向神祠祈雨。宋代两湖平原也存在诸多祈雨神祠，影响较大者有人物神、自然神和龙神三类。

（一）人物神

人物神常指传说或现实中的帝王、贤臣良将和乡贤慈孝者等。人物神信仰内涵是后人对前辈的爱戴和敬重，祈雨则是人物神之外延功能。

潭州湘阴县孚应庙，祭奠晋太康时期陶淡妻子刘氏。王容《诰词·孚应记》载：“岁在壬寅，吏民祷雨，随即滂沛。辛亥、乙卯以及丙辰，皆常苦旱，亦获响荅。”[8]2339潭州还有零陵王庙和仰山神，知潭州真德秀曾向它们祈雨抗旱[43]。岳州巴陵县君山有湘君祠，祀湘妃[44]1017。湘妃是湘江司职人物水神。巴陵县还有宋代建立的康太尉庙，康太尉是何时人物，无史可查阅。“庙神威灵，旱祷雨辄应，邦人仰之。”[45]黄州天益庙，祀晋代青州人宋益。相传宋益弃官归隐于黄州黄龄洞修行，得道术，“能□神鬼救疾疫”。后人在洞前立祠庙祀之，祷雨有应;唐王朝封其为“显应侯”、宋加封“灵济昭德”、元加封“惠荫善济”[46]343。复州伏羲庙祀伏羲帝，祷雨有应。《复州重修伏羲庙记》载：“郡邑长吏政教不善、感伤和气，一有水旱虫火之灾，顾汲汲然族缁旅黄，擎跪数拜，谒诸偶像。适会灾变自止，因即以为土木之赐，禳祷之效日滋日迷。”[47]573汉阳军有仁显庙，庙神是刘伯通，梁代建立，传至明朝。“梁大同十年，长沙王立祠祀之。元封敷济仁显灵祐王，规制卑隘。万历初郡人李宗、鲁鼎建[见]山有仙泉，遇旱，郡守祷之，雨应如响”[48]17899。

（二）自然神

自然神信仰把天地山川、河流湖泊、日月星辰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视为神灵而加以崇拜。潭州湘阴县白霞山有百岁岩，“乡民祷雨有应”[8]2171潭州岳麓山有岳麓山神、湘江有湘江神。知潭州真德秀曾向两位神灵祈雨。真氏说：“岳麓湘江之为山川，可谓能出云为风雨者矣。”[43]845潭州也有南岳衡山神，知潭州张孝祥曾向其祈晴[49]268。

岳州巴陵县有洞庭湖神祠和巴陵县青草湖神祠，受宋廷多次赐封[44]1047 - 1048。华容县南岳衡山神“宋淳熙丁未建，元祐甲寅重修，故额犹存，祈祷多应”[46]707。临湘古仙洞崇惠庙，祀岩石神。“洞旧有庙曰崇惠，秩在祀典。遇旱岁，祷岩下辄应。”庙废后，方士刘知崇号召“环山之人乐捐金帛，以助其成”。庙修成之日，王炎有文纪之，文曰：“炎因闵雨，三祷而三应”[50]325。

荆门军有息壤神、西山神和东山神。息壤是传说中能自我生长的土壤，鲧以之堵塞洪水。苏轼《息壤诗·并引》云：“今荆州南门外，有状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犹见其脊者。旁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锸所及，辄复如故。又颇以致雷雨，岁大旱，屡发有应。”[51]347知荆门军陆九渊曾向西山神和东山神祈雨，有《东山祷雨文》和《东山刑鹅祷雨文》为证[52]。

鄂州江夏县江汉神祠在汉阳门楼上。“宋淳熙间通判刘靖以江汉在境内，宜为望祀，乃为坎以祭之”[53]。咸宁县有龙头岩，“宋淳祐中，陈仲微祷雨立应，建祠”[48]17744。

江陵府有3座自然神庙，其一为江渎庙。陆游过荆南入蜀时祭祀过江渎庙神。《入蜀记》载：“祭江渎庙，用壶酒特豕。庙在沙市之东三十里，神曰昭灵孚应威惠广源王，盖四渎之一，最为典祀之正者。”[18]48江陵县楚望祀江汉沮漳水神。“楚望，在寸金堤，首祀江汉沮涨之地，帅张栻建”[26]2201。江陵府西辛村有座东岳庙，祭祀五岳之首的泰山神。宋元祐间创建，传至清代，康熙时曾重修[54]307。

（三）龙神

龙是祖先构想出来的灵物，为司职水神，能兴云致雨，是中华民族古老而又普遍的信仰对象。先民以为在江河湖海池潭泉井等水域环境里有龙存在，为之建龙王庙、龙母祠、龙女庙等祠庙以便水旱时向其求雨或祈晴。史载：潭州湘潭县有白龙潭，潭中有龙神，旱時祈雨有应：“旧传渔者入水，常见灵异，岁旱或投竿简有应。”[10]2186宁乡县大沩山顶有清潭龙祠，政和五年（1115年）八月十日赐庙额“灵泽”[44]1022。长沙（潭州）磊石山有汉代建立的洞庭龙王庙，每年四月初八祭祀[48]18688。衡山县净福寺有龙潭神祠，绍兴十九年（1149年）赐额“时苏”[44]1051。潭州还有息山龙王，知潭州真德秀曾向龙王祈雨得应，遂为之修庙和奏请封爵[43]255。灃州石门县层山龙祠，崇宁元年赐庙额“善济”;灃阳县潺水龙祠，崇宁二年（1103年）赐庙额“惠济”[44]1021。

岳州北部龙山有龙王寺，相传因有龙而建寺。岳北山峰“之殿有大穴，泉满石裂，攧雪溅雪，夏冬弗竭，盖神龙之所蟠蛰，故名龙山……岁旱，民祈雨辄响应。”马氏据有荆楚时有禅林寺，太平兴国改为龙王寺，宣和六年（1124年）重建寺庙[55]。荆门军有惠泉龙神祠和上泉龙潭，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宋廷封惠泉龙神为“善利侯”，乾道二年（1166年）三月加封为“昭济善利侯”[44]1024;陆九渊为官荆门知军时曾向上泉龙潭神灵祈雨[52]310。

黄州三洞龙王庙在三角山，“宋庆历间祈雨有应，仁宗诏封上洞灵祐侯、东洞显应侯、西洞灵应侯;绍兴间祈雨有应，俱进封为王。”另，顺济龙王庙在龙矶之巅，嵯峨立于水中，“相传即吴、许二君所诛大蛇。熙宁中，王师南征，载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龙伏于中有风云百里之状，有司以其事闻，诏封顺济龙王，遣太常致祭祠，下令重修”[48]18381。

鄂州江夏县石门山龙祠，崇宁二年（1103年）赐庙额“嘉济”[44]1021;咸宁县潜潭龙祠，乾道九年（1173年）赐庙额“灵惠”[44]1023;江夏县灵济庙，祀龙神，淳熙十四年（1187年）封“嘉泽侯”[44]1089;江夏县还有广惠庙，《江夏县志》载：“广惠庙在文昌门外，旧名顺济龙王庙，宋淳熙间祷雨灵应。”[53]329江夏县八分山有龙潭，自唐贞观祈雨灵应建祠以来，有求必应，宋廷多次授其封号，庆元六年（1200年）因祈雨灵验，宋宁宗诏令敕封为“嘉济显应灵惠侯”[56]364;鄂州东南有座惠泽龙王庙，“宋淳熙间，雷雨大作，龙见庙前，鳞角森然。绍兴庚戌，郡守郭象祈雨有应，奏请今额”[46]150。

江陵府有龙堂寺，祀龙神，唐至元时存在。“唐太和间大旱为灾，有司迎灃州龙潭，悟性禅师祷雨，结坛斯地，师至隐有云龙与俱，遂祷，雨至。因建寺曰龙堂寺。元末红巾军之乱残毁”[54]297。汉阳军沌水流域百里荒有龙祠，《入蜀记》云：“过新滩，有龙祠，甚华洁。”[18]42

水是生命之源，但亦能生祸。水旱灾害是妨碍两湖平原农业开发的重要制约因素。频发的水旱促使当地盛行祈雨神祠信仰。据上分析，宋代两湖平原共有44位（座）祈雨神祠，其中人物神祠8位（座）、自然神祠16位（座）、龙神祠20位（座）。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是造成祈雨神祠的造就及差异之主要原因。区域历史文化的承传及演变影响祈雨神祠的造就和选择。宋代两湖平原若干祈雨神祠具有历史承传性，它们在前代时已被接受和认可，如江陵龙堂寺，唐太和间悟性禅师祈雨得应而建;汉阳仁显庙在梁大同十年已建立。岳州巴陵县湘君祠，祭祀的湘妃是传说帝王尧的女儿、舜的妃子女英。潇湘传说起源于湘江流域，潇湘信仰在赵宋之前已相当盛行，晋时岳州已立碑祭祀[57]352。

民众对自我生长地自然环境有先天性的高度认同感，在造就或选择祈雨神祠的过程中会本能地优先选取与本土自然环境相关的神祠。这集中凸显在自然神祠的造就和选取上。山川河湖是先民造神的选择对象。《岳麓湘江祝文》曰：“山川丘陵，能出云为风雨曰神。”[43]845除五岳四渎等早被朝廷和全国民众认可与接受的自然神之外，两湖平原与本土河湖山川等自然环境有关的自然神祠差异也十分明显。宋代两湖平原的自然神祠有潭州百岁岩神、岳麓山神和湘江神;岳州巴陵洞庭湖神祠、巴陵青草湖神祠、古仙洞神祠;荆门军西山神、东山神;鄂州江汉神祠、龙头岩神;江陵江汉沮漳水神。很显然，这些自然神祠均以本地山川、河湖、池潭和岩洞名称为名，这明显契合自然神祠的造就和选择与本土自然环境有莫大认可性关联。总之，自然环境造就祈雨神祠，也使其有区域差异。

四、结语

农业最显著特征是以生物的生命活动为生产对象，任何农作物（动植物）的种植、孕育、生长和繁殖都必须要以与之相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前提。两湖平原年均降雨量大、河网纵横交错、湖泊成群，拥有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为渔业开发提供了优越的水环境基础。宋代两湖平原江河湖泊水域中的水生生物资源相当丰饶，已有不少农民半农半渔，或专门从事渔业生产、以渔为立业之本。渔业资源开发在丰富民众日常饮食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繁荣渔业经济和沟通并活跃区域间的水产贸易，渔税征收还有助地方官府财政收入。

两湖平原北宋时期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又是南宋抵御蒙元之战略要地荆襄防线的大后方。为缓解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压力和巩固边防，在平地开垦殆尽之后，宋代两湖平原农民和官府只能向山地丘陵开垦山田、向河湖滩涂开垦垸田来拓殖农用耕地种粮，或施行军事屯田以种粮供应边防军需。但宋代军民规模性和无序盲目地农田拓殖运动逐步造成水土流失与河湖淤塞，导致两湖平原水环境开始不断恶化。随着明清、民国两湖平原人口数量的继续增长，垸田和山田持续拓殖，水土流失与河湖淤塞等水环境问题则愈趋恶化。宋至民国时期两湖平原的农田拓殖活动渐趋造成的水环境恶化问题是现今当地生态衰退形成的历史根源，即两湖平原水环境恶化问题初步起源于赵宋，发展并严重于明清民国，水环境也是当下两湖平原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核心。宋代两湖平原水资源虽丰富，但它在给渔农开发提供优越水环境基础的同时，也常因降水异常和农垦活动造成的水环境恶化问题，频繁生成水旱，成为制约农业开发的重大障碍。宋代两湖平原频发的水旱也促使当地盛行龙神、人物神和自然神等祈雨神祠信仰，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是祈雨神祠的造就及差异形成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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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and Agriculture in the Jiang-han and Dongting Plain in Song Dynasty

XIA Fang?sheng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Jinnan，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heavy annual rainfall in the Jiang - han and Dongting Plain. The well water structure comprised of dense river networks and a cluster of lakes provides a superior water environment for fisher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plain area was rich in aquatic resources， therefore fishery development here was conducive to food options and agriculture. And the collection of fishing taxes helped to increase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 The military and residents in this area released food pressure caused by population growth and consolidated the defense in Jingxiang mainly by expanding farmland to mountains， hills， shallows and lakeshores. Large scale of reclamation caused soil erosion and siltation in rivers and lakes， leading to gradual deterioration of the local water environment. Frequent floods and droughts resul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praying for rain prevailing in the plain. History，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wer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Rain Prayer Temples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Jiang - han and Dongting Plain; water environment; fishery; farmland reclamation; shrine b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