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空间：空心村找回群众的治理逻辑

再造空间：空心村找回群众的治理逻辑

空心村治理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仅要考虑农民的生产生活诉求，更要考虑农民群体的分化，实现以人为本。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分享的内容，欢迎阅读与借鉴。

　　乡村治理如火如荼，“群众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群众流失、乡村共同体衰败在空心村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乡村公共空间的瓦解表现为公共场所引力失衡、公共权威认同弱化、公共活动难以举办和公共资源低效落地。L村创造了在村群众、离村群众和村干部同一空间在场、同一空间言说和同一空间行动的群众路线实践。在再造空间的乡村治理实践中，空心村通过公共场所的关系联结、公共权威的主体共建、公共活动的“公”“共”转变和公共资源的在地整合机制实现了群众回归，为我国空心村的治理提供了经验。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框架

　　1.问题的提出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大量农村人口外出，空心村治理陷入困境。现在的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以来大量青壮年陆续离开乡村，乡村社会由封闭、静止、同质走向开放、流动、异质，个体逐步从原有的宗族、家庭、阶层、社区、集体之中抽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逐渐趋向衰败。同时，群众工作面临新挑战，国家惠农政策资源密集下沉，基层干部工作轰轰烈烈与广大群众反馈冷冷清清极度不匹配。“干部干，群众看”“干部跑断腿，堵不上群众埋怨的嘴”“干部热火朝天，群众无影无踪”较为普遍。

　　空心村面临外出群众没有机会参与村庄治理和在村群众不愿意参与村庄治理的双重困境，二者共同引发了“群众不见了”的问题。学界提出了乡村重构论、分阶段整合论、综合整治论和适应经济发展论。既有的论述缺乏空间的视角，忽略了村庄公共空间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联，这本质上是忽略了空心村农民的主体性诉求。

　　空心村治理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仅要考虑农民的生产生活诉求，更要考虑农民群体的分化，实现以人为本。实现以人为本，内在地要求重视群众工作。这是因为村民之间的交往能形成特定“互动模式”，即社会秩序。村庄社会秩序的形成同在村群众的村庄社会关联与离村群众的社会关联嵌入有关。而这种社会关联的实现以及互动的完成，又是基于村落内部特定的社会空间。

　　公共空间理论认为村庄承载着若干个个体的空间，要成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社群，必须要有成员之间的有益互动与联结。基于这一理论，学界提出从公共空间的再塑来应对空心村治理困境。一是实体公共空间的再塑。强化村庄权力基础、引入市场辅助力量及凝练村庄共享文化等是破解村庄公共空间萎缩问题的治理策略。二是虚拟公共空间再塑。建立微信群，搭建起散落在不同空间村民之间联系的平台，加强村民关联、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形塑社会认同，可以挽救乡村共同体衰败的境况。通过虚拟公共空间可以实现公共决策主体多元。政府、村民、村干部“共同在场”的互动模式是对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有益探索；作为“双重注视”的信息开放场域，公共空间在遏制基层权力极化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主体”流失成为乡村社会主要特征之一。虽然我国中西部地区青壮年“离农化”造成乡村社会“主体”流失，形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为主体的村庄特征，但是外出务工的群体并没有切断与村庄的联系。然而，外出群众之间，在村群众之间，外出群众和在村群众之间，外出群众、在村群众和村干部之间存在着一种“似联不联”的关系状态，不利于乡村治理的有效展开。那么，这类型村庄如何通过再塑公共空间来找回群众、践行群众路线?

　　2.分析框架

　　群众内部是分化的，找回群众的第一步是要识别群众，对在村群众、外出群众的不同需求和特点进行分析。其次是针对性地为群众提供参与治理的机会、表达诉求的平台和有主体性行动的场域。因此，塑造在村群众、外出群众和村干部共同在场、言说和行动的公共空间至关重要。

　　根据公共空间型构动力理论，可以将其划分为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正式公共空间一般为村民会议室、村民活动室和文化长廊；非正式公共空间一般为祠堂、茶馆、戏台、村口门头、集市等。根据公共空间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实体公共空间和虚拟公共空间。实体公共空间是村民可以面对面、身心在场式交往的具象物理场域；虚拟公共空间是数字化场域，如微信群和腾讯会议等。

　　“有形的场所、权威与规范（包括内生与外生两方面）、公共活动与事件和公共资源构成了村庄公共空间的基本内涵”。基于此，本文将公共空间操作化为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活动和公共资源四类客体构成。一是公共场所，包括实体的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也包括虚拟的微信群等网络空间；二是公共权威，包括正式的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公共权威和非正式的以村民精英为代表的公共权威；三是公共活动，包括村干部主导的政治展演型公共活动和村民自发主导的生活型公共活动；四是公共资源，包括外源的国家项目资源、地方性组织和企业捐赠的资源以及村庄内生的村集体资产和公共财物等。依托实体和虚拟的公共空间，空心村为干群之间、群众之间提供交流、对话的平台，促进乡村内生型力量的激活以及外源力量“在地化”发展。因此，本文构建起“空间瓦解-再造空间-空间再生”的分析思路，对L村的治理实践进行分析。

　　空间瓦解：L村群众流失的现实困境

　　L村位于晋西地区，距离县城50公里，地形千沟万壑，交通不便，没有矿产资源，不具备发展工商业条件，是中西部地区“无产业、无资源”的代表性村庄。截至xx年，该村户籍人口1426人，在村常住人口563人，在村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人380人左右，在村常住人口主要通过种地、养殖和娱乐休闲展开生活安排。10户左右的中年农民规模化种植土地，种地规模在30亩左右，他们忙时务农，闲时务工。非在村常住人口以在外务工、经商为主，流入地分布于省会和东部发达省市。该村没有小学，绝大部分适龄儿童在县城读书。

　　1.公共场所引力失衡

　　L村建设的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活动广场等正式空间集中于村委办公楼附近，受距离、管理等因素影响，在村群众使用这些场所并不方便。由于规划空间和实际空间的脱域，正式公共场所人影稀疏，非正式公共空间逐步形成。村民聚集到村口的树下、水井旁、小商店、空地上以及好客的村民家中闲聊。闲聊的内容从家长里短到新鲜事物，以消遣时间为主。这种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娱乐休闲，无法生产公共舆论，对村庄社会规范的生产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非正式空间并没有起到补充正式空间功能的作用。同时，村民多以血缘关系、趣缘关系建立家庭联络微信群或打牌闲聊群。以家庭和小团体为主进行互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边界性。L村有村务通知微信群，但是村务通知群是上级要求下的产物，按照每户一人进入的方式创建。群主为村委会主任，乡镇纪委工作人员对群内的言论进行监督。因此，微信群不允许村民闲聊，只允许群主和管理员发送工作通知。这存在两点不足：其一，该群按照家户出代表的方式创建，并没有实现绝大多数村民进群；其二，该群具有的纪律性使得村民之间缺乏互动的机会，村庄作为村民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功能在不断萎缩。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发展应该以村民的集体需求为导向，具备较强的可达性，为村民提供便利。在这些公共场所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村民之间互动越来越少，村庄内村民之间的关系距离越来越远，由此进一步加剧了L村的“半熟人社会化”。

　　2.公共权威认同弱化

　　代表正式权威的村干部面临群众工作能力弱化的困境。村干部在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和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下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一是在村群体对村干部工作的不认可，二是外出务工群体与村干部的不联络。村干部按照县里的统一要求实行坐班制，问题是村民的事务有随时产生的可能，是不规则的。“村民没事，村干部在上班。村民有事，村干部却在休息。”一部分村民对此很不满意。L村书记说：“坐班以后，年轻的村干部不愿意也没有动力和村民打交道。”村干部脱离村民群体，没有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便降低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弱化了村干部为代表的公共权威。

　　地缘决定了村庄精英展开行动的空间布局，而人缘则决定了村庄精英展开行动的组织结构，二者都是村庄精英行动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空心村人口流失带来了空间结构瓦解，社会性价值再生产机制失灵，代表非正式公共权威的村民精英在参与村民事务时很难获得正向社会激励和反馈。一位老人说：“以前村庄出现一些歪风邪气，我们这些老人都会说上两句，尽量帮村干部做些工作。哪怕得罪人了，大家都会支持我们。现在变了，很多人会背地里说我们管得宽。或者我们说了也没人在意。”L村中的民间组织（老年协会）渐渐式微，难以有效整合乡村社会，由此导致乡村公共性流失。

　　3.公共活动难于举办

　　L村的年轻人缺乏本地就业机会，多数到省城和沿海发达的城市务工。在村庄主体流失的背景下，村庄社会联结及其再生产难以为继。L村书记说每次举办健康大讲堂、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宣传活动，只能邀请到一些老人参加。村庄每年都要举办秧歌晚会、端午戏剧表演等娱乐性公共活动，前来观看的人也很少。村庄陷入了公共活动参与人数减少、公共活动举办减少、村民在公共场合参与减少、村庄向心力弱化、村庄人情式微和规范失灵的治理困境。公共活动减少，集体行动就减少，村民的生活愈加面向家庭化和私人化。农村社区认同建立在社区居民的互动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互动不可能形成社区认同。公共活动减少和公共空间萎缩导致村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变长，对村庄的乡约民规认同感减弱，村庄社区的集体记忆随之衰弱。

　　4.公共资源落地低效

　　村干部主导建设了村民文化礼堂，争取了美丽村庄建设的项目，完成了村庄主干道的亮化工程，修建了文化广场，安装了一批健身器材，翻修了农家书屋；村干部通过个人的关系争取了某高校图书捐赠，为书屋引进了一批新书。然而，村民认为，村干部做的事大家都看到了眼里，但没有办成一件大家心坎里的事，都是在搞面子工程。国家资源的落地低效是因为乡村社会缺乏相应沟通机制以支持村民集体意愿表达，导致项目难以真正匹配村民需求。一位村民说：“照看老人、抚育小孩是村民都最为牵挂的问题。村干部应该解决。”村庄老龄化、空巢化现象不断加剧，养老问题日益严峻，养老问题解决需要构建立足于村庄实际情况的养老服务模式。寒暑假期间，留守的小孩饮食起居得不到照顾，在外务工的村民为此特别焦虑。

　　再造空间：L村找回群众的实践探索

　　1.同一空间在场

　　一是开展午餐会，实现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中坚农民和村干部的共同在场。x年起，村干部通过向村民募捐、到乡镇争取资金和县里企业捐赠等方式，筹集到一笔资金，而后组织实施月度午餐会。每月中旬，村干部聘请本村专门从事酒席服务的厨子做饭，通知本村60岁及以上的在村老人、在村五保户（不限年龄）和留守儿童到村委大院吃饭。吃饭的花费按照当地一般家庭办酒席的标准核定。对于节衣缩食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来说，是具有改善伙食意义的。会后举办扭秧歌活动时，在村的留守妇女和中坚农民也会参与进来。

　　二是创建了微信群，实现了在村群众、外出群众和村干部的共同在场。微信群突破了村民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沟通限制，可以将散落在不同城市工作、生活的村民重新集聚起来，重新建构起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L村两委得知村民普遍有让大家在群里自由聊天的想法后，便于xx年创建了“L村游子一家亲”的微信群。村干部通过直接联络、间接劝导的方式，让在村群众和外出群众参与到群聊中，目前本村70%的村民进入微信群。

　　乡村公共空间是强化村民联结、进行互动交流和参与村庄事务的重要场所，实体和虚拟的公共空间再塑兼具村民的“共时性物理在场”和“时空性脱域互动”。在村群众和外出群众分布在城乡不同空间，通过实体和虚拟公共空间实现共同在场，既发挥传统面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优势，又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打破时空限制的交往，增进了群众之间的社会关联。

　　2.同一空间言说

　　一是作为线下实体公共空间，午餐会提供给干群之间和在村群众之间交流的机会。在午餐会和扭秧歌期间，村干部会当众传达一些重要文件精神和村委的决定。前来参加活动的群众相互讨论之后，村干部会进一步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补充到村委下一阶段的工作方案中。次月午餐会上，村干部向村民汇报上个月的村级事务，并向有疑问的村民解释。涉及公共资源落地和项目下乡等事项时，村民之间会展开争论、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村干部说：“每次的项目资金不能兼顾到所有人，不同的村民小组代表为了抢到项目在本组落地的机会，要在会上说明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说服大家。会上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虽然每次都会吵得很激烈，但总能在我们的主导下达成一致意见，为后期项目落地奠定民意基础。”

　　二是作为在线虚拟公共空间，微信群提供给外出群众和村干部之间、外出群众之间以及外出群众和在村群众之间交流的机会。建立微信群聊之后，对于在村务通知群不便于讨论的内容，大家会在“L村游子一家亲”中讨论，各抒己见，邀请村干部释疑解惑。村干部就一些村民不理解的工作进行解答，也能够广泛收集到村民的意见，从而整合多元利益，这对于村务工作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为村民表达诉求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规避因村民无从表达而造成的干群矛盾激化。除了村务“大事”，大家也会在群里分享生活“小事”。L村书记说：“建群之后，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群里聊天，分享自己家里吃什么，@其他村民问他们吃什么，相互约着在打工地见面，逛一下公园。”一位村民说：“建群之后，每天都要在群里看看大家做什么。闲聊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大家在村里你一句、我一句聊天的热闹中。”

　　传统代理人体制虽然能够实现国家与农民的联结，形成上传下达的畅通渠道，但在资源下乡、项目进村背景下，仅靠村干部，经常面临资源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参与进来。“言说”就有了重要意义，在同一空间言说，就是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充分展示主张、说明道理、争取支持的过程，也是村庄正义被伸张、公平公正诉求被启动、村庄决策被公开展示的过程。通过实体和虚拟双平台，实现了公共信息的传播，在村群体和外出务工群体都可以及时收到信息，并加以讨论，也进一步形成村庄公共舆论。让群众可以表达需求、建言献策、争取利益、传递乡愁，实现村庄公共性的修复。

　　3.同一空间行动

　　一是午餐会为在村群众和村干部提供了行动的空间。一方面是在村群众的互助行动与村务治理。身体好的老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身体不好的老人参加午餐会；扭秧歌时，村民选出LHY担任队长，由村民自己组织，自己管理物资，减轻了村干部的负担。秧歌队中的文艺分子和活跃的组织者作为精英被村民认可，这部分人有力地辅助了村里的文化公共品分配以及文化活动开展。另一方面，由于村庄文化活动较少，在村群众普遍产生了生活的无意义感。村干部在餐后为大家发放由村委统一购买的扇子、丝带和花伞等，组织老人们扭秧歌，增加文娱活动。除此之外，为落实上级要求开展的宣传性和公益性活动，村干部也会将其穿插到午餐会，例如村集体每年邀请乡镇卫生院为老人量血压和进行基础病筛查的活动，会放到午餐会后进行。

　　二是微信群为在村群众、外出群众和村干部相互联络进而行动提供了交流的载体。创建微信群之后，除了日常联络情感之外，微信群还成为工作机会的介绍群和困境应对的互助群。村书记说，建群之后，村民们相互在群里发布一些工作信息，帮助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特别是疫情期间，有的打工夫妻同时生病，在群里说一声，住在附近的老乡就会把药和蔬菜水果等送过去。在外务工群体也会通过微信群发消息求助于在村留守群体帮忙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收到消息的、热心的人就会及时回应求助。面对纠纷，有公心的村民主动站出来予以调解。村民之间相互帮助、关心，涌现出的这批热心人为村干部识别村民的需求、利益关注点发挥了作用。村干部在主导项目实施的时候，会先找一部分积极分子摸清大家的真实想法，这些人就成为事实上的村民代表。

　　公共空间的建构，也是厘清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属性和权利关系的过程，可以保障村民主体权利和发挥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实体和虚拟双平台的构建为村民有主体性地参与村庄事务奠定基础，也使得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得到拓展、农村社会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和农村社会公共精神得到培育。

　　空间再生：L村群众回归的治理机制

　　群众回归意味着乡村共同体的生成。关系联结是共同体结构确立的基础，主体共建是共同体内部群众发挥主体性的体现，“公”“共”转变是共同体内部利益平衡的实现机制，资源整合是共同体长远发展的物质保障。

　　1.公共场所：关系联结机制

　　农村公共空间瓦解，一方面使村民产生自我认同的主体性困境；另一方面使传统村庄空间形态的地域共同体消失，导致传统村庄共同体消解。而公共场所作为群众公共交往的平台，有利于实现村民之间的关系联结的结构化，从而为群众回归奠定基础。

　　公共场所在形式上像是一个集市或竞技场，但实际是一种特定的资源组织和匹配方式：平台上双边和多边利益攸关者通过“平台”这个“中介”连接和匹配，形成网络效应。特别需要注重“动态持久性”而非“静态瞬时性”的空间功能特性发挥。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实现维系与再生产。村干部通过午餐会与村民实地互动，通过留守群体，借助家庭整合功能，也将在外务工村民吸纳进来。村干部通过微信群能和留守群体、在外务工群体进行实时互动。二是在村群众和外出群众之间的关系实现维系与再生产，午餐会、秧歌会以及微信群等具有开放性（以村庄为边界）的特征，是对所有村民开放的。在村群众之间可以实地和实时互动，外出的村民之间可以通过微信群相互帮助和交流，外出群体与在村群体也可以保持互动。实时性、持久性的交流增进了村民之间的熟悉感，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得以巩固。

　　通过公共空间互动，一是实现村民对村干部工作的“在场”监督。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实现了处于虚拟和实体空间的村民对村务的“双重注视”，倒逼村干部在工作中注重实体化公共空间的村务公开、民主协商。促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协同性，不断完善和提升数字赋能增权机制。二是实现村民之间“面对面交往”，公共空间是乡村共同体多元主体沟通互动的平台，也是不断进行着协商、斗争与妥协的博弈场域。

　　2.公共权威：主体共建机制

　　公共权威的形塑，不仅需要村干部的勇于担当，还需要村民精英以及有意愿参与村庄治理的普通村民能够拥有足够的公共权威，即公共权威的协同共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组织优势和富有弹性、粘合力的政党运行机制，统筹多元治理主体，克服各主体组织形态、目标利益、价值理念和行动机制的差异性，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需要确立多元一统、一元多核的治理格局。申端锋基于国家关于农村政权建设的历史视角，提出“分类治理”的概念，即乡村组织用各类手段对治理对象即农民作出区分，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多元群体参与到村庄公共空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其一，村干部意识到外出群众与村庄仍然存在着利益关联，不少村民的生活仍然是面向农村的。这种情况下，村庄治理的边界不应与地理意义上的村庄物理区域重合，而应以户籍意义上的人口来确立。他们认为村级公共服务也应当提供给这一部分群体，故而创建微信群，为他们在外务工和参与村庄治理提供保障，拓宽了他们了解村庄事务的渠道，获得了外出群众对村干部的认可，提高了正式公共权威。其二，对留守群体服务和治理，将“老人治村”的优势发挥出来。对L村项目实施、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和问题，老干部、老党员、老书记以及德高望重的老人通过自己的权威和资源优势来协调解决。他们成为乡村社会的活力之源，能够在乡村公共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三，在村的中坚农民群体作为村庄互助行动的积极分子，帮助在外务工的村民照看老人和小孩。他们的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家庭生活完整、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可以作为非正式权威介入到维系村庄社会秩序和配合公共品分配的工作中。

　　空心村通过重塑空间激发多元主体空间治理的内生性驱动力，激活空间生产的公共理念和集体记忆，实现了公共空间内公共权威的主体共建，发挥对村民群体价值面向和行动引导的作用。第一，改善村干部在村民中威信弱化的问题。通过分类治理，精准回应需求，逐步提升了村干部作为村庄当家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第二，相当一部分村民积极参与到村民言说与行动的事务中，可以在双重空间内积累声望，实现精英的生产，最终积攒足够的社会资本，成为非正式公共权威。第三，发挥行政主导、村民自治功能。村庄治理事务并非都是规则性和可介入的，通过对积极分子和治理精英的识别和启用，有效地借助这一部分非正式公共权威的力量，实现了正式公共权威和非正式公共权威共同作用下村民部分事务的内部化消解。

　　3.公共活动：“公”“共”转变机制

　　目前，大部分村庄治理事务具有国家“公”的属性，如何能够激活村民“共”的意识，从而实现治理有效，关键在于公共空间内公共活动的举办促使其产生转变效应。空间由于其地理属性（中心—外围）和人文属性（熟悉—陌生）的双重性，为空间内各行动主体的互动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为生活政治展现多样化、丰富性的互动博弈提供了基础，成为生活政治所发生的场域。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和包容性。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公共活动（如庙会、集体祭祀、文化汇演、村民大会等）的举办地，通过公共活动促使村民之间合作机制的形成。村民在其中扮演角色，并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合作过程中会有分歧和争论，但一切不同意见的交锋都从属和服务于更有效的合作。代表国家力量的村干部通过组织午餐会、创建微信群，重塑了两个新型公共空间。在午餐会期间，在村老人可以针对村庄工作提供建议、发表意见和提出疑问，村民之间相互讨论，村民与村干部进行沟通交流，各方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为个人的利益“代言”。在微信群同样如此，在村干部和部分精英引领下，村民对村内事务讨论，进而产生出公共舆论，可以起到民众参与、协商和自治的功能。活动中，协助村委举办午餐会的村民、代为组织秧歌队和管理物资的村民、主动在微信群维持公序良俗的村民，这一部分人的主动付出、言行举止，都能够影响到村民的价值生产和行动面向。

　　合作机制经由公共活动举办而具有合法性。公域事务利益边界超出了具体村庄地理范围，共域事务的利益边界超出了单独的家户但限定在村庄范围内。公共空间逐渐成为各种意见和观点的汇集处，村民借助公共空间平台，在辩论和协商中进行意见整合，进而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这种事实上的公共活动可以实现国家公域事件和村民私域事件向村庄共域的转变。从效果来看，微信群和午餐会作为新型公共活动的载体，实现了村民议事的合法性，村民通过双重公共空间找回相互之间的熟悉感，社会关系得以维系与生产，有助于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的作用发挥，从而实现公共舆论与社会规范再生产。

　　4.公共资源：在地整合机制

　　国家资源有限，并且往往存在着“硬着陆”现象。这种情况下，整合公共空间内的多重资源，有利于为群众回归的可持续奠定物质保障。在地化整合，是对区域内公共资源的高效利用。资源下乡时期，国家资源的输入已经超越了“资源赋予型”的范畴，它以一种更为密集、强势、显性的资源赋予形态，让基层治理在资源输入型配置格局中演化出一种“资源嵌入型”的过渡状态。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国家提供的公共品是正式的制度性资源，但公共资源并非仅仅指国家公共品的提供。在村级治理中，也要注重加强对村庄内生公共资源的挖掘，即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内生资源的有效使用。

　　L村在治理实践中，一是整合内生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村干部将村民个体、社会企业和政府都当作争取支持资源的对象，用他们捐助的资源来购买午餐会的物质材料和雇佣劳动力。同时，村干部并没有局限于将外出务工群体和在村群体作为被服务的对象，而是积极争取他们关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建议和意见。二是整合外源资源，在了解村民真正需求之后，村干部们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机制，申请切合村民实际的“下乡资源”，实现了项目资源的“接地气”化整合。

　　通过激发群众参与和对上沟通，空心村实现了公共资源的在地化整合。第一，对进村的体制资源进行“在地化”整合，通过对上争取和博弈，引进真正符合村民需求，立足发展实际的资源。第二，对非体制内的资源，即求助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个人，将他们的资源整合之后，用于低成本的活动开展，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参与互助的积极分子等人力资源同样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在外生和内生资源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了村庄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

　　L村作为空心村，其找回群众的治理实践为我国大量的空心村地区提供了治理转型的可借鉴思路。L村以再造空间入手，意识到了公共空间的瓦解导致公共场所引力失衡、公共权威认同弱化、公共活动难以举办和公共资源低效落地。这在本质上是群众流失的问题。通过实施月度老人午餐会和建立“L村游子一家亲”微信群，实现了实体和虚拟公共空间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群众在同一空间在场、言说和行动的机会。同时，实体和虚拟公共空间必须和村庄结构动态变化实现调适，方能实现群众回归。实体和虚拟的两个公共空间建构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和机制，这具有打破时空边界限制、入群成员共同虚拟在场以及群聊信息及时、公开和共享性等新特征，能够促进乡土公共性的再生产。这依赖公共场所的关系联结、公共权威的主体共建、公共活动的“公”“共”转变和公共资源的在地整合。这促进了空间再生，能够实现群众关系网络结构的再生产、群众有主体性参与村务积极性的再生产、群众参与村务的合法性再生产和群众对“家园”稳定性预期的再生产，依靠在村的“社会—文化”网络保留对在村群众和外出群众的吸引力，确保村庄关系网络的“中心结构”稳定，达成群众回归的彻底性和持久性。

　　还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通过公共空间重塑找回的群众是对村庄社会熟悉、有村庄社会生活经历和集体记忆的村民。因此虚拟的公共空间创建出来后，村民之间可以很快地熟悉起来，进行互动。但这是原有村庄社会关系的网络空间的复制、再生产。即有关系基础和熟悉度的村民可以很快通过公共空间回归村庄。L村被找回和激活的村民主要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而由于缺乏对村庄社会的认同，90后们并没有参与到再造公共空间中的活动。第二，公共空间的重塑实现了有限动员，尚没有构建起完善的有效治理机制。从午餐会和微信群的实践来看，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内容是有限的。找回群众之后，如何继续将群众全方位地纳入到村庄治理中来?本文尚没有构建起制度化的实现机制。公共空间的重塑实现了村庄社会的再塑，人情、面子等非正式社会规范不断被再生产，村级治理也实现了动员群众和群众自我动员的效果。空心村公共空间的治理和探索为乡村振兴和社会整合提供了借鉴，有利于发挥乡村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战略性功能。让群众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和地位，形成人人有责、人人负责和人人尽责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仍然是需要继续探索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