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这一史诗般的成就将为人铭记
时间：2020-10-31 03:52: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晶 左琳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
2019年7月23日，一部记录中国为完成在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战》首次登陆美国的电视荧幕。
作为该片的主持人和撰稿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走访了位于贵州、甘肃、山西、四川、海南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家庭，采访了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政府官员，包括海南省琼中县年轻的基层扶贫干部……通过讲述几个真实案例故事，揭示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他曾在一个采访中提到过“制作这部纪录片并不容易”，甚至期间还病了两次。
正如库恩对《中国报道》记者说的，尽管中国有很多成就，也有很多故事可讲，但没有一个故事像中国承诺消除国内所有极端贫困并计划在2020年底前实现这一目标一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同时能够代表真实的中国。但库恩也曾提到，“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正面信息，比如扶贫，都没有被外界正确理解。”
76岁的库恩如今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国调研交流。30多年来，这位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200多次飞赴中国出差、调研，通过出版书籍、制作纪录片、参加论坛等方式，“一直努力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丰富而复杂的中国故事”。
到底该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
在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战》中，讲述了几个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年轻的“第一书记”前往偏远乡村，投入扶贫工作;甘肃女孩因为教育改变了命运;哈萨克族牧民通过饲养骆驼摆脱了贫困;贵州的老人们搬出偏僻的山区村庄;第三方评估团队对脱贫攻坚效果的独立审核……故事层层铺开，它们具有真实的力量。
最近，库恩正与他的团队正在摄制第二部关于中国脱贫攻坚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将主要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和在医疗健康方面的应对。除此之外，他还在为两本书的出版做准备，其中一本书也是关于中国的脱贫攻坚情况。
《中国报道》记者近期对库恩进行了书面采访，他向我们回答了关于为何会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对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何思考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报道：为何您如此关注中国脱贫攻坚的相关话题？
库恩：这是我必须要讲述的中国故事。
我来到中国已有30多年时间了，和我的老搭档朱亚当（Adam Zhu）一起，通过各种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发现，尽管中国有很多成就，也有很多故事可讲，但没有一个故事像中国承诺消除国内所有极端贫困并计划在2020年底前实现这一目标一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同时能够代表真实的中国。
事实上，中国的脱贫攻坚是打破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最好故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扶贫计划和实施的运作，了解非常有限。他们读到的关于中国扶贫的内容大多是泛泛而谈，比如用的都是“8亿人”这样的庞大数字——当然，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冷冰冰的。因此，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扶贫情况，就需要去倾听那些个体和一户户家庭的故事，它们数不胜数。
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15年里，我和朱亚当一起走遍了中国的100多个城市以及无数的县、乡、村，去研究、调查、采访、出书、发表论文、制作电视节目和纪录片。在这之后，我自以为已经了解了中国，但直到我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山村实地考察后，我才真正明白扶贫的意义。我与那些贫困的村民攀谈，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代入感十足，仿佛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与他们共同经历了脱贫的过程。
与CGTN 合作完成的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
我还出乎意料地发现，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其实也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农村扶贫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90后和00后。在跟这些年轻人——包括在大城市出生的农民工子女的交流中，我感到一丝悲哀，很多年轻人对他们父母生活和耕耘过的乡镇近期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我致力于向世界——包括向中国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的最主要原因。这是我必须要讲述的中国故事。
另一方面，除了了解扶贫工作本身，也可以通过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来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及组织能力，这在中国于国际事务中作用越来越大、敏感度越来越高的当下，尤为重要。
中国报道：您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获取了大量一手信息，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有哪些？
库恩：第三方评估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我们的国际摄制组在美国获奖导演彼得·盖泽尔的带领下，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我们的制作伙伴CGTN合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访中国各地，深入到大规模的扶贫项目中。我也想看看，中国精准脱贫政策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
我去了正在进行易地搬遷的贵州省惠水县，那里的村民从偏远山村搬到了70公里外的明田社区。据我了解，搬迁到这里的村民住房是免费的，一个四口之家最多可享有8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政府还承担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沙发、床、厨具和电视。
一些村民还学会了新的非农技能，譬如参加烹饪班。我结识了其中一个学厨师的农民朋友，他一家三代和他的几个朋友都很满意新生活。但同样地，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搬迁，毕竟乡村才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因此，说服村民搬迁就成了当地党委书记的工作。而根据规定，他和当地政府都不能强迫人们搬迁。
“第三方评估”令我印象最为深刻——这一制度的出台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欺诈行为。事实上，即便中国的扶贫工作在产业发展、教育、易地搬迁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中国幅员辽阔，在资金流量如此大的情况下，依旧会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2015年至2019年，全中国有近300万名党员干部工作在农村扶贫一线。“第三方评估”人员的工作就是评估扶贫的效果及官员们的工作情况。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区，几乎不可能认识他们要评估的官员，因此评估结果不会被个人关系所左右。而且为了确保当地官员不会为了视察现做准备，评估组会在最后一刻才决定去哪里，视察的时间也往往就安排在到达当天。
看完我们的纪录片后，一位颇有阅历的美国人说：“我从没想过这会是个正面的结果。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太多了，我们以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底层社会根本就不在乎。”
中国报道：您认为中国的脱贫攻坚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还面临哪些挑战？
库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承诺及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是三个强有力的因素。
人们或许会对此感到惊讶，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会把脱贫攻坚当作他最重要的工作。近7年来，我也始终关注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到2020年中国要消除绝对贫困的不懈努力。
2017年11月，库恩为纪录片拍摄在贵州进行扶贫调研，图为库恩骑行在偏远乡村。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年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这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历程。从本世纪初开始，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或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或是没有足够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或是因为他们年老体弱……无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多么迅猛、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有多高，仍有人处在棘手的贫困之中。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他说，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号。
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每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档案和专属计划，每个月都有检查，有纸质记录，记录被数字化……以便集中分析管理。这可是上百万户啊！
自2013年以来，有赖于严格、量化和透明的程序，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每年令1000万至1400万人脱贫。此外，还要归功于三个强有力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承诺及中国共产党的动员。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下达指令，而是通过其组织结构——中央政府和五级（省、市、县、乡、村）地方政府（组织）来实际执行。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示要亲自抓好扶贫，为其他官员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走遍了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4个贫困村。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在强调扶贫，鼓励党员干部定期到贫困地区走访，直接与当地群众交流。他曾表示，“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曾提出过这样的论断。第三，中国共产党能够协调全国人员和物资。不论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还是在扶贫工作中，这种“全民动员”机制都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集中一切资源，团结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的总体目标。
当然，中国的精准扶贫攻坚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也曾面临或者说当前仍面临着不少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和广泛性，世界经济普遍下滑，衰退的经济体购买力不强，削弱了中国出口型企业的收益;中美关系的现状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从扶贫工作本身来说，数据可靠与否也是个问题。另外，2020年热度退去后，该如何防止脱贫的人再度返贫？中国扶贫要想真正成功，必须是可持续的。
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此前说过的，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还要“回头看”，通过产业发展、培训、就业、后续帮扶等方式，建立稳定脱贫、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
当中国2020年的脱贫攻坚目标完成后，也即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的人摆脱贫困。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史书时，中国的精准扶贫很可能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故事。这一史诗般的成就将为人所铭记。
《中国报道》：中国在脱贫攻坚领域有哪些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库恩：其他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不同，但中国要相信自己的扶贫经验可以帮助到它们。
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40多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在过去的7年多来，那些极度贫困的人们也终于摆脱了贫困。中国的脱贫成果被称为发展奇迹是有道理的。
一个国家要想做成扶贫工作，首要的就是国家领导层必须态度坚决、给民众以承诺。作为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我很欣赏中国领导层从科学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规划过程严格，会制定具体措施，设立监督、反馈和纠错机制——中国愿意反思和改进措施，这也是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当前，中国已经开创了产业、教育、易地搬迁、生态补偿、社会保障等扶贫方式，这些都可以被其他国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政府实施的组织体系也可以被借鉴。
所有国家在进行脱贫工作时都应该认识到，要激励官员把扶贫放在其价值认知中的首要位置，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只能自上而下地去实现。这也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大经验。
中国报道：您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脱贫进展？
库恩：我认为，这次疫情是对扶贫体系的一种“压力测试”。
当中国领导层称疫情防控为“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时，我很重视——在我对中国30多年的观察生涯里，不记得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但显然，这是国家领导层自信的表态。我认为，这次疫情是对扶贫体系的一种“压力测试”，它能让人更清晰地分辨出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能依靠谁、不能依靠谁。
毫无疑问，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经济也确实受到了影响，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对包括扶贫在内的工作注意力。一些农民在播种季节无法回到土地;外出务工人员无法返岗……此外，医疗问题和经济受挫又导致一些新的贫穷，也让曾经贫穷的人再度返贫。
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将脱贫目标日期推迟到2020年以后，但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态，必须如期实现贫困线以下農村居民全部脱贫的目标。这份决心是非常重要的。
