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征
时间：2022-11-30 14:39: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实践性，指导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工作与活动，达达文档网小编为此收录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征，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效率，给社会和经济结构带来深刻变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进一步加深了实体经济数字化的改革。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受益于企业，受惠于人民。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体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体现在融合发展规模及速度方面。总体趋势上，融合规模逐年上升，融合进度加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首要助力。其融合水平主要体现为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由于信息技术的注入，使我国传统产业遇到了新的机会和挑战，在转型和升级中，重新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数字经济规模加快发展。2002年数字经济规模为1.2万亿元，到2020年达到39.2万亿元，增长了32倍，增长速度远超GDP，而产业数字化规模从0.6万亿元，上升到31.7万亿元，同比增加53倍。2012年，由于国家政策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推动，一些优秀的信息化企业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如东阿阿胶、海尔集团等，逐渐加深对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2015年国家倡导“互联网+产业”，该方案促进了第一批制造业、农业等实体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随后，电子商务、平台和共享经济等服务业相继进行新旧模式的转换与接替，以产业数字化模式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得到进一步加深。2015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推动了数字化与实体企业的有效结合。2015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13.8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例达74.3%，2014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50%。2017年，国家确立了实体企业数据要素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方式，力促“两高一低”企业升级，企业加大对大数据的重视和投入。中国信息通信院的调查显示，在受访企业中有一半在2017年对大数据的投入比2016年提升6.7%。其中，投入提升超过50%的企业占25.5%。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投资进一步增长，其中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增长了39.6%。
第二，体现在融合发展产业结构方面。在数字经济内部分类上，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规模逐年扩大，但是产业数字化增进速度优于数字产业化。2002—2005年，两者规模相当，均占数字经济规模的50%。从2006年开始，产业数字化规模迅速增长，到2020年，其规模占数字经济规模比例达到80.9%，远高于数字产业化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国产品、技术和服务与数字化融合并渗透到各个传统产业之中，传统产业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效应逐年提升。在三次产业结构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低到高的特征。2016年数字经济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渗透系数为6.2%、16.8%、29.6%，到2020年分别增长到8.9%、21%、40.7%，约为1∶2∶4，分别增长了2.7、4.2、11.1个百分点。显然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渗透率增长比率远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处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领先地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更多企业利用大数据对接生产与服务，倒逼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转型升级。服务业，尤其是电子网上消费、信息共享等模式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2020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上升到11.8万亿元，占总社会零售额的30%，比2016年增长近20%。在线教育用户比2019年增长了22%，在线远程医疗服务规模达到940亿元。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工业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领域，无接触生产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2018年生产设备、关键工序及设备的数字化率分别达到46%、49%、39%，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8.7%。工业数字化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产能得到提升，生产成本逐年下降。
第三，体现在区域发展方面。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的通知》精神指引下，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在各省市相继出台，使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得到了更进一步优化。2019年各地区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占比均超过60%，西部部分地区占比接近95%。浙江、xx、广东等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浙江、xx等地区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万亿元，广东省达到3.5万亿元。但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呈现东强西弱、南优北劣的状态。东部和南部，尤其是沿海沿线省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高，新兴的信息技术相对前沿，拥有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在全国具有领先水平。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显示，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平均值为30.1，东部地区达42.3，其中xx融合指标分别达到58.8、56.9、53.5，已连续两年位居前三。中部地区也在平均值之上，达到31.4。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传统产业发展相对较弱，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与东部地区相差比较大，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只有21.7和21.6。总体上，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融合发展水平上逐年提高，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了实质进展。在产业结构上各区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地区间融合指数差距较大，2019年全国31个省份服务业数字化指数平均值为30.4，广东省的指数达到61.7，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也达到58.8和50.8，远超其他省份。西藏、宁夏、xx等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化指数相对较低，分别为10、14.2、15.6，处于全国最低层次。工业数字化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差不大，“两化融合”指数平均为38.6和35.8。安徽、浙江位于工业数字化的首要地位，指数分别达到44.8、44.23。这也表明，中部地区在传统工业上积极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云南、陕西等西部地区仍然相对较弱，但在装备数控化率指数上发挥后发优势，反超中部地区，实现在工业上的数字化加速升级。在农业数字经济方面，全国农业数字化平均指数为33.6，安徽达到61，远超其他省份，成为农业数字化领域的“排头兵”，西部和中部优于东部地区，广西、西藏、湖北等地指数达到40以上。
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加快培育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积极顺应数字化浪潮，多措并举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增长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围绕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长江经济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新时期大力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数字经济本身作为一种依托科技力量、低碳环保的发展方式，低耗能、低污染的典型特征必然能够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培育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然要求。
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需求尤为迫切。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生产总值连年攀升。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表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源环境压力较大，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尤其是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政绩而忽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导致环境质量和资源状况堪忧。在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融合发展程度不高、统筹规划的力度不强、数字技术成果的转化不够到位、没有对绿色低碳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撑等。随着科技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崭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数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发展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也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注入了活力。
从顶层设计上谋划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统筹规划，加快出台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规划。目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颁布了《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快速发展，部分省份及城市也相继出台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上下联动态势。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日益重要，各地区应当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颁布的相关文件基础上，充分结合本地区发展特点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出台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举措，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强度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并增加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金融等数字行业，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各级政府要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支持引导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为各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强化政策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一体化发展。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意味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也越来越紧密。对于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而言，打破固有的要素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现状是关键，各地区可以适时出台区域性的发展纲领和文件，共同制定具体的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确定不同地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等，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提升政策的协同性、有效性。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群应当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金融、数字项目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实现跨界合作、异地合作，鼓励更多的数字产业和绿色项目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