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准扶贫与精准表演及其矫治

农村精准扶贫与精准表演及其矫治

每一种理念的提出都源于社会现实需求，并为社会发展服务。精准扶贫正是基于我国长期的扶贫实践及其探索形成的理念。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分享的内容，欢迎阅读与借鉴。

　　精准扶贫是民生政治的重要领域，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具体表现。精准扶贫理念根植于中国的扶贫实践，是对长期扶贫经验的深刻总结。xx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xx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精准扶贫提升到战略高度，对脱贫攻坚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各地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中央要求统一部署，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就。党的十九大再次将精准扶贫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许多贫困户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但是，通过深入基层可以发现，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并不尽如人意，“摆花架子”“走过场”，做“表面文章”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扶贫领域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难以突破的瓶颈。一方面，当前剩下的贫困人口多数是前几轮扶贫后剩下来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一些扶贫干部搞面子工程，重形式、轻成效，工作作风不严不实，各种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如果不及时对这些问题加以矫治，就会使精准扶贫偏离既定目标，侵犯贫困群众的基本权益，从而影响扶贫任务和扶贫目标的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每一种理念的提出都源于社会现实需求，并为社会发展服务。精准扶贫正是基于我国长期的扶贫实践及其探索形成的理念。所谓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的，它旨在通过科学有效的制度与政策，将扶贫资源准确传递给既定人群的一种扶贫方式。“现行精准扶贫政策蕴含以下三层重要含义：一是坚持脱贫攻坚目标，现行标准既不能拔高，也不能降低；二是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步实行，不能有任何偏废；三是脱贫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脱贫、脱真贫，此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防止‘口号脱贫’‘数字脱贫’。”精准扶贫理念使新时代的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瞄准机制更微观、更具体。虽然政府作为精准扶贫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但其中暴露出的诸多体制弊端和不足却不容忽视。在中国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很多地方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表格扶贫”“数字脱贫”等形式主义扶贫在基层时有发生，扶贫工作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扶贫干部为了“看着好看”而给贫困户买新衣服；精准扶贫成了精准填表；有人“被脱贫”，有人“被贫困”；驻村干部被“打卡”拴住，无法开展扶贫工作；强势部门的对口扶贫点帮富不帮穷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与政策偏离、失控。一些地方在制定扶贫政策、考核评估、督查巡查等方面不严不实，搞“面子工程”，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使贫困人口徘徊于脱贫与返贫之间，使扶贫流于形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泛滥，精准表演不断上演，从而降低了扶贫资源的利用率，使精准扶贫的实践和开发受到严重阻碍，真正的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帮扶对象之外，脱贫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腐败问题滋生。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扶贫方式不仅让贫困群众失望，让政府丧失民心，也折射出扶贫干部错位的群众观、政绩观和价值观。

　　扶贫本身没有问题，“走秀扶贫”“表演扶贫”大行其道就变得复杂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没有形式，内容也就无法表现。然而，随着形式被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在这种“必要”形式的掩盖之下，一些地方干部表演起了形式主义，并越演越规范、越演越精准。这种“规范”的精准表演追求每一环节的“完美”，不顾成本和效益，却不忘自己的利益。随着精准表演逐渐“规范化”，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技巧被当作规则和经验，与实事求是精神背道而驰的风气就会日渐盛行，形式主义随之变得越来越名正言顺，即使违情悖理仍然能够畅通无阻。最终导致扶贫干部为了政绩疲于应付，贫困户的实际困难却并未解决。精准表演引发的弊端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一旦“规范化”的精准表演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就会变得难以根除。

　　一些现有研究文献虽然指出了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但大多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及其根源。从短期来看，精准扶贫采取的应对措施能够取得阶段性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是治标不治本。

　　二、精准表演的成因分析

　　精准表演之所以频频上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精准表演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间。从本质来看，是利益驱动下的作风使然，上行下效，害怕承担责任。例如，有些扶贫干部觉得弄清楚帮扶对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深入基层调查和严格的计算，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为了“省事”，只好采取虚报、谎报的方式投机取巧、蒙混过关。

　　（一）精准扶贫理念偏差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精准扶贫理念是精准扶贫实践的出发点，制约并决定着扶贫实施的过程以及要达成的扶贫目标。导致精准扶贫理念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于扶贫干部本身。扶贫干部理念落后，将贫困群众视作被动的施舍对象，自己则扮演给予者的角色，带有一种浓厚的恩赐心理，没有认识到贫困户自身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有些地方政府、扶贫干部将精准扶贫作为一种负担，缺乏对中央扶贫工作部署和扶贫工作的认识。遇到障碍和困难知难而退，回避问题，执行意识消极。一些扶贫干部受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官僚主义作风突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既不是将精准扶贫作为长期工作进行考量，也不是以贫困群众利益作为扶贫工作的出发点，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谋求个人发展、提高自身官职地位、迎合上级检查上，并且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思想，赋予精准扶贫浓厚的政治色彩，将扶贫工作当成带来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手段，将扶贫作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一些扶贫干部对帮扶对象缺少热心和关注，敷衍应付，放不下架子，看不起群众，难以用真情实感打动贫困群众，也就无法激发其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

　　第二，贫困群众缺乏自主脱贫动力。一些扶贫对象在被帮扶的过程中，对扶贫干部态度麻木，认为自己不脱贫，扶贫干部就难以完成任务，甚至抱有“我是穷人我怕谁”的心理，而且一旦脱贫后，政府就会取消对其的扶贫资金，作为“理性人”的贫困户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就会倾向于保持贫困状态，从而增加了扶贫工作的难度。

　　（二）扶贫干部权责不匹配

　　扶贫干部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主导力量，扶贫干部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措事关扶贫成效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政策虽然由国家层面做出，但是却由基层组织贯彻执行，对贫困群众的帮扶任务主要也是由基层干部承担。基层干部既需要执行精准扶贫政策，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扶贫干部享有的权力和肩负的责任不匹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业税和分税制改革后，资源汲取受限，基层组织主要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了可支配资源；第二，伴随着官僚制发展的不断深入，上级政府对乡村基层治理的干涉也在不断扩大，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基层干部失去了灵活性。只好在既缺少资源又缺少政策的情形下勉强执行上级指示。扶贫干部一边利用国家政策，一边利用私人资源。当政策渠道受阻，比如银行拒绝给贫困户贷款，私人又普遍不愿提供帮助，扶贫干部就会面临着艰巨的职责和任务。在权责失衡的情况下，一些扶贫干部选择了相对容易的形式主义扶贫。

　　（三）压力型体制

　　压力型体制是指各级地方政治组织为了完成经济任务与目标，把任务和目标层层量化分解，各级政党部门命令下级组织及其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再根据任务完成情况给予相应的奖惩。在压力型体制下，扶贫干部通过对扶贫政策进行定位来选择执行方式与力度。只要上级规定了任务的完成时间，迫于政治压力，无论如何都必须按时完成既定目标。在精准扶贫政策定位之下，必然产生精准表演。

　　目标责任制根据目标完成情况实行奖优惩劣，虽然具有一定的目标导向，但是在对目标的具体实现过程无从知晓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形式化的材料呈现。上级检查时，如果上级领导对材料不满意就意味着无论基层干部平时工作有多出色，最终仍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同样，如果数据与规定目标差距过于悬殊，也会受到批评甚至惩罚。因此，压力型体制下，基层组织大多把精力放在了考核工作上，而忽视了扶贫工作需要真抓实干。面对精准扶贫任务，扶贫干部既要在上级检查的压力下完成考核目标，又要在治理资源缺失以及权责不匹配等情况下完成扶贫任务，这需要在完成任务和迎接检查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于是，精准扶贫政策变成了隐形资源分配政策和制作文本。能否使扶贫对象摆脱贫困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顺利通过上级考核，呈现执行扶贫政策样态。对此，一些扶贫干部调整了策略，将应付上级的文字、数字等材料的准备工作置于扶贫政策之上。一些扶贫干部着重强调数据的准确性，为了避免在上级考核、领导询问时出现错误，时常到处寻找数据并进行反复核对。面对目标责任制，扶贫干部通常选择以文本形式执行扶贫政策，企图顺利通过上级考核，以期实现自保。

　　（四）政治锦标赛的激励

　　政治锦标赛是指同级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晋升机会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与博弈。对于精准扶贫而言，政治锦标赛是基层政府治理为了提升脱贫绩效而对扶贫干部进行的激励。政治锦标赛能够有效遏制官僚制的不作为、懒政怠政，增加扶贫干部的积极性，有助于加快推进脱贫进程。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以脱贫为目标的政治锦标赛遍及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扶贫干部。为推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确保扶贫工作成效，国务院扶贫办于xx年元旦后启动xx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省级交叉考核组以及第三方评估组将对中西部22个省份、区域的脱贫、政策落实、资金去向、返贫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采取奖惩措施。从理论上说，扶贫干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但从现实来看，相对于下层的贫困群众，扶贫干部更加倾向于对上负责。显然，对基层政府和扶贫干部的激励更多来自上级政府的考核而非困难群众。另外，基层政府比上级政府更加了解本村的实际情况，从而增加了基层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上级政府、进行精准表演的可能。在脱贫攻坚中，暗箱操作，繁文缛节等对抗竞争规则的行为成了炫耀政绩的手段和方式。为了在晋升竞争中获胜，一些扶贫干部不顾实际情况，随意将脱贫时间提前。为了显示政绩，不惜花费重金打造“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为了尽早作出政绩，大多数干部倾向于选择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对投资周期长的项目避而不见。

　　（五）社会力量缺失

　　扶贫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战略举措，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共同推进。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是对传统扶贫方式的有益补充，是相对于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不仅要履行其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职能，还应积极提供舞台，让公民发表意见和其他公共治理主体参与公共服务，强调打破政府管理权力的垄断，实现政府、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合作供给。”现阶段，政府是精准扶贫的主力军，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在促进“精准”方面存在扶贫模式单一、资源短缺、能力不足、方法欠妥等问题，亟须社会组织、民营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整体合力。然而到目前为止，扶贫工作从未真正形成扶贫合力。一方面，受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制约，基层政府依赖于“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路径，对于威胁政府主体地位及其权力的行为，大多不予支持，更不愿让其他社会主体在扶贫中承担任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体也将扶贫看作政府的职责，导致社会主体扶贫意愿弱化，缺少监督意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存在一些不成熟的特点，所以在大多数贫困地区，基本看不到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

　　三、精准表演的表现形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精准扶贫实现了从传统扶贫模式向现代扶贫模式的内涵嬗变，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正向积极因素不断积累；第二，弊端和缺陷也在持续发酵，这些弊端和缺陷的出现并不在于精准扶贫本身，而是更多地表现在执行主体与客体方面。精准表演从表面上看是个人工作方式的问题，将企业和机关的工作方式简单套用在扶贫工作中，并美其名曰痕迹式管理，实质上却是文牍主义、官僚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不作为的表现。精准表演严重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

　　（一）扶贫识别机制中的精准表演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就是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目前，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一般由统计部门根据每年的贫困线和农民收入情况测算所得，自上而下分配贫困指标。县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将扶贫名额分配到各乡各村，最终由村干部识别扶贫对象。现阶段，精准识别主要通过建档立卡的方式进行，建档立卡主要通过村委会开展并逐级上报。这个过程虽然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和规定，但现实却常常流于形式或由村干部决定。县政府和乡政府也难以对贫困户逐一、全面地进行核实，造成精准识别大打折扣。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加，统计农民人均收入具有一定困难，除了依据当年国家贫困线标准以及各地地区推行的识别标准，一些村干部也会通过村民代表推荐，再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民主评议方式识别贫困户。在村干部将扶贫指标分配到各个村之前，一般会预留少量名额。这些预留名额怎样分配成了扶贫识别政策中的“盲区”。虽然村民对上级政府分配的贫困名额、实际贫困名额以及除实际贫困名额外可以填补的名额并不知晓，但是村干部对具体情况心知肚明，从而为贫困名额的分配埋下了隐患。xx年9月，当xxxx县xx镇xx村的村民对识别贫困户存在较大分歧、意见难以统一时，村干部为了不得罪、不偏袒村民，索性通过“抓阄”的方式来确定贫困户，最终15户本不符合贫困标准的家庭“幸运入选”，导致真正需要帮扶的家庭无法得到救济。

　　（二）产业扶贫项目中的精准表演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主要依托，也是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的有效途径。扶贫项目中的精准表演体现在多个方面，以产业扶贫项目的落实较为集中。一些扶贫干部为了尽快完成脱贫任务，不顾贫困户缺乏技术、能力、资金以及扶贫项目融资困难等因素，脱离实际。西部某省在产业项目上为了“图省事”，筹备资金为贫困户买牛羊。为每户购买10只羊，每只羊卖2000元，10只就是20000元，再按每户人口数量平均计算，脱贫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从养殖技术、市场销路等方面看，这种所谓的产业扶贫很难保证可持续性。有些扶贫干部甚至在牛羊病死后，仍继续为贫困户购买，当个别贫困户将牛羊偷偷卖掉被发现后，却被要求补偿养牛羊的“工资”。扶贫项目脱离实际，忽视市场风险，盲目跟风，导致很多产业同质化，产品滞销。很多贫困村成立了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大多数合作社仅是为了申报项目、实现个人利益而建立的空壳公司，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企业目标、没有实际经营，名存实亡，更不会对脱贫起到任何作用。而为数不多的仍在运营的一些企业和加工合作社也因资金流动受阻，举步维艰，使其引领示范作用大打折扣。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扶贫干部单纯地将产业扶贫等同于产业发展，却忽视了扶贫目标本身。有些扶贫干部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监管不力，使少数人对于政策的“空子”有机可乘，打着扶贫项目的旗号大肆骗取国家扶贫资金，中饱私囊。严重阻碍了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扶贫驻村干部帮扶中的精准表演

　　驻村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扶贫工作，有针对性地对贫困户、贫困村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从而起到推进贫困村经济发展、帮助贫困户脱贫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懒政怠政、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时有发生。在实际驻村帮扶工作中，有些驻村干部缺乏对扶贫攻坚与自身责任的正确认识，还有些驻村干部把驻村当作自己“镀金”的渠道。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中央政府的扶贫计划与基层政府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基层在贯彻执行中央宏观政策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偏离既定扶贫目标，甚至与扶贫目标相异化。表面上看似支持和拥护中央政府的决策并保留政策执行力度，却在私下做表面文章，以应付上级。

　　xx年1月，xx市一名脱贫办副主任为应对上级检查，要求各个乡镇驻村干部提前拟定“标准答案”、并入户“指导”贫困户如何回答上级提出的问题，同时向贫困户隐瞒上级来检查的事实。由于“检查组来自不同级别的上级政府部门，不同领导的检查偏好也不同，这就促使驻村扶贫干部每次迎检，都需要推倒重来，迎合偏好。”此外，“打卡”成为许多村考核村干部的重要方式，在一些贫困山区，从村到县城需要较长时间的车程，驻村书记如果遇到外出办事难以及时赶回来打卡的情况，就会遭到通报和处分，因此，只好每天驻守在村子里，反而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另外，扶贫档案必须由驻村第一书记填写，一式三份，不能出错，不能涂改。如果有任何改动，三份都要改，改一项就要花费好多天。还有些驻村干部不按要求工作，而是私下找人代写、代签字。某村第一书记介绍，一位贫困户仅身份证号码就填了几百次。村里一年在打印上的花费不少于2万元，而填表的目的只是为了迎合检查。

　　（四）扶贫资金使用中的精准表演

　　随着国家对精准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国家扶贫资金在持续投入，精准扶贫资金投入对于减少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这种投入却是低效的，“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及返贫困、农村扶贫进程中的贫富差距及‘输血’强劲‘造血’不足等问题仍在日益加剧。”xx年11月21日，阜阳市颍州区为了迎接市领导检查验收脱贫情况，扶贫办不惜以60万元预算采购“脱贫摘帽宣传片”，并且建议采用单一方式进行采购，指定了由某公司承办，并称该公司体系健全、工作经验丰富、公司信誉高、服务质量好。60万元对于扶贫办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宣传片，但是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却可能是一笔救命钱，也让以60万元采购一个宣传片显得格外刺眼。毕竟，扶贫资金是宝贵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群众需要的地方。更加让人质疑的是，采购方式的来源也被指定，而且没有任何竞争。

　　还有的村庄花费数万元为村庄主要道路设置宣传牌、标识牌，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检查组看着舒服。在xx县一段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中，居然有上百条扶贫口号，凡是有墙、有树的地方，都有扶贫口号；凡是有口号的地方都写有“扶贫”两个字。据走访调查，这种现象在全国都较为普遍。一位村长无奈地表示，5万元扶贫款拨给村里，到贫困户手里只剩下2万元，另外3万元用在制作扶贫口号上。在扶贫干部看来，这或许是向上级反馈工作的最好方式，然而，如此精准表演即使让领导看着舒服，扶贫、脱贫没有解决，最终仍然难免被批评。

　　（五）扶贫考核问责中的精准表演

　　未能在第一时间接听脱贫攻坚巡查组电话，被领导处分；扶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上“黑榜”、全县通报、扣除一年的绩效奖励；一名驻村干部看手机被进村检查扶贫工作的市领导看见，被给予处分。虽然让人大跌眼镜，却都是发生在农村的真实案例。“不干不作为、少干慢作为、多干乱作为”成为一些基层扶贫干部调侃的说法。调侃背后折射出一些农村地区在扶贫考核中存在的问责“跑偏”现象。部分地方干部滥用权力导致了问责“跑偏”，在问责“跑偏”的背后，也暴露出扶贫考核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

　　西部某省一个贫困县规定，扶贫手册不能出现任何填写错误，涂改不能超过两处。xx年上半年，在西部某市一次县领导检查扶贫工作中，发现一份扶贫手册中的两处标点符号存在错误，随后，填写扶贫手册的干部登上“黑榜”，还被全县通报并扣除一年的绩效奖励。xx年11月16日，xx全椒县一名扶贫干部下班后未及时接听省扶贫组电话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慑于泛滥问责、过分问责，导致基层扶贫干部无所适从，这些地方干部如此任性的“权力”和“任性”的处分依据何在?事实上这些干部并没有真正了解扶贫工作的实质，歪曲了中央精神，也就无法抓住扶贫检查的重点，从而在填写资料、看手机、未及时接电话等枝节问题上“做文章”。在检查考核中不依据事实，发现一点小事就问责、给处分，看似工作认真负责，实则问责简单化、粗暴化，如此举动也给扶贫干部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既削弱了问责的权威性，也打击了扶贫干部的积极性。

　　四、农村精准表演的改进及其矫治

　　精准表演使合法性资源流失，损害了扶贫工作的公信力，也伤害了群众的真情实感。扶贫干部一旦沾染了精准表演的恶习，必然把精准扶贫的贯彻执行抛到脑后，打着精准扶贫的旗号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精准扶贫与精准表演水火不相容，当精准表演大行其道，就会影响精准扶贫的实施成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领域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作风问题，多次就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扶贫领域腐败与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重要指示，xx年12月8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扶贫领域作风专项治理。xx年9月25日，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就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宝贵的工作意见。

　　（一）加强乡村制度权威建设

　　制度权威是防止扶贫干部滥用权力的第一道“防护墙”。制度由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契约、规章）和非正式制度（伦理道德、习俗、意识形态）组成。“制度权威是衡量制度发挥作用和有效性的重要标尺，表现为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当前的精准扶贫并非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而是制度权威不强、制度失灵。在大多数贫困地区，正式制度运行受阻，非正式制度发挥着更大作用。面对复杂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强化乡村制度权威是确保扶贫干部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方式。应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与统一。正式制度将扶贫干部的政策执行限制在法律法规执行的范围内，非正式制度虽然可以因时因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执行政策，但是非正式制度必以正式制度为前提，并且与正式制度总体保持一致。因此乡村制度权威建设应该遵守两个原则：一方面为了确保法律和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扶贫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必须遵照法律、政策的精神实质，按照精准扶贫政策规定的内容、标准、绩效指标执行。另一方面，“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基本精神并且与扶贫政策方向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扶贫干部应具有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灵活地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和适应性的执行方案，把精准扶贫政策进行‘地方化’并完善地方性规范是村组干部合法合理有效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要素。”这也说明扶贫干部在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中既应具备原则性，也应具备灵活性。

　　（二）注重扶贫实效推进精准施策

　　扶贫工作不能有丝毫犹豫懈怠，更不能有丝毫弄虚作假。因此，针对扶贫领域出现的问题，及时开展扶贫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尤为必要。一方面，在继续坚持行之有效的扶贫政策和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不断对现有扶贫脱贫方式和政策进行探索、完善。“攻坚脱贫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抓重点、解难点、把握着力点。空喊口号、好大喜功、胸中无数、盲目蛮干不行，搞大灌水、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也不行，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功夫、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越是基层地区越需要减负，越需要实干，因此为了进一步减轻扶贫干部负担并推进精准施策，很多繁文缛节应被杜绝。xx年7月24日，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克服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的通知》，明确规定要减少填表报数、减少检查考评等耗费扶贫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哪里有弄虚作假、本末倒置的检查与考核，哪里就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精准表演。扶贫工作绝不是填报表格、迎接检查、陪会参会就可以落实的，而是要真正深入农村、深入农民。要从贫困群众的需要出发，建立契合地方具体实际的考核指标，切实帮贫困村找资金、促合作、带动经济发展，将管理、考核方式与地方特殊性、扶贫干部专长和工作任务相结合，坚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原则，激发扶贫干部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以脱贫成绩检验扶贫工作并根据不足之处调整工作方式。

　　（三）增强大局意识避免政治失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增强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精准扶贫不仅是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也是党员干部的政治任务。因此，要将这种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贯穿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和全局观念阐释精准扶贫，坚决打消任何懈怠、懒散情绪。现阶段，几乎所有省份都将精准扶贫作为头等政治任务，在这种压力下，扶贫工作易发生政策性偏差，也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为了防止精准扶贫中的政治风险，首先要明白精准扶贫是国家治理的利器，应从政权建设、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高度去看待精准扶贫，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般的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因此，精准扶贫要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精准落实扶贫政策，以保障贫困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精准扶贫政策带来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从而体现政党执政的优越性和合法性，这不仅是扶贫干部的职业责任，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责任。将精准扶贫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完善扶贫治理体制机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破解精准表演的重要方式，切忌“图省事”而搞“一刀切”模式。一些扶贫干部搞的“走过场”“形象工程”实际上是“四风”的体现，必须要加以重视并予以改正。

　　（四）强化民主参与激发内生动力

　　实施扶贫政策、实现精准脱贫，贫困户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有力支持必不可少。如果没有贫困户和社会力量的参与而完全依靠外力的推动则很难实现扶贫目标，即使实现了也难以持久。为了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效果，需要调动贫困户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确立贫困户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地位。激发贫困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贫困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前提是保持供需平衡，通过综合措施、通过满足其基本需求来激发贫困户对扶贫观念的自觉认同和参与渴望，通过政策落实、规范市场和贫困群体在精准扶贫中的义务和权利，破解其在参与扶贫发展中的瓶颈。“精准扶贫中的民主，除了自上而下的承诺、推动和动员之外，还需要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完善民主细节，拓展民主空间，提升民主能力。”充分挖掘乡村社会蕴含的民主要素，只有将乡村社会自身蕴含的民主转化为具体的扶贫举措，才能够实现永续脱贫。

　　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有助于摆脱精准表演，使贫困村实现自主“造血”。虽然，政府为贫困村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但是受作秀扶贫的影响，使原本用于扶贫的资金被套取。另外，贫困户“等、靠、要”等“顽疾”的深入，也使得贫困地区难以利用大环境和国家政策。因此，要把提升内生动力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提升贫困群体的话语权，完善贫困群体的参与机制，保障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充分发挥贫困群体在精准脱贫中的主体作用。构建适合地方实际的扶贫协作机制，以便为精准脱贫提供内生动力。

　　（五）坚持求真务实端正扶贫作风

　　一些扶贫干部存在错误的扶贫理念，做任何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政绩和利益，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能否被领导看到?是否对升官有利?却对贫困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正是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导致精准表演屡禁不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名利观不正确。如果扶贫干部无法做到心系困难群众，继续在精准扶贫中作秀、表演，那么无论怎样“扶”，都无法帮贫困户“扶出”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搞运动，一阵风，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做到谋划实、推进实、作风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牢固树立对脱贫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凡是不利于扶贫工作的因素，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必须抵制。将贫困群众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每个扶贫干部都应该树立从自身做起的精神。不能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必须亲力亲为、身体力行。对于贫困户要挨家挨户登门走访，深入了解每家每户导致贫困的具体原因，根据不同的致贫原因探索、完善现有扶贫方式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到点子上。切忌不分轻重缓急，不分主次，更不能为了扶贫而扶贫，为了写材料而写材料，为了应付检查而应付检查，从而导致作秀式扶贫不断上演。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不脱离实际、不劳民伤财、不弄虚作假、不急功近利，树立求真务实的扶贫风气和扶贫导向。当前，攻坚脱贫任务异常艰巨，但是对待扶贫干部仍然要坚持严肃问责，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对弄虚作假、搞形象工程等不良行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五、结论

　　近年来，《人民日报》等媒体数次发文痛批多地在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国务院扶贫办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减少填表报数、检查考评、会议活动和发文数量，规范调查研究，切实减轻基层负担。”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不但屡禁不止，甚至在一些基层愈演愈烈。如果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得不到有效整治，精准扶贫就难以落到实处。“扶贫无案牍劳形，脱贫方成事可冀。扶贫工作有自身的特殊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肯定行不通。各级扶贫部门既要潜心总结经验和不足，又要根据新的形势及时调整政策。”“精准扶贫的出发点就是要认清贫困者致贫的根本原因所在，进而对贫困者有针对性地帮扶。这样的扶贫才是有效的扶贫，才会帮助扶贫户彻底走出贫困，而不会出现以往扶贫工作中遇到的贫困者接受扶助后又‘返贫’的现象”。因此，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的要求，坚定实现全面小康的意志，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攻坚克难、不懈奋斗，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